论匡正汉主是班固撰述《汉书·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五行志》作为班固新设的四志之一 ,在《汉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与刘向《洪范·五行传》不同 ,《五行志》只记灾异不言祥瑞 ;从它选择的史事、依据的理论渊源以及当时的政治发展看 ,匡正汉主应是班固撰述《五行志》的政治目的。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汉书·艺文志》刘歆、班固选扬雄赋考论

《汉书.艺文志》由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在扬雄赋的著录上,班固在《七略》原四篇赋的基础上增补了八篇,本文就这十二篇赋的篇名和刘歆、班固各选扬雄赋为哪几篇作考论,从而看出刘歆和班固著录扬雄赋的标准之差别,感受二人不同的文学观。

从《文选》设论三篇论文人著述观念的产生

汉代文人因郎官身分而饱受世人的质疑与讥讽,《文选》设论三篇即说明两汉赋家郎官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评价,并透露强烈的著述观。从东方朔《答客难》对不遇的愤慨,转向扬雄《解嘲》弃仕进而著篇籍,再到班固《答宾戏》申明以著述为业,并著《汉书》以立言,显示在遭遇"士不遇"窘境时,文人将愤慨化为"著述"的心理动因,著述从事功失败下的无奈选择,一变而为体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事功与著述成为王道化成的必要条件,为人生追求的新目标。

从班固作品异文看写本时代的文献传写——以《文选》、两汉书为中心

尤刻本、陈八郎本《文选》与宋本《汉书》《后汉书》可以视为写本的凝定形态。比较其中的班固作品异文,可知史书系统与《文选》系统所载班固文章,其祖本差异较小。异文中虚词互用与增删情况较多,结合其他写本的异文,可知写本时代的学者对于虚词尤其是语助词的重视呈逐渐加深的动态过程,且多不视其为区分版本的标志。分析其中部分实词异文,可知史书系统更好地保留了作品的原始面貌。两汉书相较《文选》,在写本时代的传写中,具有较好的稳定性,这与古人校书时更重视史部的态度有关。

班固的神话传说民族志书写

班固的《汉书》保存了汉代社会一些具有神话传说色彩的历史,主要体现在《五行志》《地理志》《郊祀志》等部分对于社会文化生活的记述中。班固重视神话传说的历史书写,形成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志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