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比较视域下中国古典意象的书写与传播——以中日诗歌中的班婕妤故事为例

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在于故事的“融入性”。以中日诗歌中的班婕妤故事为例,考察中国古典意象在跨文化语境中的书写与传播,发现中国诗歌多侧重于塑造班婕妤的贤妃形象,背后隐含着儒家思想;日本汉诗则聚焦于放大其“哀怨”形象,折射出日本文学“脱政治性”的传统。中日诗歌中呈现的差异,既基于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中国古典意象融入异国文化语境的结果。中国故事要“走出去”,关键在于立足海外受众的文化关注点,通过双向影响和融合实现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提升中国故事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班婕妤和她的赋

从班婕妤《自悼赋》和《捣素赋》的创作背景、题材、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使读者能够认识这位宫庭女作家与同时代男作家的不同之处。

钟嵘《诗品》班婕妤条疏证

钟嵘在《诗品》中指出班婕妤"出于李陵"主要在于二人人生遭际相似,作品以怨情为主,均体现出重比兴和卒章显志的写作手法。另外,《汉书》不载《怨歌行》不能成为此诗为伪作的理由,因班固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多不选录怨君愤上之诗。

论班氏两位女作家的汉赋创作

班婕妤、班昭是同出一门的两位汉赋女作家,她们以各自的作品确立了自己在赋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们的出现,有家庭氛围和社会风气的原因。她们的文风都比较典雅,情感表达都较温和、含蓄,这是所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及儒家礼教影响的结果。

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下的女诗人形象——以班婕妤和萧观音为例

班婕妤和萧观音是在汉族和契丹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两位杰出女诗人,她们都生活在深宫内院之中,都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她们的诗词都体现出贵而不显的巾帼才情,都表现了繁华已逝的宫怨落寞;但是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使得她们的诗词作品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同中有异,从而形成了她们不同的文学风格与处世方式。

西汉班婕妤《报诸侄书》校正

西汉班婕妤《报诸侄书》具有多重珍贵的文献价值,但是该文的释读与整理存在大量的分歧与误区。概言之其主要误区有二:一没有理解“记言属见”意即“《记》言嘱见”。“记”是“奏记”体的简称,“奏记”是汉代身份低者向身份尊贵者使用的一种文体,但“记”与“奏”则是汉代两种不同的文体。该文“记”具体指班婕妤诸侄写给她的“奏记”体书信,“属”通“嘱”,全句意即“来信嘱咐(嘱托)索见……”二没有认识到“属见元帝所赐赵婕妤书”的“元帝”实乃“成帝”之误,但又不可径改为“成帝”,可视作衍文,亦可删去。

班婕妤生年及其《怨歌行》作年与真伪考辨

关于班婕妤的出生年代,大都据傅玄、李白《怨歌行》"十五"入宫,再据汉成帝竟宁元年(前33)即位,上推十五年,认为班婕妤当生于汉元帝初元二年(前47)。今据《汉书》与《资治通鉴》的有关资料,提出质疑。徐陵以为《怨歌行》作于班婕妤退居长信宫时,而郭茂倩《乐府诗集》亦持此种观点。长期以来不少学者以为《怨歌行》非班婕妤所作,是篇伪作。今据班婕妤生平事迹和有关史料加以辨析,考证《怨歌行》为班婕妤居增舍宫所作,并非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