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自由化的数量效应：源于储蓄、资本形成的经验证据

与质量效应不同,金融自由化的数量效应存在于水平方向,它主要表现为对私人储蓄率、宏观投资率的提升和(尤其是对私人部门)信贷可获得性的提高等方面。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开始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并于2005年取得实质性突破。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最后一个步骤,金融自由化应该在水平方向影响着中国的私人储蓄和投资,但鲜有文献涉及此问题。作为一种尝试,以国内金融部门(银行)为代表,本文计算了一个金融自由化指数。利用这个指数,我们就银行自由化对私人储蓄和投资的水平影响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自由化的数量效应是显著的:自由化指数每提高1,私人储蓄率提高16%,信贷可获得性提高1%,宏观投资率提高9%。本文结论为中国金融自由化的水平效应提供了有利的经验证据。它也表明,在过去的一个时期,要素效应仍是金融作用于中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机制。

俄罗斯金融制度变迁二十年:起点、方案与路径

1991年俄罗斯实行私有化改革后,由于其在金融制度改革的起点、方案、路径选择上的失误,其银行体系面临着流动性风险、外汇与信贷风险等金融风险不断增大问题。由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引起的金融风险危害之大,已经明显在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证实,阻碍了俄罗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俄罗斯金融体系当前仍然面临着建立安全高效的商业银行体系,充分发挥利率、汇率等金融指标调节作用以及维护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等任务。

金融约束:现阶段我国金融深化的政策选择——理论·经验·借鉴

自爱德华·肖和伯纳德·麦金农较系统地提出金融自由化理论后 ,发展中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自由化为趋向的金融改革浪潮。然而不幸的是 ,多数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展现的并非肖和麦金农描绘的场景。西方经济学家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了反思 ,斯蒂格利茨等人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对理论的研究以及对日本战后至 70年代的经验借鉴 ,我国现阶段不宜实行全面金融自由化政策 ,而应实施金融约束政策 。

自由与权威的调和——论美国国民银行体系确立的背景、实质及影响

《国民银行法》的确立,是对货币银行领域的自由放任主义的修正,一定限度内体现了汉密尔顿主义思想传统,即加强联邦政府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监督管理。但是,由于杰克逊主义思想传统犹存,故《国民银行法》仍然保留了自由银行制度,也未能建立实行集中控制的中央银行。因此,国民银行体系的建立体现了自由与权威两种思想传统的调和。该体系的确立,导致美国银行双轨制的形成,使单一银行制永久化,同时还导致财政部的货币职能合法化。国民银行体系的种种弊端则是联邦储备体系形成的直接致因。

从台湾民营银行面临的困境看大陆的金融自由化

自从台湾地方政府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放民营商业银行设立的限制以来,民营银行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维艰,经营状况极不理想。本文从当前台湾新银行面临的困境入手,在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客观原因后,从中得出对大陆金融自由化的若干启示。

浅析我国的利率自由化问题

利率是一项重要经济指标 ,对经济活动起导向作用。而在我国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 ,利率受到严格管制 ,不能反映资金的供求 ,现行利率制度存在许多急待解决的弊端 ,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 ,这一问题日益突现 ,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 ,推行利率自由化势在必行。同时应该认识到利率自由化的实行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 ,这又决定是一个长远的过程 ,必须循序渐进 ,稳步发展。

Economy

Chinese Banks to Issue Large-denomination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the country’s central bank,issued a provisional regulation on June 2 that allow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issue large-denomination certificates of deposit(CD),giving banks more freedom in pricing interest rates.Individual investors can buy certificates of deposit worth at least RMB 300,000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t least RMB 10 million’s worth.

阿中关系的现状与前景分析

阿塞拜疆作为一个奉行平衡外交战略的国家,始终重视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将发展对华关系视为外交优先方向之一,两国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相互合作、科教文卫等方面相互交流。虽然在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还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但这并不会影响两国在能源、金融、贸易、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两国关系前景广阔。

生的自由与死的光亮——《额尔古纳河右岸》生命诗学探析

《额尔古纳河右岸》渗透着生的自由与死的光亮,昭示出深沉浓郁的生命诗学。于鄂温克民族原初生存形态与原始文化在现代化浪潮席卷中变迁的背景下,迟子建追忆了鄂温克民族淳朴、坚韧、本真、善美的生产生活图景,从中折射出一种坚守自由与孤独的生命底色,性与食的原始生命力,以及出生与死亡互渗互照的生命张力。

经济自由化背景下银行利差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了经济自由化背景下银行利差影响因素。通过中国2002-2010年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总体自由、货币自由与银行利差之间呈现负相关性,而贸易自由与银行利差之间则呈现正相关性。但考虑到经济不自由或自由不充分会导致银行垄断及垄断下的低效率和净社会福利损失,本文建议实施经济自由的开放政策,银行则可以坚持发展多元化业务以弥补经济自由所造成的利差收入下降。

外资银行参与对企业出口选择的影响：基于经济自由和金融监管程度的分析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调研数据,探讨外资银行参与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关注经济自由度和金融监管度对外资银行参与与企业出口关系的中介效应。采用分位数回归的估计方法,减少了由于数据异方差或尖峰厚尾带来的回归不稳定性。研究结果支持了外资银行参与度提升对企业出口有促进作用的观点,并且对中低等出口水平企业的促进作用与对高等出口水平的企业相比更加显著,表明现有银行体系低效率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外资银行的资源来促进企业融资,增加企业出口。同时我们发现,经济自由度和金融监管程度对这一传导机制有明显的中介效应,这一效应的大小随企业出口水平的变化而显著不同,表明宏观金融环境在其中的重要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竞争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

跨境资本流动引发的信贷扩张效应加剧了银行业竞争,从而对出口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2590家出口企业年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影响主要来自跨境资本对货币、存贷款及贸易信贷的投资,而跨境资本证券投资规模增加反而会加剧出口企业风险承担。异质性检验表明: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高杠杆率及中西部地区出口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银行竞争引发的出口企业商业信用错配、债务成本及融资约束效应在跨境资本流动与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中承担着多重中介作用,而出口价格与贸易自由度提高均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动对出口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

银行业上市浪潮对我国金融法律的影响

自 2 0 0 0年开始 ,我国加快了银行业上市的进程 ,这不仅给我国传统的银行业带来生机 ,而且对我国银行业现有法律也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国金融法律为适应银行业上市和世界金融自由化的浪潮 ,必然要进行全方面的变革 ,包括对银行监管的重构、对现代银行运作的进一步规范、对银行业市场化的引导和鼓励 ,以及保障作用的加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