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商周青铜器兔形纹饰意象转变考

青铜器上的兔形纹饰在商周时期所代表的意象呈现三个不同阶段。商代晚期,兔形纹饰与其他动物纹组合,在祭祀仪礼中充当与祖先神灵沟通的媒介。西周时期,兔形青铜器的种类增多,兔形纹饰单独出现且更加立体,使用者由殷人变为周人。从晋侯墓出土兔尊的位置和数量以及周人重视子孙繁衍的角度来看,兔尊可能表达了晋侯希冀子孙兴旺、晋国宗庙祭祀绵延的美好愿望。东周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将兔形装饰在日常生活用品和马车上,反映了游牧族群的生活场景,兔的意象再次发生改变。

西周青铜器的审美特征

西周青铜器的精神内涵和相称比例关系既符合力学要求,又体现了视觉的美感要求,并向着简单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在虚实统一、有无相生中突显了器物的实用性和装饰性。其纹饰以平面表现立体特征,粗细线条表明画面元素的前后虚实关系。雕塑技法使器表平面上表现出浑厚、凝重的立体效果。动物纹饰逐渐简化而富有图案趣味。神秘色彩淡化,纹饰重视抒发性情。西周中晚期金文逐步摆脱商金文的影响,以"篆引"为基础,开始形成自家风貌,走向纯粹线条化。字型固定统一,结构取纵势,修长婉丽,圆融内敛,"线"的自足性得到强烈张扬,笔墨韵味获得独立,线条浑厚华滋,凝重自然。西周青铜器的礼制化、系列化特色突出,富于秩序感和庄严感。

从金文看周代媵妾婚制

金文中,作器者分别以7种名义为出嫁女铸媵器。有些铭文虽无“媵”字,但从内容上大致可以推定其为媵器。两女同时被媵送时,其中一女是作为异姓他国来媵的媵妾。两个出嫁女的称谓可能铸于同一媵器之中,也可能分别铸于不同的媵器之中。周代这种异姓嫡媵婚制,使周代女性地位一落千丈。

论古汉字构形变化的规律

“汉字构形学”是王宁创建的理论体系,它适合于分析各类汉字的构形模式,便于对不同形制的汉字进行比较。本文以汉字构形学理论为指导,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技术,对古汉字构形变化做从定量到定性的研究,总结出汉字构形在古文字阶段的变化规律义化、音化、记号化。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史述要

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虽取得很大成绩,但较之于器型、铭文、铸造的研究相对滞后,因此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对西周青铜器纹饰研究在历史上取得的实绩进行鸟瞰式的述要很有必要。

探索与证伪:关于饕餮纹含义的几种学说

商周青铜器饕餮纹,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引人入胜的课题之一。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对其功能涵义作出了各种尝试性的阐释,先后提出了"巫蹻说"、"萨满面具说"、"天帝说"、"地母说"等若干理论假说。本文拟就上述诸说一一加以"证伪",以期为重新解读饕餮纹含义提供合理的认知前提。

宝鸡出土周初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西周初期宝鸡地区的青铜器有深入研究的空间。从器形特点而言,青铜禁、方座簋、四耳簋、编钟、剑都是宝鸡青铜器群中颇具特色的器物;从纹饰而言,向外飞射的棱角、尖刺乳钉纹、蜗纹是宝鸡出土青铜器的独特装饰风格;从器形组合而言,鼎、簋组合,觚、爵、斝减少,铭尊、卣组合的出现是宝鸡出土周初的青铜器的特点。宝鸡出土青铜器之所以出现以上特征,是由于其受到多种文化影响。从宝鸡出土族徽铜器可发现商周大部族国,与远方部族国、高度发达青铜文化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交流。

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

近年来在天水地区新出土的秦人早期青铜器及其铭文,为准确认识秦系文字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将新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传世青铜器相结合,根据其制作年代考察其铭文的演变,则秦人早期青铜器目前所见最早的是秦庄公时的不其簋,其次是秦襄公受封建国时所造秦公簋与盄和钟,再次是大堡子山秦公诸器。与之对应,不其簋铭文表明秦人已经熟练模仿和使用周文字,而秦襄公时的秦公簋与盄和钟铭文标志着秦系文字已肇其端,中经大堡子山秦公诸器铭文的进一步发展,至春秋早期秦景公钟、镈铭文,秦系文字已完全形成。

问题与分歧:商周青铜器纹像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青铜时代"礼仪"美术一种重要的物质载体,商周青铜器尽管自宋以来就是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证经补史""尊文绎器"等传统学术思维的束缚,青铜器纹像较之于青铜器造型及铭文的研究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20世纪初,随着西方考古学的引进和实践,青铜器纹像也与器形、铭文一样逐渐纳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对一个世纪以来商周青铜器纹像研究领域面临的问题及其分歧进行评述,有利于将该课题的研究推向深入。

西周金文字形书体与铜器断代研究

本文试图从理论角度探讨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研究及其断代应用的可行性。提出可以利用类型学原理,结合商周金文字形书体自身特点,依据标准器铭的文字形态,重点选取一批在某个历史阶段出现频率较高,文字形体结构有着明显时代特征或者偏旁结构较为复杂的单字,先分类、后分期,以此厘清西周金文字形书体的发展规律和进程。此研究不仅是出于古文字自身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为了进一步服务于西周铜器断代体系的完善。

青铜器铭文与西周文化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中国金文书法中洋洋大观能够统领一代的金文书体,是研习古代书法艺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西周铭文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神韵,也体现了中国书法艺术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在分析青铜器产生、发展的基础上,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书法特点、书体演变过程、青铜器艺术精神及西周文化进行了简析,以期对西周金文及西周文化特点有更深刻的了解.

长江下游西周青铜器构成研究

长江下游出土的西周青铜器按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按国别可分为吴器、越器和干器,按青铜器的文化来源还可进一步分为若干构成部分,但在西周早期的吴、越青铜器中,都出现了宗周青铜器。长江下游的宗周青铜器主要出现于康、昭时期,反映了西周早期周王朝对长江下游的经略和康昭时期周王朝对长江下游的象征性控制,而昭王之后几乎不见宗周青铜器,表明昭王之后的周王室对长江下游的象征性控制已日渐衰微。

商周青铜器纹样发展的历史回顾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文化种类多种多样。早在夏朝时期就出现了青铜器,并在随后的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艺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商周青铜器作为我国古代青铜器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这时期的青铜器具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一直是青铜器研究界的研究重点,对其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商周青铜器纹样发展经历了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

眉县杨家村器铭历日的难题

眉县杨家村新发现的西周青铜器窖藏,有两组鼎铭记宣王四十二、四十三年历日,但与现代推算的历表有不合之处。如认为铭文本身有误,或有关文献有误,都有困难。由同时的鄀公缄鼎可知,当时颁行的历日曾出现混乱,将来有更多的材料,应可详细了解。

金文中的女性享祭者及其社会地位

以金文中女性享祭情况与男性享祭情况的对比为纬,考查女性享祭者礼遇高低的量化相对值;以不同时期女性享祭情况的发展变化为经,考查女性享祭者礼遇变化的量化绝对值,揭示出殷周社会对女性享祭者的尊崇逐渐减弱的事实,证明殷周女性社会地位极其低微并逐步下降的观点。

青铜簠兴起于宝鸡说

本文依据陕西宝鸡石鼓山2013年岁末发掘出土的两件青铜簠资料,并结合传世的西周早期青铜簠,指出宝鸡出土的青铜簠具有年代最早、数量最多、体量最大且形成组合的特点,可以认为青铜簠最先兴起于宝鸡地区。这与宝鸡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有关,也与宝鸡地区重食的文化氛围与传统有关。

皿屖方座簋和皿天全方罍

本文旨在对陕西陇县出土的皿屖方座簋、旬邑出土的皿戟与湖南桃源出土的皿天全方罍做比较研究,认为它们是一个家族的器物。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论证皿天全方罍的年代未必如以往所认为的在商代晚期,很有可能已进入西周初年,并在此时从陕西来到湖南。皿方罍出土在湖南有两种可能:一是随分封到湖南的诸侯来到湖南,一是随南征将领来到湖南。说明在西周早期,处在陕西关中的周王室与湖南的国族就有密切的往来。

西周赏赐制度研究——以对西周金文赏赐物的量化分析为视角

西周赏赐类铭文中常记载各种赏赐物品,这些赏赐物的出现以及之间的组合都呈现出一定规律。掌握这些规律不仅有助于正确理解铭辞文意,对充分认识西周赏赐制度,以及受赐者地位和判断铭文时代等也具有重要意义。此外,量化分析为考察这些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进而以分析结果为基础探讨、总结各类赏赐物间组合规律。

从金文看西周的媵婚制度

西周时期,作器者分别以七种名义为出嫁女铸媵器。有些器铭虽无“媵”字,但从内容上基本可以推定为媵器。西周时期的媵器,基本上是一器铭一女,这说明西周时期以两国通婚为主;与春秋时期一器兼铭两女,三国通婚相对比,反映出西周时期列国结成婚姻政治政治联盟的必要性尚不迫切。以父的名义为出嫁女作媵器居绝大多数,这说明此时期父权特别强大。从器铭反映的婚姻关系可见,此时期贵族通婚实行等级内婚制;相邻之国往往结成婚姻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