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的报应结构

犯罪—刑罚的发生次序类似于个体本能反应中的刺激—反射,但又与之存在根本差异。符合群体伦理信念的刑罚能得到强化,反之则会被削弱。刑罚的设定应遵循该当性原则,符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观念。犯罪与刑罚应跟随群体伦理信念调整。现代社会刑罚结构的制定权常由专门机构、社会精英行使。虽不应倒退回刑罚制定的原初阶段,但亦不能忽视刑罚的社会文化基础,否则难以取得预想的实施效果,还可能适得其反。

超越比例原则:同态报应量刑原则的法理根基与实践意义

德国公法中的比例原则并不是刑罚的内在道德原则,而是外在于罪刑均衡的补充性政治原则。在预防性刑法时代,单凭比例原则无法对预防刑的扩张风险形成有效约束,而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点”或“幅”量刑限制理论都不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回归同态报应原则是捍卫古典罪刑均衡理念、防止重刑化趋势的可操作方案,实质是从“量”的思维转向“质”的思维。以同态报应作为量刑原则,不需要预设不合理的刑罚证成理论,也不必然导致不人道或无法操作的刑罚方式。同态报应的本质是罪犯角色的转换,将罪犯从试图脱离法秩序的优势地位转为受到法律强制力约束的弱势地位,从而否定罪犯的不法宣称,恢复法秩序的公信力。根据同态报应原则,社区矫正可以被视作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刑罚,而不仅仅是对监禁刑的边缘补充。

秦腔中所弘扬的传统善恶报应法律价值观

秦腔曾经能够成为戏曲界“花部盟主”,而后流播至全国,成为全国流行的“国剧”,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承载着“关学”的法治精神。而这种“关学”法治精神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以秦腔为载体所弘扬的善恶报应法律观值得挖掘与传承。

从复仇到该当——报应刑的生命路程

顺着历史的线索 ,本文展示了报应型的生命路程 ,认为报应型脱胎于原始复仇习俗但又构成对复仇的野蛮性的否定 ,由等害报复论到等价报应论的嬗变是报应论的升华 ,而由等价报应论到该当论的演化则是报应论在当代的新生。通过对不同报应论的梳理 ,作者证明了这样一个论点 :报应论反对复仇 。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之理性分析——报应刑刑事政策视角的观察

非犯罪化、非刑罚化是现代刑法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但是,关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仍需进一步加以研究。过去,学者们往往从某些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论证使这些行为非犯罪化的合理性问题。本文认为,使一些行为非犯罪化的主要不是因为这些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是因为刑法能否对这些行为进行有效干预。另外,有些学者认为报应刑理念是与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相冲突的,要实现犯罪化、非刑罚化必须放弃报应性理念。本文认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报应刑理念并不冲突,用报应刑理念完全可以解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合理性问题。

另一种“法的正义”——民间报应正义的法理分析

通过生活中发生的诅咒现象,我们发现内藏在纠纷中而独立于利益之外的报应系统,称之为民间报应正义。民间报应正义既是一种社会观念,又是一种隐性的社会秩序。它主要包括善的报应和恶的报应,这些因素既是报应正义诱因,又是报应正义的主要类型。民间报应正义与法律报应正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分属不同的秩序系统。法治应对民间报应正义高度重视,辩证对待。

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

晚近德、日刑法理论经历了从绝对的报应刑论到相对的报应刑论直至新报应刑论的变化,三种报应刑理论倡导的量刑基准各有利弊。这对我国的刑罚目的论、量刑基准论和量刑规范化改革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在刑罚目的论中,应当正确界定刑罚目的和刑罚本质、刑罚的正当化根据三者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刑罚目的是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在量刑基准论中,应当处理好责任和预防、一般预防内部及其与特别预防的关系;在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时,需要完善目前的量刑步骤和关注现行规范下死刑裁量基准的适用。

如何解决个案量刑时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

如果一个犯罪人的罪行很严重但预防必要性较小,或者罪行较轻但预防必要性较大,如何进行刑罚量的裁决,是裁判者和刑法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以责任为基础,采纳点的理论来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是较好的选择。当然,也要避免将应当作为责任刑考虑的因素当作预防刑因素予以考虑,或者过于抬高犯罪人悔罪等事后情节的地位,从而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

佛教果报观与传统报应观的融合

印度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焦点在于生命意识和伦理道德的差异。为在中国得到更大的发展，佛教果报观作出巨大让步，实现了中国化。其显著标志是承认现世报，肯定人世的福寿利禄，接纳以孝为核心的伦理规范；在保持固有的戒律性、出世性、精神性和个体性的基础上，接受了传统报应观的伦理性、现世性和功利性。佛教果报观与中国传统报应观完全合二为一是在民间信仰，二者之所以融合无碍，是因为民间报应信仰本质上是浅薄的实用性的信仰，所关注的是个人和子孙现世的幸福以及来世好报，没有门户的羁绊和学说的顾忌。

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

德福统一是道德信仰的重要内容,由于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常常难以实现,导致了道德人生的困惑,动摇着人们的道德信仰,而宗教善恶因果报应说正好迎合或满足了人们对德福统一理想的向往。宗教把善恶因果报应当作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大法则,由此强烈地干预了人间的道德生活和人们的道德信仰。从人类历史上看,相信宗教所倡导的善恶因果报应律,对人们形成一定的道德责任感、道德信念和道德信仰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人们不再把德福统一、善恶报应寄托在宗教的承诺上,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德福统一,就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一个具有伦理权威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善恶因果性有效运行的社会。

明代善恶报应观念的强化与社会调控

明前期政府出于教化需要有意识的灌输,明中后期由于传统社会的异动、士大夫阶层的有意旁及,善恶报应思想逐渐被民众广泛接受,成为凝结于民众心灵深处的一种信仰,对明人伦理价值观的缔构和社会行为产生了广泛影响。

鬼神笼罩下的“明镜高悬”——鬼神报应与明代司法吏治

传统鬼神信仰与善恶报应观念在明代统治者的宣扬下达到历史高峰,对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司法领域,表现为全能全知的鬼神以无所不知的灵通监督着地方官吏,并视其表现给予报应。这种观念和思想尽管有其消极影响,但总体而言,它使司法官吏笼罩在鬼神阴影之下,对于制约司法官吏、预防其司法渎职不乏积极意义。

实学视阈下拟话本小说善恶报应叙事研究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盛行,拟话本小说亦受浸染。从实学角度审视话本小说中的诸多善恶报应故事,亦可发现其中的实学精神。一方面是善恶观念的变化及善恶报应的温情化体现出来的性一元论的"实性观";另一方面是对"实德"、"实修"的看重,尤其倡导实行与实功,倡导有益于世。话本小说家热衷于将鬼神、附体、梦境、入冥等神秘现象与善恶报应相结合,是"发愤"的自救使然,也是经世、救世使然。

《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思想的剖析与评判

依据佛教教义对《聊斋志异》因果报应思想加以重新剖析与评判,很有其必要性。《聊斋志异》的因果报应思想与一般人所说的宿命论也有根本区别。前者是以人为主宰,后者是以天或神为主宰。

“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话本小说

中国话本小说普遍存在因果报应思想，这种观念不仅来自佛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上自达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普遍具有的社会存在。反映在话本小说中一方面是从作品结构上以果报思想作为整体结构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话本小说的独特形式，以说话人身份穿插议论评述，经文人染指后更与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话本小说果报观念宣扬了鬼神迷信思想，让受压迫群众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在艺术上使作品容易流于人物塑造类型化，结构公式化的弊端。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正义必胜、邪恶必败的思想，表达了人民群众惩恶扬善的理想愿望。

刑罚报应正义与功利正义的衡平

刑罚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各有优缺点,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正确解释刑罚正义。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的关系实质就是公正和效率的关系。在报应正义和功利正义中,应以报应正义的实现作为第一目标,报应的实现包含了功利的实现。在依功利正义应当减轻犯罪人的刑罚时,则功利正义优先于报应正义。

报应主义与刑事政策

只有将刑罚目的奠基于报应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之上,现代刑法才真正有可能不仅成为保护人民的大宪章,而且成为保护犯罪人的大宪章。报应主义一经脱胎于原始的报复便与其分道扬镳,它以意志自由为立论前提、道义责任为归责基础,主张罪刑均衡,彰显公正、人权、秩序之现代文明社会三大价值。虽然单纯的报应并不足以解释刑罚的目的,与预防相结合才是其真正归宿,但是报应优先、兼顾功利的一体化思想应当成为我们坚定的立场并贯穿于死刑、刑罚个别化和“严打”等诸多刑事政策的考量之中。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相互对峙,勾勒了刑罚理论中风格迥异的两大景观。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各执一词,难免片面,于是折衷主义崛起。折衷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既在于报应犯罪,又在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其实,报应与预防是相互兼容统一的。报应构成刑罚的基底,在此基础上刑罚也应当考虑积极的一般预防和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报应与预防又各有不同的侧重。

中国传统报应观与佛教果报观的差异及文化根源

中国传统报应观具有伦理性、家族性、现世性和功利性 ,保持印度精神的佛教果报观具有戒律性、个体性、出世性和精神性。中国传统报应观的终极关怀是果 ,企图通过好因获得好报 ,断绝导致恶报的因而力行可获善报的因。佛教果报论的终极关怀是因果之外的涅般木 境界 ,关注因是为了从因上断尽导致生死轮回的业报 ,最终摆脱因果 ,彻底解脱。差异产生的原因 ,在于古代中国和印度文化中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关注领域、生命意识和思维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