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加工企业市场势力与技术创新

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是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但鲜有文献从市场势力视角研究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激励。为此,基于创新决策模型解释企业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并采用2008—2021年农产品加工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LW市场势力测度方法,建立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市场势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在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2SLS方法处理内生性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第二,市场势力通过溢价效应和成本效应等机制共同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技术创新;第三,市场势力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交通便利度、企业产权属性等不同呈现出异质性特征。需要从培育领军企业、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国有企业创新引领作用等方面制定相关政策,以促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创新,从而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外部需求、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制造业集聚对经济增长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重要影响。基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OP法、ACF法等方法测算了相关年份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Bartik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外部需求作为工具变量,深入探究了外部需求引致的制造业集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1998-2007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变化幅度在2%~4%,2011-2014年增长速度变化幅度在0.3%~1.9%。基准分析发现,外部需求引致的制造业集聚每提高1%,可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0.125 0%,即制造业集聚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一结果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制造业集聚对非出口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强劲。将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归纳至城市层面,并对其动态分解,发现样本期内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贡献来源,进而发现制造业集聚对技术进步效应的积极影响。应该说,推动制造业集聚的发展和演化,保持中国制造的全球优势,是新发展阶段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可行途径。

自然保护区建设与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自然保护区为旅游业发展创造有利自然环境的同时,也使周边地区旅游开发面临较高的生态规制压力。论文基于国土资源管制与生态环境管制双重视角,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自然保护区建设对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通过使用份额移动法所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显示:(1)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显著抑制了周边地区旅游业的发展,而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并不明显。(2)自然保护区的管制效应随保护区级别、地方履行管制职责意愿与执行管制措施能力的提高而增强。(3)在旅游资源禀赋较高、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对旅游业发展的抑制作用将被弱化。研究既为自然保护区通过管制效应抑制周边旅游业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又为优化中国自然保护地治理体系提供了决策参考。

中间品进口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

为破解环境资源约束存在的突出性问题,如何提升中间品生产质量以更早实现“双碳目标”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节点。基于2000—2014年WIOD投入产出数据,以中间品进口依赖的核算为切入点,在高维固定效应检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等检验下细致地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渠道。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可以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的提升;研发和经济增长对中间品进口与碳排放效率间的关系具有传导作用,提高研发质量、全面促进消费升级和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可以使中间品进口更好地发挥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效用;中间品进口对发达国家碳排放效率的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大于发展中国家,对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边际促进作用可能大于服务业。研究表明:进口中间品可以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点,可以适当鼓励制造业使用进口国外中间品,以加强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更快地实现“双碳”目标,共同推进绿色转型。

出口放缓、高质量换挡与地区经济增长

金融危机后,在外部需求疲软的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正经历从高速扩张“换挡”到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出口“换挡”不仅意味着增速的放缓,还是产品质量的转型。以往文献中对于出口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解决有所不足。因此,利用2011—2015年的海关数据,从地级市层面和产品层面出发,基于经典的Bartik(1991)方法,构建地区出口冲击的工具变量,同时考虑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的变化,探究中国“新常态”背景下出口贸易“换挡”转型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OLS相比于2SLS回归较大程度低估了出口增速减缓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抑制作用;(2)城市层面异质性分析发现,出口冲击仅对低平均出口增长率的城市具有更显著的作用;(3)资本与技术要素密集度的提高有利于减缓出口增速放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进口竞争还是产业转移:对“中国综合征”的再探讨

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流传“中国综合征”的观点,即中国对美出口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全面且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发现已有研究忽视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使其工具变量不再满足排他性要求,导致估计结果存在严重偏误。为此,文章引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变量,并采用Bartik方法构造工具变量,同时检验贸易与投资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中国对美出口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下,美国劳动人口会发生跨区流动,这与“中国综合征”研究框架的核心假设矛盾,动摇了其结论的基础;即使接受其研究框架,纳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变量后,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层面并未产生全面显著的负面影响,反而能够显著提升制造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尽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存在显著负面冲击,但文章测算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总量影响仅为2.1%。考虑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只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极小部分,不应将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归咎于中国。

制造业集聚与企业减污:大气污染和水体污染的差异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和创新制造业集聚,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本文基于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合并数据,采用Bartik方法构建城市层面的外部需求作为工具变量,精细甄别了制造业集聚对企业水体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的差异化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样本期制造业集聚加剧了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抑制了企业二氧化硫排放。机制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大体相仿,结构效应却迥异,即制造业集聚显著降低了煤炭消费占比和能源强度,这是其抑制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重要原因,不过,制造业集聚降低了企业循环用水率,还提高了新鲜水资源消耗占比,这是其加剧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对国有企业、非高技术行业和城市集聚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的促进作用更大,对非国有企业、高技术行业和高集聚水平地区企业二氧化硫排放的抑制作用更强。本文研究为推进企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与机制

基于中国26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运用Bartik工具变量方法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机制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一方面通过增强城市创新网络嵌入与知识溢出增加了城市创新要素的供给,另一方面在需求侧通过加强市场竞争、提高环保准入门槛为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广阔市场。进一步分析显示,城市产业集聚程度和政府环境规制加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正向作用,形成了产业升级和政策推动的合力。非线性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加深而逐步放大的。据此提出与城市绿色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城市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参考。

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如何借助新一代数字技术打造的虚拟集聚平台赋能城市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技术选择模型将表征产业组织数字化的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绩效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考察了虚拟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通过知识结构影响城市创新的关键路径。研究发现,虚拟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表明虚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知识溢出的空间阻滞问题。异质性分析发现,虚拟集聚对东部地区、中心城市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促进知识结构相关多样性提升是虚拟集聚影响城市创新绩效的重要渠道,并且虚拟集聚的创新增长效应遵循“梅特卡夫法则”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此外,城市虚拟集聚水平越高,引致的创新促进作用及创新模式越偏向于渐进式创新。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产业组织数字化和城市创新方面的文献,为探索产业数字化及中国城市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拓宽了视角。

自由贸易区战略、贸易二元边际与福利水平

本文依据量化贸易理论建立分析框架,并基于1998—2018年中国HS6分位贸易数据,分析自由贸易区战略对中国福利水平的影响与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福利水平的提升幅度约为28%;通过双重差分和工具变量方法估计自由贸易区战略对福利水平的作用,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区战略对福利水平的影响约为5%;机制分析结果显示扩展边际是自由贸易区战略提升福利水平的主要渠道,且相对于关税,政策性固定成本通过扩展边际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更明显。

省会城市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基于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

如何协调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重要问题,一种观点主张"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市",另一种相反观点主张推行强省会战略,以省会城市的发展带动地方城市的发展。两种政策主张的差异反映了人们在省会城市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地方城市的发展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构造的1998—2012年城市—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来研究省会城市的工业发展对省内其他地方城市发展的影响,通过使用份额移动法构造的Bartik工具变量来解决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表明,省会城市的工业发展会显著带动地方城市的发展:省会工业的发展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带动地方城市的发展提高0.2—0.3个百分点。本文区分了实现溢出效应的两种机制:学习机制和分工机制。实证分析表明,学习机制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最后,本文从上下游产业关联的视角分析了省会城市工业发展的影响,发现了比之前更强的溢出效应,其影响为0.3—0.5个百分点。本文研究为强省会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