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逻辑与时代视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具体精神论析——以老区精神为例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中存在着整体精神研究与具体精神研究之间不够圆融的问题,立足于宏大叙事层面,选择节点性精神进行系统化研究,有助于打通具体精神同精神谱系整体研究之间的区隔。老区精神是中央宣传部公布的第一批伟大精神之一,其形成所属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长,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并行不悖,具有节点性精神的意义和价值。作为老区精神的生发地,革命老区具体指涉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解放区。老区精神作为一种独立的伟大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旨在涵盖尚未凝练出革命精神的革命老区。老区精神区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老区具体革命精神,它们不是简单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老区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坚定信念跟党走、无私奉献顾大局、团结一心渡难关、艰苦奋斗换新天四个方面,它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生动教材、培育时代新人的红色资源,也是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老区精神的研究启示我们立足大历史观审视历史个案,并以小见大,构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整体图景。

薛暮桥的山东实践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贡献研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典型案例。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奇迹,离不开中共山东地方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薛暮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艰苦奋斗。薛暮桥是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代表人物,他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经济实践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独立自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公私兼顾,坚持国内外贸易相结合,尊重市场及各地差异。薛暮桥在山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实践,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的重要内容,并对中国式现代化早期起步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三类六区”单井效益评价方法在油田配产中的应用

油气田上游企业单独配置产量与成本造成资源配置长期不均衡的现象,传统按油井能力配产已无法满足油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投资、成本、产量等资源如何合理配置是油田生产经营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以油井为单元建立“三类六区”效益评价方法,引入最低变动成本识别无效益产量,在此基础上通过最低变动成本及单井效益贡献值的统一优化排序,利用盈亏平衡、成本最低及利润最大三种模型测算经济产量规模,以指导高成本及无效益产量进行效益优化,提出分类治理措施。此研究应用于制定XJ油田效益配产方案,基于油田能力配产方案及成本预算方案,以油田盈亏平衡产量、成本最低产量及利润最大产量为参考,调整产量规模、优化配置成本,得到量效兼顾产量方案,为油田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武装·政权·民众——关于山西抗日根据地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挺进山西,开辟敌后根据地,对整个华北的持久抗战起到了坚强的“革命堡垒”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以山地游击战为主要作战方式的武装力量的创造和利用上,还体现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特殊统战关系下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为敌后抗战的深入推进构建了根本的政治保障。此外,中共对民众的宣传、动员和组织,为在山西根据地创建中实现“利用自然山”“建立人造山”的革命目的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正是通过武装、政权和民众三位一体的通盘营建和在地化推进,中共一方面能够深入敌后,另一方面又以敌后为基点展开山地游击战,呈现出根据地抗战的内在机理和实践逻辑,并为战争时期根据地山区社会的重构和再造打开了新的可能。

中国革命与中国调查:以太行根据地调查文本和实践为考察中心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东渡黄河开辟华北根据地,太行是其中重要的一块。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残酷的战争环境和广大农村的地域传统,中共结合形势发展及政权建设的需要,开展了规模化的调查研究。通过对支部发展状况和群众动员的调查,中共有针对性地作出适时调整,极大地推进了支部的建立巩固,也形塑了良好的党群关系。正是经过战争年代的斗争洗礼,调查研究不仅成为中共普遍性的工作方法,而且因其始终贯穿于根据地的党政建设和社会改造,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独特政党色彩的原则理念及社会治理范式。

根据地公营工业企业化、民主化生产管理制度的形成(1927—19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公有制工业发源于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初期在战斗频繁的条件下主要实行军管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管理问题出现,如何处理工厂内的各种关系问题凸显,随即苏维埃政府颁布相关条例予以规范。抗日根据地时期,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根据地公营工业在改善管理上做了多种探索,致力于改善生产并调动多方面人员的积极性。解放战争时期,公营工业的管理体制进入完善时期,在企业化和民主化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工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充分肯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人民性显著的中国特色的“两化”工业管理模式。

“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8月,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与南昌大学联合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深刻阐述革命老区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并对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可行的政策建议。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十年间经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强调在根据地的社会治理中必须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民主选举,依靠人民推动根据地建设;必须要发展生产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必须要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水平,推动根据地的社会建设;必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关心群众利益,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

革命老区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的话语透视:注意力分配及其变化——基于《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老区政府聚焦高质量发展领域的注意力体现了政府的重视程度,其变迁过程反映了政府关注的内在规律,对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有重要意义。采用文本分析法,以赣闽粤、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和川陕五大革命老区《政府工作报告》(2013—2023)为分析文本,探讨老区政府统筹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的注意力配置。结果表明,革命老区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齐头并进,“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并呈现明显的区域特色。在注意力变迁方面,各维度注意力变迁总体平稳、局部曲折,呈现升降分明、稳定变化趋势,而聚焦生态文明维度的注意力分配比重增多,阶段波动。建议老区政府建立注意力分配机制,规避政策出台的时滞性;区别“柔性”与“刚性”注意力,强化政策协同;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注意力分配,增进布局协调性。

互联网使用、生计资本与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以太行山革命老区为例

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是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方面,是影响共同富裕和农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太行山革命老区32个村庄519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模型考察互联网使用对村庄内部农户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利用KHB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互联网发挥作用的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有助于缓解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2)互联网使用缓解村庄内部农户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非贫困村中比在脱贫村中更大,反映了互联网使用需要与基础设施、产业条件等因素配套才能有效缓解村庄内部收入不平等;(3)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缩小低收入农户和高收入农户在金融资本上的差距缓解农户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习近平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的三重阐释

习近平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新时代推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理念和工作方法,充分彰显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从生成逻辑、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三个层次分析其思想,有助于深化对习近平关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重要论述的完整理解,强化扎实推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定力。

海陆丰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

海陆丰革命老区是“农民运动大王”彭湃的故乡,大革命时期全国农民运动发展的重要策源地,我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地。海陆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追寻革命理想,不畏牺牲、抛头颅洒热血,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创造出了丰富而深刻的红色文化。海陆丰红色文化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赓续和传承,蕴含着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创新意识,依靠群众、一心为民的人民立场,百折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力量,无私奉献、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传承好海陆丰红色文化,凝聚起矢志发展的磅礴力量,对推动海陆丰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效应测度与优化建议——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为例

推动欠发达地区振兴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举措。革命老区大部分位于多省交界地区,很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研究以赣闽粤原中央苏区为例,系统梳理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体系及显著成效,同时基于2008—2022年县域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效应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效应显著,主要通过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赋能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多维度高质量发展,但仍面临政策效能转化不足、区域内生发展活力匮乏等现实困境。据此,研究从深化欠发达地区制度改革、激发自身发展活力、助推区域战略协同等领域给出优化建议。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挑战、机遇与路径——基于“5D”分析框架的视角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提出包含“密度、距离、分割、异质和数字化”的“5D”分析框架,并以此为视角分析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挑战、机遇与路径,指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面临的挑战是“远距离、高分割、低密度”导致的空间不经济,机遇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数字化”普惠性、“红色绿色古色”等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彰显及其高“异质”潜力、多重利好优惠政策叠加及支持全面化体系化。最后,本文提出革命老区着眼“5D”发力的振兴发展路径,即提升密度,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缩短距离,加速各种要素及人员的交流交往交融;消除分割,提升城乡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突出差异,增强特色产业产品的不可替代性;加快数字化,发挥数字技术在降低“远距离、高分割、低密度”负面效应和放大“异质性”正面效应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虚实融合发展。

政治沟通何以可能:土改工作队与华北根据地的基层政治

为了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党的组织深入基层,以获得民众的认同支持并实现资源提取,同时治理、改造乡村,这需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在战争时期,土改工作队作为中共介入地方社会的中介组织和机制设置,代表中共意志自上而下地引导甚至监督基层执行中央政策,并自下而上地反馈基层信息、帮助上层调整偏差。其在培养基层干部、动员民众、协调干群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夯实了基层的党组织,维护了党在基层的权威。工作队的设置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流动传播,形成了有效的政治沟通,有助于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强化民众的政治认同,由此促成中共对地方的有效治理,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政治整合。

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预防为先: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工作探究

沂蒙革命根据地的医疗卫生宣传是战时疾疫防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疗卫生工作的前置和有益补充,对疾病预防、控制以及日常生活环境改善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当时战斗频繁、缺医少药、医疗卫生环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在艰苦的战时环境中,沂蒙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预防为先的原则,积极开展医疗卫生宣传工作,维护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进而为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革命文物主题游径的设计探索及建设路径研究——以江西革命老区为例

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和生动实践。作为革命文化、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革命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行动、民族精神和时代诉求。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革命老区,革命文物资源丰富,要从加强主题研究阐释、合理释放文物资源、创新活化利用形式、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唱响特色文化品牌等方面充分活化利用好革命文物资源,高质量推进“四大摇篮”“建军大业”“可爱的中国”“毛主席调查研究”“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等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贡献文化力量。

内陆城市加快建设数字经济高地的瓶颈与对策研究——以江西省吉安市为例

在数字化变革与转型的浪潮中,作为内陆城市,吉安市加快建设数字经济高地,有利于对内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十四五”以来,吉安市深入实施数字强市战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但数字核心产业链中低端占比高、“重硬轻软”现象突出、数字经济集聚效应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相对较慢等瓶颈明显。新时期,为高质量加快建设内陆数字经济高地,吉安市应从优化布局、打造特色鲜明的数字制造业体系、强化新型数字基础建设、激活“数据要素×”潜力和“人工智能+”赋能实体产业等方面持续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