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地区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地区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地区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地区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地区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

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节制之间——香港法院本土司法审查技术的观察

人权法案时代,香港法院司法审查的基调曾由对立法进行严苛审查趋向于后来的尊重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在政策制定中的优势。而到了基本法时代,越来越多的行政行为及立法可被质疑是否与《基本法》一致,传统上被视为不宜司法化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也突破理论的藩篱涌入法院。香港法院延续了人权保障领域的能动状态,但在面对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案件以及政治性案件时,香港法院又发展出一套基于司法技术理性的司法节制,以期维护特别行政区法治的统一与稳定。可以预见的是,香港法院仍需在后续的审查实践中结合具体案件厘清法院司法审查权力的界限,避免介入高度政治性的争议,以恪守普通法体制下司法机关的角色。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中国慈善立法：历史、现状及建议

中国慈善立法,从历史到现实都已有实践。历史上,民国政府有过三十余年的慈善立法实践,颁行了一系列关于慈善团体监管、慈善捐赠与褒奖、慈善税收优惠的法律法规,形成了继受与移植兼容、鼓励与控制并行的两大特点。现实中的慈善立法实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地方政府出台若干与慈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与缺陷,已无法适应中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亟需开展慈善基本法立法。新的慈善基本法迫切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其他各部门法关系;明确慈善组织的独立法人地位;理顺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在立法内容与方式上,要从理论上弄清楚"慈善"的概念和基本定位;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吸纳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同时应实行开门立法,打破依靠部门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局限,让慈善基本法立法公开透明,让公众参与。

关于香港特区违宪审查权的思考

"一国两制"下的香港违宪审查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由于香港基本法位阶的双重性,香港违宪审查权也具有双轨制的特点,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香港违宪审查权。如何协调及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我们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深刻认识中央与特区权力的界限,充分尊重两法域的法律传统,并进一步完善有关基本法解释和特区违宪审查权相关的程序设计和解决机制。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香港基本法的实施对香港法制走向的影响

香港回归后 ,原有法律中的判例法被认可为中国法律的一部分 ,并在香港基本法的支配下 ,脱离英国普通法系的支配而独立地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了一个独特的判例法适用地区 ;香港司法判例的适用效力发生了重大变化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创造新的判例必须体现“一国两制”方针 ;判例的形成要受到限制。在香港基本法支配下 。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基于基本法实施20周年的反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58条所建立的香港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话式释法机制"并非是普通法世界的异类,相反,其与英国、加拿大以及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宪法体制一样,共同分享着"法官有权解释宪法/高级法,但建制化的人民代表才是宪法/高级法终极守护者"的法律哲学,因此都可视为是以"司法审查次终性"理念来发展普通法的重要方式。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当人们对第158条所建立的释法机制进行总结和评估时,应珍视这种业已构成"一国两制"和香港法治重要基石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宜将美国司法至上式的宪法体制照搬到我国香港地区。

合基本法性审查方法在澳门立法过程中的运用--以澳门《社会保障制度》为例

澳门回归以后,立法会基于《澳门基本法》对政府提出的法律草案条文进行合基本法性审查。从对政府提交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律草案条文审查看,立法会常设委员会主要从《基本法》确立的社会保障权利的高度审查其立法目的是否符合要求;适用《基本法》中相关政策条文审查法案文本内容是否符合要求;适用《基本法》中的平等原则和相关权利条款对政府提交的法案条文进行审查。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要通过修宪和宪法解释工作进一步确认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规范国家权力和加强司法救济等手段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人权保护对冲突法发展的影响

人权保护思想对现代欧美国家冲突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美国现代侵权领域各种法律适用理论在追求案件处理结果公正的目标背后,隐含着人权保护的价值诉求;欧洲以法德等国为代表,在不改变“以规则为中心”的前提下,通过发挥宪法的直接效力作用,将人权精神体现到冲突规范的变化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中。人权保护成为现代冲突法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国在进行新的冲突法立法时,也应考虑体现人权保护的理念。

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回顾与述评

文章回顾总结了近二十年来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简要历程,划分了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两个重要阶段;对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发展的原因和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三大成果进行了概括;并对今后我国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提出了见解。

香港司法制度的形成、演变与改革

20世纪80年代,香港已形成包括最高法院、地方法院、裁判法院和特种法庭在内的不完整的审判体系。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香港开展司法本地化工作,着手组建终审法院。回归后,香港终审法院的设立和运作标志着完整的审判体系的形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是香港新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香港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尚未显现,但法院有的做法需要调整,如法院裁判案件援用域外法时需要限定在基本法授权范围之内。

澳门基本法的司法适用研究——与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的比较

回归后澳门法院审理了一系列基本法案件,但与香港法院相比,受到关注较小。两部基本法在指导思想、框架结构、具体条文等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但受历史传统、社会现实、法律条文、司法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两地法院在基本法适用方面情况相差甚远,且较少存在交集。与香港相比,澳门基本法适用存在案件数量相对较少、说理部分较简短以及更多参考内地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等特点。比较两个特区法院确立"违反基本法审查制度"中的若干异同点,对于更好理解澳门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两个关键问题以及推进基本法实施不无裨益。

澳门特区基本法中平等原则的司法审查基准——以典型案例的视角

在运用基本法第二十五条的过程中,澳门特区各级法院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司法适用基准,主要包括:基本法至上原则、禁止独断原则、实证平等原则、先例原则。借鉴澳门经验,内地法院在适用平等原则时,应遵循宪法至上原则,逐步推进附带性审查,借鉴禁止立法独断原则把握司法能动的范围,借鉴实质平等原则审查各类差别待遇,借鉴先例原则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

试论“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

"平庸的恶"与"法治的善"作为相对存在的法治理念和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影响着社会法治思维的变迁和法治实践的发展。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领域的一体化建设,对"平庸的恶"予以有力扼制,使"法治的善"得于全面弘扬,将有助于引导和推动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

97刑法典颁行20年的基本回顾与完善展望

1997年刑法典(简称97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刑法立法的经典之作。它开启了罪刑法定时代,筑起了人权保障的刑事法治防线,开辟了刑法理论研究的新局面,奠定了中国刑法走向世界的基础。立法机关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联动刑事政策指导立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时修法予以回应,注重促进立法与理论的良好互动态势,始终保持刑法立法的适度活性,使刑法典在不断修改中得以完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为完善中国97刑法典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刑法修正案仍是修法的"新常态"模式,目前全面修订97刑法典为时过早。应高举立法科学化的伟大旗帜,不断强化中国刑法典的时代适宜性。应加强对刑法总则的理论部分的修改工作,抓好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重大和新兴领域的立法修改工作。

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比例原则在香港特区合基本法审查中的发展与启示

作为对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的重要原则之一,比例原则在香港特区合基本法审查中得到了广泛运用,其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拓宽。与之相比,传统的三阶层比例原则存在目的正当性原则缺失、适当性原则实用性不强、必要性原则功能有限等问题。在我国内地既有的“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体现的“比例原则理念”基础上,结合香港特区经验,强调“比例原则”中目的正当性原则的适用、以“合理联系原则”代替“适当性原则”、对必要性原则进行双阶构造、对均衡性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分析,可以为内地未来的合宪性审查基准的确立奠定基础。

我国非税收入的法治检讨

非税收入是税收以外,基于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非税收入立法,在落实法治原则、规范财政收入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非税收入立法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存在双重不足,法治水平低下问题久为诟病。我国非税收入立法应通过行政管理向立法先行转变、制定非税管理基本法、合理划定非税收入种类、完善非税立法审核机制等方式提升其法治化水平。

成文宪法对香港司法体制的规制及香港司法改革问题

香港回归祖国后,成文宪法体制根本性地改变了香港司法体制的运作,其结果在社会及政治上都造成深远的影响。香港特区法院声称自己有对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法院对操作新权力缺乏认识及经验,更因这一改变出现的空间,原来谨慎处事的法官将法庭变成积极发挥个人政治、价值取向的大舞台,这都是在司法机关领导、包容、默许甚至乎鼓励和支持下发生的。这些司法行为对香港的管治造成极大困难,对社会的普遍价值造成重大冲击,是香港的社会稳定恶化、政府施政困难、管治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对回归以来香港司法出现的问题,没有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中央和香港特区都有必要作出思考及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