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探析

伴随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对中国香港事务的干涉力度明显加大。本文概述了自《香港国安法》出台以来美国涉港经济政策调整的历史基础、具体举措及其对美国在港经济利益的影响,并从美国驻港公司的视角对中国香港营商环境恶化与否作出评估。本文经研究发现,现阶段美国涉港政策调整对美国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经贸互动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美国驻港公司地区总部数量下跌、美国对港出口规模小幅下降以及美国对港投资波动加剧。但是,港美双方的经济联系仍然较为紧密。美国驻港公司围绕政治风险、营商主要挑战以及公司经营策略方面展现出的立场和实际行动表明,中国香港的营商环境依旧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海外投资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上述研究发现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香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所展现出的经济韧性,也能有效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香港经济地位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担忧。

表达自由的理念与限度——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国旗案与美国最高法院焚烧国旗案比较研究

表达自由权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该权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实践中表现出与美国宪法上的表达自由权很强的可比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所秉承的表达自由基本理论以及所适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司法审查标准等都极为相似;与此同时,在个案处理上,两个法院又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背景保持了必要的差异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在基本法的框架下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鲜明和稳固的表达自由权的法理。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法理逻辑及其展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具有授权规范和义务规范的双重性质,不能从自治条款视角作过当的解读。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3条性质的科学定位是理解和诠释全国人大“5.28”决定之正当性的前提基础,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及制度性展开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据以生成的法理基础。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逻辑前提,由全国人大“5.28”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6.30”决定完成的确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布实施的方式和程序具有正当性。《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实施较为妥当地处理和解决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香港地区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具有法理逻辑上的正当性。未列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施具有正当性,我国《国家安全法》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论香港基本法审查权及其界限

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时依据两个基本法的明确规定,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了保证这一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的规定有权审查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两个基本法虽然未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法院对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律及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具有审查权,但依据两个基本法关于基本法解释权的规定,可以推定也应当具有审查权。同时,香港地区属于英美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是毫无疑义的;澳门地区属于大陆法系,其所有的法院均具有审查权,易造成不同法院之间对相同法律的合基本法性上的差异,需要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特点,将违反基本法的判断权集中于终审法院。审查机关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其审查的依据应当是基本法的正文及附件,而不能单独依据基本法的序言及宪法进行审查。法院在对特别行政区法律进行审查时,必然要受到其所获得的基本法解释权授权限度的限制,且还要受到法院作为司法机关所应遵循的司法原则的限制。

“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完善和发展——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为视角

从香港回归之日起,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是"一国两制"方针法律化的集中体现,也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核心。"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显著优势,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从提出到付诸实践的经验升华和成就凝结。随着"一国两制"的深入实践,也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处理和应对这些新问题,维护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论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责任划分--基于《香港国安法》第3条的分析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个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要共同在场、共同应对的问题。《香港国安法》第3条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根本责任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中央人民政府的根本责任是中央在宪制秩序和政治权力运作过程中全局性和优先性的体现;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责任则是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地位形成的责任类型。根本责任和宪制责任之间存在责任边界,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履行责任时各有其侧重点。

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历程及演进逻辑

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澳门在每一段历史时期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都认识深刻、判断准确,根据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任务,分别提出和制定了相应的港澳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港澳政策,架起新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桥梁”,利用港澳的独特条件和经济地位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0年代,“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明确了在条件成熟时,采用“谈判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充分发挥港澳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的独特优势;80年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政策,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道路。随着港澳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伟大构想成为现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国两制”事业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港澳政策发展具有内在逻辑性,它充分促进了港澳在不同时期发挥独特作用,始终适应国际斗争环境和国家外交战略考量,体现出鲜明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并朝着法律化、制度化和体系化方向发展。

香港特别行政区集会游行自由的法治保障与合理界限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针对集会游行自由的主流审判法理是,集会游行权属基本权利,但该权利不是绝对的,仍须与公共利益、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相权衡。在保障和规限之间的司法衡平基准是,任何限制该权利的特区立法或行政举措均须受制于"依法规限、民主社会所需、必要性"等三个要素的严格司法审查。集会游行自由在公、私物业场域的法律边界存在着一个宽广的"型谱",该型谱与集会自由之限制程度相关联,法官应结合相关要素就个案依法作出理性的判断。针对超越集会游行自由边界的违法行为,应严格依循罪刑法定、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的刑事法治原则,在量刑上应充分考虑基本人权因素。针对集会游行中激进化、暴力化现象日益蔓延的趋势,有必要发挥刑罚震慑性功能。

特别行政区语境下的主权概念探析

"一国两制"下对主权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期待,是造成港澳部分人士与中央政府意见不尽一致的原因之一。因此,有必要对主权概念进行研究。本文一方面从基本概念、历史溯源、现实意义等角度对主权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对特区与主权的关系从历史和法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特区从未也不会有次主权、半主权和主权,而恢复行使主权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可以并且应当行使包括领土权、统治权等权力。具体管治的方式可以创新,但是运作规则必须以宪法和基本法为依据。

香港基本法诉讼的系统案例分析

本文以香港《基本法简讯》所载案例为基础,对香港法院适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审理案件的特点及影响进行了系统的内容分析。从样本案例库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香港法院基本法诉讼的正当性源于基本法和香港回归后的司法实践,反映出香港司法机构通过积极行使司法权,起到了制约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作用并具有权力扩张的特点。同时,从样本库案例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虽然法院对特区立法和行政行为进行了大规模的审查,但最终推翻立法的情况相对较少,并且集中于自始就存在争议的立法或行政决定,反映出司法机构影响政治决策的局限性。

《基本法》的宪制性模式是统一和繁荣的根本保障

本文运用宪法学理论，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地位、内容、制定、修改、解释及其监督等方面的宪制性特征，从而揭示《基本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权的“一国两制”——对《基本法》第158条的解读

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基本法》第158条作了明确规定,但对该条的理解一直存有争议。结合《基本法》的指导思想——"一国两制"原则,笔者认为:《基本法》的解释权首先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享有全面的最终的解释权。在此前提下,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才可以对《基本法》的部分条款进行解释。这种解释主体的双重性和解释权的分割是"一国两制"在《基本法》解释权上的充分体现。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具有非固有性、从属性和被动性,并且其享有的《基本法》解释权是有范围限制的。另外,和内地法院的法律解释权相比,其性质、效力和主体也不相同。

香港地区普通中学职业教育实践对贯彻《职业教育法》的启示

梳理香港地区普通中学开设职业教育相关课程的做法,分析其课程教学成效和亟待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提出当前内地中小学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法》第十九条的实践策略和建议,即引导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理念、系统设计职业教育相关教学内容的课程、构建课程有效教学的治理机制。

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行使的权力——在法定职权和法律限制之间

为了应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基本法时存在的各种问题,中央已经明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在阐明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后,就不能不研究中央对中央管理的事务、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事务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可以行使的权力。本文从对香港行使权力的中央国家机构及其理据、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可以行使的权力、中央对未明示权力的行使、中央可以依据主权和国家行为行使的权力四方面论证了这一主旨。

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宪法依据

宪法具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价值和功能。《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作为“一国两制”实践、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重要制度性成果,是尊崇宪法、维护宪法、实施宪法的具体体现,具有充分的宪法依据和坚实的法理基础,符合宪法的原则精神和相关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决定+立法”的“两步走”方式制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于宪于法有据,与《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并无冲突。

香港区议会的功能演变与制度重塑

香港区议会是港英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地方行政改革中产生的政制架构,是中国香港政制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香港 回归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国香港《区议会条例》相关规定,香港区议会是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其法定职能主要是为政府提供咨询、为市民提供服务。然而,随着区议会的功能和职能持续扩张和异化,其政治性功能和行政化色彩日益突出,其实际角色和实践定位逐渐突破了基本法规定,反中乱港势力不断僭越区议会的法定职能,滥用职权,将区议会变成宣扬“港独”、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平台,使区议会成为中国香港社会一大乱源,严重偏离了设计初心,最终在“修例风波”期间彻底沦为反中乱港分子的作秀舞台,成为祸害中国香港的“柱脚”。对区议会进行制度重塑,让“爱国者治港”在中国香港基层治理架构中得到落实,使区议会回归基本法定位是必要之举。

我国香港特区教育考试执法成绩与经验

回归祖国后,我国香港特区对教育考试执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融统一领导与监督制衡于一体的教育考试执法制度,取得不少成绩,如建立教育考试执法组织架构,构筑教育考试处罚种类体系,强化教育考试执法程序,完善教育考试执法复核监督机制。其经验可概括为:专业化复核监督体系是提升考试执法水平的组织保障,递进式考试处罚种类体系是彰显慎罚精神的制度保障,严密的考试执法程序是确保结果公正的实施保障。这些经验对于内地规范教育考试执法、提高考试法治化水平具有借鉴价值。

香港地区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的解释方法与规范内涵

香港地区基本法第18条第4款关于紧急状态的进入、程序和后果与现行宪法并不一致,因基本法制定所依据的是八二宪法的戒严条款,与修宪之后的紧急状态条款产生差异。紧急状态制度旨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安全,在解释时应引入宪法条款构建目的,结合基本法其他条款考查语境,将宪法、基本法紧急状态条款及香港地区国安法的补充性规定作一致性解释,从而将第18条第4款作符合“一国两制”方针和立法宗旨的解释:将紧急状态的进入从军事戒严扩张解释为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重大危机;紧急状态的宣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政治性决断,但尊重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紧急状态下适用的“有关全国性法律”应由中央政府根据当时情况酌情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