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护士处方权立法中的问题检视与路径优化——基于对《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第65条的分析

《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率先在中国尝试对护士处方权立法。但其离真正落地还有诸多问题须解决,如护士处方权的权限范围较为狭窄、配套实施机制尚付阙如、该权下的医护关系权责不明等,故护士处方权的立法完善,可以从合理确定该权的权限范围、明确医生和护士之间的权利义务界限、完善护士处方权的配套实施机制等维度进行。

论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兼评《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

本文根据《立法法》有关经济特区立法的规定 ,围绕经济特区立法的几项主要制度 ,对《立法法》所确认的中国经济特区立法的新格局进行了分析和评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

经济特区立法权是我国地方立法权中一种特殊且重要的表现形式,其根本特征是立法变通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在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继续存在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各经济特区应当在法定界限内,用好用足国家赋予的变通立法权,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立法保障论

授权暂时调整(停止)法律适用在新片区的立法中授权主体、被授权主体、授权方式、特定事项、授权期限、调整空间、调整幅度等内容需要进一步明确。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授权立法,也即"参照"经济特区管理,获得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新片区的立法路径有:授权暂时调整(停止)法律适用;参照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应充分利用上述立法路径。首先,利用授权暂时调整方法,将新片区总体方案规定的所有改革措施涉及法律调整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进行调整,并适时争取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获得授权。其次,请求全国人大根据新片区主体方案赋予新片区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最后,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利用相关立法路径修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与颁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条例》,作为新片区运行的"基本法"。

特别市场规制制度的理论体系及其定位

经济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需要有对理论体系的恰当判断。正确认识特别市场规制制度的理论体系,恰当处理与市场规制法学中其他制度及其理论的关系,是构建和完善市场规制学体系所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特别市场的判断标准及其认定、特别市场规制制度的体系及其与市场规制法学相关理论的关系等角度,探讨了市场规制法学中特别市场规制制度的理论体系及其定位。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及其实施——兼论与浦东新区法规的比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第10条首创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这一新型地方立法,其三款分别描摹了整体制度轮廓、聚焦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变通的均衡、明确界定特殊立法范围及批准程序,三款的体系化诠释构成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的基础。比较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和浦东新区法规,可明确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定机制全面展开的相关制度细节。当前,对海南自由贸易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及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与其他经济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与全国性法律、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6条四组基础关系的规范回应不足,这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制度实施准备不足、实施背景复杂、法律界限不清晰。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但具体规则增量仍然有限。在通过立法解释、制定配套法规、修改海南立法条例、制定单行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以规定立法制度等方式系统回应的同时,更应正视其新型地方立法的典型样本身份,引入地方立法体制的全局性视角,探索先期方案夯实反应储备,并以此为契机助推地方立法理论发展。

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创新

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创新是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环境法提出的重要命题。完善中国环境基本法应有七个目标领域,即环境保护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基本对策、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构、职能和协调)、环境污染防治和监督管理、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资源生态保护与监督管理和生态(系统和特殊区域)保护等。中国环境基本法的创新对完善中国环境与资源法制具有启示意义和作用。

论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

海南享有地方立法权和特区立法权,其立法体制具有双重性。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地方法规体系建设过程中,应当结合国家政策和制度,梳理地方立法需求,坚持特区立法和地方立法并行,注重发挥法规性决议决定的作用,科学有序地推进地方法规体系的建设。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当对接海南自由贸易港立法,结合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修订现有特区法规,以制度创新为指引,发挥特区立法权在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挥一般地方立法权在落实中央政策和制度、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以及政府监管和涉海事务等领域的作用。

谈中原经济区物流业发展的依法调制

在物流业的发展中,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共存,政府干预的度备受关注。解决政府失灵,要求政府依法调控或依法规制。地方政府在中原经济区物流业的发展中通过制定地方物流法规依法调制或可成为最佳选择。

中国个人破产立法之取向与趋向——兼议《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之价值

个人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法治体系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快速发展,构建中国特色的个人破产制度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立法条件等已然成熟。基于渐进式立法的惯例,率先由深圳市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兼具试验和示范双重意义。在价值层面,该《条例》囊括了个人破产制度"规范个人破产程序""促进债务人的重生、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核心价值;在规范层面,该《条例》构建了"个人破产申请与受理制度""债权申报与债权人会议制度""和解与重整制度"等个人破产的制度体系雏形;在技术层面,该《条例》为其他地方乃至国家层面的个人破产立法提供了范本,也标示着中国个人破产立法的基本趋向。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个人破产立法迫在眉睫,但鉴于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仍属于新生事物,在具体制度设计时需要考量我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此才能使制度设计实现其应有的价值。而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以往的实践经验都表明,宜采取渐进式立法模式。因此,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由深圳经济特区先行先试,其他地区紧跟其后,并最终在此基础上另行制定统一的个人破产法。

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论证

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自身特性、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实践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等因素使经济特区立法权不断遭受质疑,但这些质疑又都值得商榷。从理论上看,一是央地关系的纵向互动不仅催生了经济特区立法权,而且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留下了制度空间,二是地地关系的横向比较凸显了经济特区独特的区位优势,是经济特区立法权存在的正当性之"根";从法律上看,《宪法》《立法法》和特区法规等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存在提供了规范上的支撑,授权立法制度为经济特区立法权的行使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撑;从实践上看,经济特区立法权具有的促进立法完善、特区发展、国家改革发展功能,表明经济特区立法权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尽管通过理论上、法律上和实践上的论证,我们很容易破除对经济特权立法权继续存在的正当性质疑,但由于经济特区立法权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中央立法权,给经济特区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制度优势,因此这些质疑声目前并不会止息。

中国特殊经济区立法问题研究

中国特殊经济区经过30年的发展,对国家和地区经济都起到了较大推动作用,但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影响下,中国特殊经济区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立法完善已是必然趋势。基于中国特殊经济区立法现状和国际社会特殊经济区立法模式,中国特殊经济区立法的发展方向必须是:强调经济效益原则、遵循WTO国民待遇原则和体现透明度原则。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迷失与探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阐述所存在的历史局限,使传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迷失成为偶然中的必然。邓小平同志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中所包含的共同富裕规律完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新探索。

海南特区产业发展的环境困境与激励性环境规制设计

推进经济快速发展是海南特区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全国环境加速变化的背景下,海南特区保护生态环境与推进产业发展也存在诸多矛盾。如何在制定政策时做到二者兼而顾之,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介绍了经济发展中遭遇到的环境困境问题,对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环境规制理论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海南省经济发展现状,研究了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的运用。

加入WTO后“过渡期”经济特区金融法律制度的创新

经济特区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授权立法优势,率先构建符合 WTO 规则的金融法律制度体系,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

论自治法规变通条款司法适用中的法律冲突与应对思路——基于与经济特区法规的比较

在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特区均有立法变通权,可分别制定自治法规和经济特区法规。尽管经济特区法规在数量上远不及自治法规,但裁判文书网检索的结果显示,法院对于经济特区法规中的变通条款适用却更为频繁。尽管从制度层面看自治法规在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审理均有适用的空间,只是适用的方式不同,然而立法法所确立变通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优先适用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仍然难以发挥实效。主要原因还在于实务部门认知上偏差,对此首先应提升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认知,厘清单行条例的独特属性,最后对变通条款的正当性存疑的再报请有权机关处理。

改革开放初期省级经济特区与中央政府的一般关系及调整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形式,这就是经济体制转型期省级经济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即省级经济特区与中央政府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省级经济特区创新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而经济体制转型正是催生省级经济特区及派生出它与中央政府新的博弈关系的主要原因。回顾和研究这一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进一步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权利界限,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具有明显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创办特区是当代最具“中国特色”的伟大创造性实践,经济特区便是贯穿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的市场经济的选择。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做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在审看党的十四大报告第四稿时明确提出“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0年苏东斌教授在总结经济特区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时指出,其一,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深圳特区的兴起与发展主要靠市场经济制度;其二,改革调动了市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使得创新要素成为特区发展的中流砥柱。今天,深圳从“三十而立”迈向了“四十不惑”,中国发展的大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在形成。新形势下,在坚持国际化发展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探索并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创新道路,将决定深圳未来发展的高度。

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启示——以厦门经济特区为例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厦门经济特区在基础弱、产业弱、实力弱等前提下,凭借政策优势、区位优势以及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便利条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我国经济特区发展的成功范例之一。厦门经济特区在政策措施、体制机制、打造平台等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的经验,特别是在如何运用政策措施、创新体制机制以及扩宽发展思路方面值得我国内陆地区总结和借鉴。

论先行地区变通立法的逻辑、风险与对策

我国先行地区变通立法产生于1981年,迄今为止其功能定位已更新迭代,相对应的立法主体也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先行地区变通立法产生的法理逻辑在于它是我国法律演进的重要路径,制度逻辑在于它是协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重要制度,实践逻辑在于它是调和法律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在先行地区变通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应急、过度变通、低效立法、守法负担加重、立法僭越、市场分割等主要风险,应当进一步明确变通立法权使用的后置性原则、比例原则来约束和规范变通立法行为,同时可以通过强化人大主导和先行地区间的协作、增加变通立法转换机制、将风险评估程序法定化等措施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