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影响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工具变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渠道。实证检验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并且使用多个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仍支持这一结论。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科技发展通过发挥需求侧的恩格尔效应和供给侧的鲍莫尔效应,显著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双进程。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表明,从空间角度,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自东向西呈现U型特征;从时间角度,2015年之后金融科技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明显增强,并且能够显著降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本文建议积极发挥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功能,通过增加创业机会、缓解融资约束、鼓励科技创新、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升级。

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长的理论诠释

OECD 2014年的报告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成员国的大学生人均教育支出近年来都呈上升趋势。美国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体系,其教育费用为何会持续增长?其成因的理论诠释有:班尼特假设—政府对高校学生的补助导致了高校学费的增加;鲍莫尔效应—造成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原因是高等教育自身的成本病所致;鲍文法则—高校间的无形竞争导致了高等教育费用和收费的持续增加。高等教育费用持续增加的可能后果是产生"泡沫"风险:教育投资收益递减、高等教育需求降低、解雇员工等现象。

基于鲍莫尔-奥茨税的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经济分析

1970年以来,排污费制度成为欧洲各国进行水质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普遍政策。其中,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构筑的,是欧洲最典型的排污费制度。通过对德国排污费制度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这一制度的积极效应和局限性,从而有助于推进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政策设计。本文采用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对德国排污费制度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对控制污水排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特别是价格差模型使得对基准以下的残余污染的课税基本上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也降低了费用效率性,因而通过排污费来进行污染控制的意义无法完全体现出来。基于这一分析结果,提出建议:第一,环境经济政策应该突破通过单一的政策分析来探讨费用效率性,要把重点放在通过精密的政策组合分析来达成多个政策目标上;第二,在今后的环境政策设计上,要明确地把分配问题缓和政策放到分析框架中的政策组合分析加以发展深化将会变得非常重要。

“鲍莫尔现象”:现实依据、国际启示与相关建议

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占比明显提升,并与一、二产业逐步拉开差距。同时,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由此引发对于我国经济是否出现“鲍莫尔现象”的讨论。从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升空间存在明显差异,服务业占比上升趋势或将持续,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鲍莫尔现象”且可能进一步加剧。从长远来看,为了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既要把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作为关键指标,又要维持合理的中低端制造业比重,夯实我国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强国的根基。未来,应当进一步增强制造业对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塑造我国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支撑能力;同时,着力提升服务业附加值,带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速提升。

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一轮基建投资的重点,对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熵值法测算2013—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分析其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推动地区产业升级,且对中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在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过程中,“恩格尔效应”和“鲍莫尔效应”仍是主要影响因素;数字基础设施在推动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同时,提升产业总体生产率,从而缓解“鲍莫尔成本病”的影响;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增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但对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研究结论可为中国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策略参考。

中国旅游业鲍莫尔成本病实证检验

文章使用2002—2018年中国29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证明中国旅游发展并没有导致鲍莫尔成本病假说所预测的后果,原因是由劳动异质性引致的“价格传导阻滞”现象阻断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正向带动旅游相对价格上涨的路径,中国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向旅游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机制。伴随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旅游业开始逐步显现“进步”特征,旅游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的增强使“刚性”旅游需求逐渐恢复弹性,从而杜绝了旅游业成本病的发生。文章既肯定了旅游业在中国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就业压舱石”功能,也揭示出伴随人口红利消失,推动生产率提升实现高质量增长是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政策层面上中国应该充分发挥旅游价格竞争优势,推进旅游市场经济建设,提升旅游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信息与通信技术对现代旅游业的助推作用,进一步促使中国旅游业向“进步”部门转型。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服务业之谜"事实的存在,要验证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提出的"效率-结构-速度"之间的关系,关键不在于对服务业需求价格弹性的核算,而是对生产率决定相对价格水平的证实。以"服务业之谜"的存在为前提,在服务业与工业部门间产品的消费行为中构造了互补的"里昂惕夫"效用函数,重构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采用我国31个省1984—2014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验证了工业及工农业相对于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服务业相对于工业及相对于工农业的价格水平、服务业占非农及占整个国民经济部门产出份额、服务业占非农及总就业人数比重等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其内在逻辑是相对生产率决定相对价格水平,相对价格的提高导致了服务业部门份额的提升,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由此证实了我国基本存在Baumol非平衡增长模型所揭示的"效率-结构-速度"之间关系:工业生产率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价格相对提高和就业份额提升,进而引发经济增速放缓。在经济"新常态"下关注效率提升、结构调整与增速放缓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支持,同时应理性看待结构调整中出现的"服务业成本病"现象,实现"结构"与"速度"之间的良性互动。

部门异质性替代弹性与产业结构变迁

现有产业结构变迁文献主要基于恩格尔法则和Baumol效应解释产业结构变迁过程,而基于Baumol效应的模型往往被认为难以独立地刻画农业、服务业和工业三大产业部门完整的产业结构变迁事实。本文将复合CES函数引入到一个经典的Baumol效应模型中,允许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替代弹性存在异质性,从根本上克服了现有基于Baumol效应模型的缺陷,还有潜力解释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结构变迁过程。基于1978年以来的数据,本文发现仅仅依靠Baumol效应,就可以较好地模拟我国农业增加值GDP占比不断上升、服务业GDP占比不断下降和工业增加值GDP占比高位徘徊的基本经验事实,并且我国工业部门还未明确进入"倒U型"产业结构变迁后半段,因此现在还不能判断我国已经进入工业部门劳动力比重和增加值比重下降的"后工业化阶段"。

资本深化、结构变迁及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要素密集度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分析了部门间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恩格尔效应、以及部门进入壁垒变化对产业结构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资本深化且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优先需求的前提下,恩格尔效应将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且这种效应渐近地趋于零;其次,部门TFP增长率差异、物质资本积累、产业壁垒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则取决于替代弹性的具体大小。

信息通信技术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简称信息技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作用突显,探索信息技术在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影响路径,将成为我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7年的数据,首先测算了省际信息技术的生产性资本存量;其后,以鲍莫尔效应的发生机制为切入口,建立动态面板数据GMM模型,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揭示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结果发现:(1)总体上,信息技术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明显的投资优化效应,但这种投资效应具有分位异质性,如果信息技术的资本规模基数过低,就不能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显著影响。(2)信息技术投资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投资能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但在第二产业发展中存在投资不足与投资低效问题,阻碍了第二产业发展。(3)伴随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信息技术投资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信息技术的投资优化效应在东部地区呈现明显的线性增长特征;在西部地区呈"U型"特征,在中部地区仅仅是工业化后期阶段才呈现正向影响。最后,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特征、驱动机制及成因分解--理论模型与定量事实

本文基于“需求增加值法”结合供给侧相对价格效应、需求侧收入效应和其他因素量化评估广延和集约边际需求变化,解释中国1981—2017年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和成因贡献。采用NLSUR参数估计法与反事实模拟分析发现:(1)恩格尔效应是决定农业、服务业结构变化的主导机制;(2)工业增加值比重呈“驼峰型”是“恩格尔(正)+鲍莫尔(负)”两种机制“净效应”的结果;(3)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归因于“恩格尔(正)+鲍莫尔(正)”两种正效应相互加强。同时引入劳动力市场摩擦因子弥合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非同步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