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则徐摘译国际法的选择性

林则徐禁烟,对外实行"命令在华鸦片走私贩缴烟具结,以达到杜塞鸦片来源"的方针,遭到抗拒。义律把此矛盾运作上升为中英政府间的外交纠纷。林则徐认为鸦片走私属于个人行为,"与其国主无干",希望在照会英女王、明宣禁烟新例时,通过换位思考、充分说理,争取英女王对中国禁烟方针的理解与配合。为了知己知彼、写好《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林则徐选择了国际法中"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例禁与违禁"、"外国商人的法律地位"、"战争的发动及其决定权"三个主题,组织、主持摘译,以供参考。林则徐是近代中国依据国际法倡导国际配合禁毒的探路者。

国际不法行为责任上的主观因素

通过对不法行为责任上的主观因素的分析,可以准确、恰当地确定具体的国家行为是否构成了国际不法行为,以及所引起的第二性赔偿责任的具体种类、程度、大小等,从而可以有效地恢复被损害的国际秩序及相关利益,并可防范、遏制潜在的国际不法行为,以实现国际社会中良好的治理秩序。

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以“太阳风”事件为切入点

自"太阳风"供应链攻击事件发生以来,国际上掀起了关于加强供应链安全国际法保护的讨论热潮。以现有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这一国际共识为出发点,在适用性方面争议不大的主权、不干涉内政与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可以在保护供应链安全上发挥一定作用。但受制于不同情境与解释路径的复杂性,其实际保护效果不容夸大。究其原因,现有国际法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不仅助长了学理纷争,还制约了各国实践。为弥补国际法的适用短板,国际上对网络空间特别法的制定需求日益强烈,负责任国家行为规范正因之迅速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这一专门性规范的建构进程,在深入认识规范意义的基础上,从内容把控、出路锚定、灵活推广、拓展参与四个方面积极引领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供应链安全新规则。

美国《外空防务战略》对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的影响分析

外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精准研判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态势是及时应对外空挑战、维系外空战略均衡的重要前提。美国国防部2020年发布的《外空防务战略》体现出的美国“外空领先、外空优先、外空霸权”思维,及其将中俄列为外空首要“威胁”和“对手”的定位,必将进一步恶化大国间的外空关系,同时加快外空军控国际规则博弈方式、内容融合化和纵深化的进程。中美同为航天大国,其外空国际规则立场既有分歧也有趋同。目前,分歧主要体现在外空安全、外空军控规则解释和制定领域。该《战略》极有可能激化已有的关于空间碎片、透明度等规则的分歧,美国继而可能提出具体的“负责任外空行为守则”“外空军事行为准则”等倡议,并正式开启有关外空自卫权、外空武装冲突法的讨论,加快外空军控规则由“物控”向“行为控”转变的进程,推动外空国际规则博弈朝向“全方位、多领域”发展。

跨国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则探微

国家或其管辖或控制之下的私人或实体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造成的重大跨国污染损害,国家或私人实体应当承担国际赔偿责任。现行国际和国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赔偿规则主要集中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领域,以严格责任为主要归责原则,主要目的是为受害者提供充分和及时的赔偿,包括赔偿范围、赔偿责任主体、赔偿责任限制、赔偿责任担保和索赔诉讼等具有普适性的制度。

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与南海有关行为的国际法意义

在1945—1949年这个时段内,国民党政府在南海作了大量的主权宣示行为和管治行为(简称为"与南海有关的政府行为")。这些行为在抗战之前也有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继续存在,体现了行为之间的一贯性。而日本在抗战期间对部分南海岛礁的非法占领并不影响我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因为我国于战后接收了南海诸岛,当时的国际间并无异议。国民党政府在客观上有实际有效管辖的事实,在主观上有进行管辖的意图。此外,根据当时适用的时际法,南海诸岛在这段期间并不是无主地。在此期间,国际社会的默认也使其日后无法再主张权利。

韩国在争议海区“抢先下手”有失公平原则——从国际法角度评析韩国“作为”

中韩两国在黄海和东海都存在着专属经济区划界争议。韩国在此问题上采取了积极进取的态度与措施,值得关注与研究。本文旨在整理、总结韩国的举措,并从国际法角度对其做出评价,指出韩方坚持的等距离中间线原则缺乏法理依据;其对苏岩礁的开发并不具备"有效控制"原则的构成要件;在争议海域的联合军演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文章最后就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看法与建议。

晚清海关洋员职务行为涉讼再探讨——以英籍洋员为考察中心

晚清时期,随着全国划一的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建立,英籍洋员在中国海关行政中取得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此前后,由于英籍洋员法律地位模糊,围绕着其职务行为在英人之间导致了一系列的诉讼,并牵涉到诸多国际公法问题。经由多方的努力,海关英籍洋员职务行为的法律性质终于得以确定,但英国方面维护中国主权仅是一种表象,其后面隐藏着中外各方极力维持并巩固外籍税务司制度的愿望。

国际禁止地雷运动中的非政府组织

地雷、特别是杀伤人员地雷,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成为国际和平运动的控制对象。"国际禁雷行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非政府组织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地雷运动,突破了大国主导裁军事务的传统框架,使地雷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非政府组织在动员舆论、推动国际社会形成禁止地雷的共识、直接参与了《禁止地雷公约》文本的起草并促使各国政府批准该公约、监督《禁止地雷公约》的执行、发展习惯国际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南海地区国家航空行为的研判与合法性标准

南海地区上空是中国管理和开发其东沙群岛、中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重要支撑体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海上空享有的权利包括维持中国大陆领土与其密不可分的群岛水域之间的主权联系，以及群岛自身发展所必需的既有的以及将来应当具有的一切权利。其他国家的“航行及飞越自由”不能干扰到此种权利的实现。学术界与实务界对航空器与航空行为的混淆使用，以及国家航空行为的概念研究缺失，使得国家航空行为以及国家航空行为国际运行的研判标准不明。本文通过对既有概念与定义的梳理，厘清了“航空器”与“航空行为”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国家航空器的目的属性与行为属性，界定了国家航空行为的概念。本文最后还对判定国家航空国行为国际运行的合法性标准进行了整理。

论非政府组织(NGOs)的国际法主体资格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的勃兴,给传统的国际法律秩序带来重要影响和挑战,它的活动与国际法诸项环节都发生关联,但其法律人格尚处于不确定状态。鉴于其在全球性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从国际法角度对非政府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加以探析。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优化路径

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是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监督相结合,形成集中、统一、高效反腐败机制的有效举措。由于纪委和监委监督的对象、依据、调查程序有很大差异,在两机关合署办公实际运行过程中会出现纪委监委一体化,导致纪强监弱,受理案件的范围不清晰、职能界限混糅,并行办案、程序混合等问题。政党法治可以为处理纪委监委的关系提供理论支撑。纪委监委合署办公的良性运作需要从优化党政关系、促进党纪与国法融合,进行内部分工、实施分类受理,明确纪法界限、用好两把"尺子"等方面推进实质性改革,实现其法治化转型。

基于《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内控环境问题研究——以农业公司A为例

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基础,以上市农业公司A为例,对当前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环境方面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论证得出A公司没有做到《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从而导致了企业多数岗位被权力拥有者操控,造成了恶劣的内部控制环境,使得员工形成了把造假当做正常工作的人格,这便成为了A公司财务造假的核心原因。只有严格遵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削弱管理者的功利化倾向和对情境的操控,才能从根本上优化内控环境。

论国际体育仲裁员公正性的现实困境与消解进路

国际体育仲裁员的公正性对仲裁庭组成、裁决的效力和运动员公平审判权等方面产生诸多影响。具体案件分析中,影响国际体育仲裁员公正性的事由可以区分为身份冲突和个人行为冲突。国际体育仲裁员公正性面临当事人难以获取有效线索和缺乏客观判断标准的现实困境。因此,确保国际体育仲裁员公正性可以从仲裁员应当披露可能影响其公正性的事由、当事人对仲裁员公正性进行必要的背景调查、完善“合理怀疑”的客观判断标准三方面予以完善。

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损害的国家责任

气候变化既造成了一些无法修复的损失,也造成了一些尚可修复的损害,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国家承担了与它们的排放量完全不成比例的损失和损害。国际法并不一般性地禁止温室气体的排放,但如果一国排放的温室气体给其他国家造成了跨界损害,则应该按照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致损害结果的国际责任规则承担责任,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属于为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合法排放;另一方面,国家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国际法,如果国家的排放行为违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或者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中的禁止损害规则,都应该按照国际不法行为导致的国际责任规则承担责任。气候变化所致损失和损害的国家责任中的关键问题是各国责任之比例的确定和责任分摊办法,这一问题必须同时考虑各国现在的排放和工业化以来的历史排放予以确定。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视野下的行政执法

近年来,党和国家旗帜鲜明地提出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抓手。行政执法规则是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在域外适用的框架下对中国现行行政执法规则进行重新审视。域外适用强调将本国法适用于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人、物和行为,而行政执法的属地性往往要求行政机关只能在本国管辖领域内执法,这给行政机关针对本国管辖范围外的对象执法带来了困难,需要通过增设“效果”或“影响”等连接点作为完善执法的手段。此外,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措施是域外适用的典型措施,往往由行政机关负责实施,尽管这类措施大多与国家安全等重要利益相关,但不宜将其绝对排除在现行中国行政法体系之外,而是需要引入“二分法”,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将与国家安全不存在直接必要联系的制裁措施剥离开来,使其受到行政法规则和原则的约束,实现完善涉外法治的目标。

内部行政行为不应长期排斥在法治之外

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是中国行政诉讼建立初期确立的原则,虽然这一原则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存在问题,但直到最近的修改仍然没有改变。行政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权受到司法的约束。内部行政行为的主体也是行政权。尊重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这种专门性和唯一性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诚信,也是人民信仰法律的社会基础。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意味着中国行政行为只有一半纳入了法治轨道,另一半只能用非法治的方式解决,不符合行政法治的理念。

兴奋剂禁用清单中的兜底条款探讨

兴奋剂禁用清单中的兜底条款虽然能够弥补清单的漏洞,但因其具有模糊性,并要求运动员承担过度责任,法理上可能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罚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相悖,然而药物创新和反兴奋剂规则的价值取向使得兜底条款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此,有必要解决国际体育仲裁院在兴奋剂案件中遇到的兜底条款的适用困难。采用规则分析方法与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认为:应当以成文规则的形式规定兜底条款的适用条件,来增加该条款的强制性;应当鼓励反兴奋剂组织和制药公司的互动合作来扩大兜底条款的作用范围;应当在科学与法律层面加强对检测方法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把关。

网络空间供应链国际规范研究——构建供应链生态系统总体安全观

随着全球信息通信产业的深度融合,供应链已日益成为网络空间中主要的安全威胁来源,各国在供应链安全领域对国际规范的需求日益提升。然而,以2015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报告为共识基础的"GGE供应链规范"由于在内容上过于专注西方国家所重视的技术攻击威胁,忽视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避免对环境进行干预和扰乱的需求,导致了"技术安全观"与"环境安全观"之间的倾向差异。加之存在条文表述上的模糊与缺陷,"GGE供应链规范"无法满足当前的现实安全需要。应当在兼顾各方立场的基础上,构建供应链生态系统总体安全观,并厘定新的总规范表述以统领整个体系架构。

国际关系中的相对自然法

在国际关系中是否存在超越国家确立、参与、同意的规则之外的标准与规范对国家行为予以约束,约束的来源究竟何在,是一个自现代国际关系产生之初就存在的争论,也始终是探究国家发展过程中高度关注的问题。而'自然法'是国际实力和国家允诺之外最有争议的一种约束尺度。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经历与世界存续的理论逻辑而言,自然法作为超越人定规则(实证法)的判断尺度不仅应当存在,而且客观真实地存在过、存在着,并确实对国家行为具有指引和评判的作用。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对于认识人类社会的演进规律,对于判断与规制国家的立场与行为,对于解释国家的兴衰命运,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国际自然法既存在于国际关系宏观的整体框架层次,如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的自然法、联合国范式的自然法;也存在于中观的国际法某一领域的层次,甚至存在于微观的国际法问题的层次。但是,在国际社会中,此种自然法并不是绝对的,而仅仅是相对的。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的启动力量是国家和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形成机制则立足于社会的互动,所以自然法并不是一套精确的规律,而是一个相对的阈值;而且也势必不会永恒,它会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自然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功能进程和作用方式也具有柔性和时间延续的特征,它主要通过国际关系各个行为体的舆论评价来决定认同程度,并由此决定国家的国际合作机会、参与国际事务的深度和广度,影响国家的发展步调和进程。因而,对于任何国家而言,认可和重视自然法非常重要。然而,尽管国际关系中的自然法是一种相对的规则,也不能完全忽视它的存在,必须充分相信此种自然法,即国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的重要意义,才有可能摆正国家的位置,确立妥当的国际发展战略。对于崛起中的大国而言,认识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功能,要义并不在于去追究自然法的'真义',而在于寻求和构筑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高点,警惕和避免国际关系中的道德绑架,从而顺应和引领时代的道德潮流,促进本国的顺利、有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