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湖北省8县(区)3791名小学生调查,从互联网使用条件、使用偏好和使用时长等维度探讨了互联网使用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条件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影响,互联网使用偏好和时长对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影响,儿童上网学习时长对儿童自我管理能力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因此,应合理引导低龄儿童互联网使用偏好,规范互联网使用时间和上网学习时间以增进留守儿童信息素养;全方位关心支持低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减少其网络依赖,提升低龄留守儿童自我管理能力。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政策的演变逻辑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特殊群体,党和政府为此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制。我国留守儿童政策经历了萌芽期(1996—2007年)、形成期(2007—2016年)和深化期(2016年至今)三个阶段。留守儿童政策制定有其内在逻辑,从关注留守儿童基本教育保障到关心弱势群体教育,维护教育公平,再到促进教育脱贫与实现乡村振兴,政策制定的立意持续深化,内容不断丰富,成效日益突出。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寄宿制学校新型教育模式,设置留守儿童专项经济资助经费,进一步健全社会关爱体系,构建留守儿童社会情感能力评价机制,确保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结构及问卷编制

为探讨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的结构,本研究编制适应于农村留守儿童的抗逆力问卷。本研究采用半结构访谈和开放编码方式构建抗逆力理论模型,形成了初测问卷;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农村留守儿童各550名分别进行初测和正式施测,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问卷包含8个维度(逆境信念、社区融合、积极认知、问题解决、家庭支持、情绪调节、学校适应和朋辈支持)。问卷总分与因子分的Cronbachα系数为0.73~0.81,分半信度为0.83,重测信度为0.90,表明问卷信度良好;验证性因素分析指标拟合良好(χ^(2)/df=1.21,GFI=0.90,TLI=0.91,CFI=0.90,RMSEA=0.039,P=0.001)具有良好的效度;抗逆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与效标问卷得分呈显著正相关(r=0.30~0.62,P<0.01),问卷具有较良好的效标关联效度。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留守女生比男生抗逆力水平更好,留守时间“长短效应”仍然存在,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发展。这项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儿童抗逆力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可用于留守儿童抗逆力的测评。

县域地区父母卷入对儿童希望感的影响——基于西部N县数据的实证研究

聚焦西部县域儿童希望感,基于课题组在N县23所学校开展的中学生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了父母卷入对儿童希望感的影响,并纳入交互项,从性别和留守视角分析父母卷入对儿童希望感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父母的情感卷入和母亲认知卷入均会对儿童希望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性别视角下,父母卷入对儿童希望感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3)留守状态视角下父母卷入的影响效应差异并不显著;(4)留守距离视角下,对于双留守而言,父母一方在省内会显著降低父亲的行为卷入,但会显著提升母亲的行为卷入。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强化家庭教育宣传引导,促进特色产业发展,通过学校、社区的力量,加强对留守家庭的支持,促进西部县域儿童希望感的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部分地区留守儿童教育现状调查

文章以问卷调查法为主要研究方法对部分地区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开展调研。数据显示,我国部分地区留守儿童精神状态积极向上、学习成绩呈正态分布、对未来充满期待、有正当的文化需求。女性留守儿童和男性留守儿童在学习成绩等方面无显著性差异;同时,部分地区留守儿童在教育方面存在家庭教育缺失、学校教育内容单调、社会文化活动资源匮乏等问题。据此,文章提出提升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水平、发挥学校的育人核心作用、构建全方位的留守儿童教育新格局3个方面的建议,以期为提升留守儿童教育水平提供参考。

互动仪式链理论视角下留守儿童家校共育:机制、困境与路向

家校共育是我国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的要求,是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学业水平提升的重要保障。互动仪式作为微观社会学概念,提供了一个整体把握家校共育的认识框架和一个自下而上审思家校共育实践的整合型分析视角。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当前农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留守儿童父母“身体缺场”,家校“脱域”互动;参与主体异质,家校关注焦点离散;家校互动地位能力势差,情感能量积蓄失衡;家校共育主体身份认同危机,一致行动受阻。农村留守儿童家校共育的未来路向应从拓展家校沟通平台,形成双向共时教育信息互动模式;达成教育价值共识,提升家校共育的稳定性;相互尊重平衡地位势差,激发参与主体的情感能量;推进家校互动制度化建设,保障家校共育主体身份认同等方面寻求突破,以提高家校共育的科学性,进而提升家校共育实效。

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中的“空转”现象与矫治——城镇化进程视野下的分析

作为推进城乡教育公平的关键,惠农义务教育政策已经实施多年,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引致流动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现象并存。原有的惠农义务教育政策陷入了执行中的“空转”困境,具体表现在:一些施惠措施的目标精准性和时代适应性不足、城市学校义务教育资源难以均衡惠及流动人口、留守儿童义务教育质弱量缺的困局尚未扭转。基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框架,从政策执行的视角发现:公共服务消极供给、顶层设计不足、流入地财政压力过大、农民工参与空间与能力有限是造成惠农义务教育政策“空转”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城镇化进程提出四个矫治路径,即:推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让农民有更多机会进入公共决策体系、建立完善的经费保障机制和消除社会歧视,以期提高惠农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社会投资视角下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持政策的反思与构建

“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已成为发达国家社会政策的新趋向。因城镇化巨大的虹吸效应,农村传统差序格局下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先赋性儿童照料资源日趋消解,农村留守家庭劳动力再生产能力不足,以“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体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然而,从社会投资的视角来看,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尚缺乏“支持家庭”“多元共治”等理念,“事后补缺型”的制度设计难以满足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的发展性需求,可能会通过降低未来人力资本增加贫困代际传递的风险。要实现“社会救助”向“社会投资”的理念转变,应以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发展能力为根本,从导致亲子分离的制度根源入手,利用服务供给、时间补偿等“支持家庭”手段,构建政府、家庭、社会等“多中心协同治理”的社会支持体系,为农村留守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普惠性的公共资源,以切断先赋性弱势与“留守事件”的链接机制。

“躺在床上玩手机”: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的扎根研究

手机使用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扎根理论进行质性研究,揭示了导致农村留守儿童手机依赖的原因,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与同辈影响等外部原因,也包括儿童心理状态和媒介素养等内部原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手机涵化效应较为严重,从而导致了他们较低的自我期望和学习投入。对此,家长要为儿童成长提供积极支持,学校应重视儿童媒介素养培养,家校社应协同加强对留守儿童的理想与榜样教育,互联网游戏企业应注重社会责任的担当。

近二十年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评述与展望——基于Citespace与VOSViewer的文献计量分析

本文选取2004—2023年间CNKI数据库中1716条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相关的文献,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软件,依次对发文时间、高影响力机构分布、作者分布、关键词共现聚类和突发检测分析进行研究,获取留守儿童教育研究的研究力量、研究热点、演化趋势及阶段特征。研究表明:自2004年以来,我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热点集中于农村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和义务教育四个方面。研究结论显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聚焦于顶层设计,研究方向紧密贴合政策方向;未来的研究可重点关注政策工具、家校政联动、教育公平以及留守儿童的社会适应研究。

河北省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提升策略研究

城镇化以来,中国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大,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背后所带来的儿童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对儿童成长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国家层面应制定相关的政策,家庭、社会、学校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提升对农村留守儿童身心健康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力度,这将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产生巨大的影响。基于此,通过抽样调查法了解河北省部分地区留守儿童身心健康现状,并从国家政策,家庭、社会、学校方面提出针对性建议,以期为提升河北省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水平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基于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为探讨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并检验自尊和希望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课题组运用问卷调查法对1210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留守儿童的领悟社会支持正向预测积极学业情绪,负向预测消极学业情绪;自尊、希望在留守儿童领悟社会支持与学业情绪间起着链式中介作用.因此,家庭、学校、社区应当三方协同,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水平,促使他们融入社会;积极引导,提高留守儿童的自尊水平;主动干预,促进留守儿童希望感的发展;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改善留守儿童的学业情绪.

综合治理拖欠抚养费问题比较研究

美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确立扶养费代收机构解决扶养权利人自行追讨或通过法院追讨扶养费难达目的的问题,此等代收机构能调动各个方面的国家力量,包括失信惩戒机制迫使扶养义务人履行义务,并对拒养者课加刑事责任,形成了综合治理拖欠抚养费行为的模式,但对由于服刑等原因实在履行不了抚养义务者,也实行减少或豁免政策,并以扶养费代收机构为后备履行人,消除扶养权利人得不到履行的风险。尽管如此,对于怠于行使扶养请求权者,大多数立法机关都以诉讼时效和执行时效消灭此等权利。我国还停留在单纯依靠法院解决拖欠的抚养费阶段,无抚养费代收机构,由于法院判决执行率只有57%,导致扶养权利人即使胜诉也可能得不到抚养费的给付,所以,补设抚养费代收机构、把抚养费确定和执行制度扩用于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的关系,为建立我国未来的综合治理型的扶养费征收制度的主要工作方向。

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的关系:自我控制的中介作用

祖辈教养方式对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具有影响。文章采用问卷法对296名4~6岁农村留守幼儿进行测查,探究自我控制在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社会能力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与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和社会能力呈显著负相关;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与其社会能力呈显著正相关。祖辈专制教养方式显著负向预测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能力,自我控制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祖辈专制教养方式会通过抑制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来降低其社会能力。为提高农村留守幼儿的社会能力,建议幼儿园加强与农村隔代教养祖辈合作共育,改善农村隔代专制教养方式和提升农村留守幼儿的自我控制能力。

留守儿童歧视知觉与行为适应:个人成长主动性的中介与调节作用

采用问卷法对2436名四至九年级留守儿童进行调查,以考察歧视知觉与行为适应(亲社会行为、不良行为)的关系以及个人成长主动性在其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歧视知觉负向预测亲社会行为、正向预测不良行为;在此关系中,个人成长主动性有中介作用,歧视知觉部分通过削弱个人成长主动性进而影响行为适应;个人成长主动性也有调节作用,随着个人成长主动性水平的提升,歧视知觉对亲社会行为的抑制作用加强、对不良行为的消极效应减弱。

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分析中国部分农村地区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获得调查村。通过自编问卷收集调查村内所有3岁以下留守儿童及其主要看护人的资料,通过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ZSDS)评估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情况。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和中重度抑郁的影响因素,采用t检验探讨沟通交流因素与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的相关性。结果 本研究显示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发生率为41.4%(372/899)。与外出丈夫保持每日联系的留守儿童母亲以及与外出父母在养育方面无分歧的留守儿童祖辈具有较低的抑郁严重程度指数(DSI)。留守女童的看护人抑郁风险较低(OR=0.74,95%CI:0.56~0.98);留守儿童看护人年龄≥60岁(OR=1.80,95%CI:1.15~2.80;OR=1.75,95%CI:1.06~2.88)、具有3种或以上的负面身体因素(OR=2.93,95%CI:1.66~5.19;OR=1.89,95%CI:1.04~3.44)、家庭经济水平较低(OR=1.41,95%CI:1.05~1.90;OR=1.82,95%CI:1.24~2.66)和家庭成员酗酒(OR=3.12,95%CI:1.82~5.33;OR=1.82,95%CI:1.03~3.21)可使其看护人抑郁及中重度抑郁的风险升高。结论 调查地区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发生率较高。高年龄、较差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环境等是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危险因素,此外留守儿童看护人抑郁也与其跟外出家人沟通交流状况相关。

留守儿童家庭的智能设备使用及管控

基于对安徽、江苏等地区七十余户留守家庭的田野调查,分析留守儿童智能设备使用秩序的认知与搭建,发现留守儿童在智能设备使用时间、空间和内容维度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控,这令长辈陷入了担心孩子沉迷虚拟生活、遭受不良信息诱惑的恐慌,由此代际间围绕着智能设备在自我管理与家庭监管中展开博弈。然而,长辈对留守儿童的“失控”行为认知掺杂着大量主观因素,常借失控之名赋予管控以正当性,普遍存在着“秩序潜移”现象。“秩序潜移”可视为隐蔽性较高的规训手段。在网络色情、暴力等敏感内容上,代际间却陷入了合谋性沉默。这种合谋性沉默拓展出了一定的反抗空间,但留守儿童依靠试错积累智能设备使用经验,极大削弱了智能设备给他们带来的积极作用。

农村留守儿童家长支持与身体活动的关系:基于锻炼动机与锻炼自我效能的链式中介模型

目的 家长支持对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的影响机制及其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旨在探究家长支持、锻炼动机和锻炼自我效能感对留守儿童身体活动的关系。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对实验对象以及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1)家长支持对农村留守儿童身体活动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对身体活动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0.29,p<0.001);2)锻炼动机、锻炼自我效能在家长支持对身体活动的影响过程中的均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值分别为:0.035、0.119;3)除健康动机、外貌动机、乐趣动机、社交动机和健康因子外,其余的预测变量对身体活动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0.05);4)锻炼动机和锻炼自我效能在家长支持和农村留守儿童身体活动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93,占总效应的21.7%。结论 1)家长支持能显著正向预测农村留守儿童身体活动;2)家长支持也能通过锻炼动机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身体活动。中介效应包括3条路径,即锻炼动机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个体中介效应以及锻炼动机和锻炼自我效能感的链式中介效应。

农村留守儿童社交焦虑的影响机制研究

社交焦虑是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性发展中需要引起关注与重视的问题。对浙江省某山区县470名农村儿童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留守儿童人际关系状况良好,但因人际认知导致社交焦虑问题较为严重;留守儿童人际关系显著负向预测社交焦虑;人际关系对高家庭文化资本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影响的边际效应更高,人际认知对女生、低家庭文化资本和留守时间三年以上的留守儿童社交焦虑影响的边际效应更高;人际认知在人际关系对社交焦虑的影响过程中产生“遮掩效应”,留守儿童人际认知对社交焦虑的作用路径显著大于非留守儿童。良好的人际关系能有效降低留守儿童社交焦虑,过于关注他人感受和想法会加重留守儿童社交焦虑问题。为此,建议父母加强陪伴关爱,构建良好亲子关系;学校增强情感支持,创建友好交往氛围;社会提供文化设施,丰富业余文化生活,为留守儿童缓解社交焦虑提供有效支撑。

隔代抚养中的数字资本及其权力博弈——基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智能手机使用的考察

隔代抚养是留守儿童家庭的重要育儿模式,祖辈在智能手机的冲击下面临着数字融入与抚养孙辈的双重挑战。智能手机改变了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当抚养孙辈时,祖辈为了弥补留守儿童的父母缺位而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由于自身的数字资本匮乏,祖辈在监管留守儿童手机使用时缺失数字权力。祖辈借助父母权威能够重获数字权力,祖孙共谋之下的数字权力平衡也是祖辈的主要应对方式。“数字权力博弈”是一种留守儿童、祖辈、亲代三者之间的弹性关系与动态互动,通过三者之间的控制、抵抗与妥协,最终建立起数字资本导向的家庭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