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子不语与晚清通俗画报话语转向--以《北京画报》为考察中心

从历史长时段看,知识阶层对普罗大众的“怪力乱神”之事多持宽容态度,文人墨客对于这种民风流俗时有推波助澜,晚清《点石斋画报》“因果报应”内容影响甚广,呈现出一种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的集体狂欢场面,这种互动到了清末新政时期悄然变化。普通民众因迷信而愚昧,成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的一个“常识性结论”。这一时期兴起的通俗画报刊登的“子不语”系列题材,借用舶来的“科学知识”为基准臧否迷信,为普通民众铺设一个新的开通世界,并借此来引导和重塑民众的日常生活。传统的“怪力乱神”图像言说和话语策略的转向,是晚清社会持改革态度的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集体心态的体现。

晚清京城王府与宫廷武戏演剧的交流互动

晚清京城王府演剧是特殊的戏曲现象,是宫廷演剧的外部延伸,作为民间与宫廷戏曲的纽带,代表了宫廷演剧的时尚。王府演剧与宫廷的武戏演剧有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关系,表现在王府大臣频繁进入宫廷参与其演剧活动,追捧清宫内廷的武戏艺人和喜爱内廷演出的武戏剧目,并向宫廷反馈民间盛行的武戏剧目,进而完善宫廷的戏曲演出,也对民间武戏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日清字音鑒》音系研究

《日清字音鑒》是1895年出版的供日本人學習北京官話的教材。本文根據教材中羅馬字注音材料歸納整理出《日清字音鑒》的語音系統,着重分析其知莊章組聲母合而爲一、不分尖團、果攝處於分化演變階段等語音特點,並與同時期記音材料比較,初步窺見清末民初北京官話的面貌。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及相关问题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使役标记“叫”的用法包括:使令、容许、致使,其中以“使令”用法出现的频率最高。形成两种格局,使令类属于“施事—施事”类,致使类包括“施事—受事”、受事—施事、受事—受事这三个分类。天津官话的使役标记“叫”和北京官话中的使用情况比较接近,江淮官话和北京官话的区别在于,江淮官话中,“叫”字没有“容许”用法。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中,“叫”字没有被动用法,北京官话和天津官话则都有这种用法。

清末民初北京话口语词汇及其汉语史价值——以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为例

日本明治时期的十种官话课本里出现了1510个北京话词语,这一惊人的数量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北京口语的基本面貌,也体现了官话课本的"京味儿"风格和实用主义的教学策略。这些北京话词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带有明显的口语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再现了清末民国前期北京地区的社会现实和风土人情,为北京话词语研究、北京方言词汇史研究、北京官话研究以及辞书编纂等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汉语史价值。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生平及著作考述

蔡友梅是清末民初知名的京味儿小说作家。本文依托北京早期白话报中的相关材料,对其笔名、生卒年、家庭背景和主要经历进行了考证,并探明其存世的京味儿小说一百余部。

袁世凯与京张铁路

袁世凯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了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其贡献有二,一是多方筹集资金,如提拨关内外铁路余利、奏报京张铁路沿线矿产归京张路局等;二是用心挑选人才,詹天佑是最为突出的代表,此外,袁世凯还陆续调来大批技术人员,并委派得力干将为铁路会办。袁世凯的举动不仅唤起了大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开创了中国独立发展铁路事业的先河,并培养出詹天佑等杰出铁路技术人才。

清末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19-20世纪之交,在清政府和一些热心人士的推动下,北京社会教育通过近代报刊、宣讲所、阅报处、简易识字学塾、半日学堂、夜学堂、戏曲等途径逐渐开展起来。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北京普通民众的识字机会,激发了北京市民的爱国热情,而且对净化当时北京地区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词汇研究述评

通过研究的不同侧面、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存在不足四个方面对清末民初北京官话词汇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梳理。从研究的进展情况看,成绩显著,尤其域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拓宽了研究视野。但也存在不足,如研究成果较少、尚未形成学术团队等。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北京民谣英译

晚清和民国时期,先后有四种近世北京民谣英译作品在中国和美国出版。四个译本风格各异,比较生动地反映了北京地区普通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威达利等四位译者搜集和翻译北京民谣作品的努力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关注,但其译作理应在中国文学外译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从戏单看清末政治与社会

清末戏单可分为营业戏戏单、义务戏戏单和堂会戏戏单三种类型,营业戏戏单较为常见。戏单内容由简到繁,信息日渐增多。戏单所记剧目可以反映出清末民众观戏爱好、审美品味,戏单所记演员信息、广告信息、戏园形制信息、演出时间信息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民众生活日常的变化内容与趋势,戏单应是研究近代政治史、社会史、戏剧史的重要资料。

从话语互动看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对《问答篇》的改编--兼论话本小说叙事传统对清代北京话的影响

威妥玛编著的北京口语教科书《问答篇》与《语言自迩集·谈论篇》存在由于改编而形成的互文关系。改编过程中增加了较多互动性话语成分,目的是为了构建现场效应、促进话语互动、凸显言者身份和叙述视角的互动性表达。其中的“有+量+名”结构、“瞧”类话语标记、言者显身以及叙事与评价交错的模式等受到传统话本小说叙事方式的影响。

清末民初北京歌谣的地理叙事

清末民初北京歌谣的价值有重新审视之必要,就其地理叙事方面而言,除具有地理意象、地理图像和城市空间的广泛蕴含外,还具有审美和“召唤”的功能。北京历史文化的记忆,以歌谣而展现;北京独特的地域特质和文化空间因歌谣而丰富。从北京歌谣的地理叙事中可以见出,其地理意象的跳跃性、地理蕴含的多义性和文化空间的交错性,充分体现了北京城立体的、层叠的人文景观。地理叙事的介入,在审美上为北京歌谣增添了质朴活泼、清新灵动的地域特色,从而也丰富了既往历史向度研究的单一性。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业法规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 ,中国被迫卷入国际贸易大市场之中。清政府开始参酌西方国家的法规制度 ,拟订各项经济法规 ,其中包括数项农业法规。这是第一次近代意义上的农业立法。至民国成立 ,北洋政府在实业救国的热潮中 ,制定了近 30项农业法规 ,涉及农事、畜牧、渔业、垦殖、试验场、农民社团、农业调查等方面 ,在近代农业法规的建设中 。

得窥天颜:清末拔贡赴京朝考的微观体验

科举停废后,优拔贡考试作为清廷的善后之策,吸引大量士子参加。川籍士子彭阜成《庚戌北上日记》,从微观视角呈现出普通士人对拔贡朝考的观感,通过其视野、行踪,探讨清末士子在北京城的流动,游走其间的心态,并深入清末新政的背景了解优拔贡考试生活的实态。彭氏详细记录了他在皇宫内考试和入朝觐见的过程,以及居京期间的交际、购物和休闲活动,他以外来者的视角审视清末北京的日常与变动。赴京应考不仅为彭阜成提供了宝贵的仕进机会,还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统治中枢,并从京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

近代西化都市与传统帝都的鲜明对照——清末民初小说中的北京、上海都市空间书写

城市空间是城市社会、经济、历史和文化诸种信息的物质载体,也是人们阅读城市的首选场所。清末民初小说家对北京、上海两个都市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尤其对行走空间、休闲空间、社交空间的重点书写,不仅传达出京沪都市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的差异,也折射出作家对于京沪都市不同的空间感知和理解。

“言文一致”与方言小说——清末小说中的“方言”问题

与"言文一致"、"小说界革命"的思潮密切相联系,晚清对用方言写小说形成一个理论自觉,也出现一批方言小说,其中以吴语小说和京语小说最具代表,可谓别开生面。但小说中大量运用方言来模拟口语的逻辑与小说"开民智"要求的普及性,以及小说语言的艺术性形成矛盾。重视小说艺术性的小说家就提出"另为一种言语"和"另造一种通行文字"的观点,这种兼顾口语化、普泛性和艺术性的白话书面语革新,才符合"官话—国语"建构的路径,为小说语言的由俗变雅提供了可能,也修正了方言小说的弊端,但这一理论真正的实现则在五四时期。

明清文人笔记所见北京方俗语三则——“嗓子”“老婆”和“臭豆腐”

明清北京地区方俗语,可见于北京作者创作的戏曲小说、记录北京地区风土人情的笔记或地方志、境内域外学习北京话的教材等文献中。本文从《宛署杂记》《长安里语》《旧京琐记》三部文人笔记中选取“嗓子”“老婆”“臭豆腐”三个方俗语词,考证其源流以及词汇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