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骧)、袁(世凯)关系与清末北洋集团

杨士骧是袁世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杨、袁二人关系的转变,为重新认识清末北洋集团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杨士骧继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固然出于袁氏的推荐和提拔,但亦由于杨氏的才能得到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的赏识。杨氏督直期间举办的“新政”事业和活动,一方面是执行袁氏的意旨,萧规曹随,另一方面也因有利于巩固清朝统治而获得了清政府的肯定。载沣驱袁事件后,杨士骧断然与袁世凯切割,既是出于趋利避害,同时也说明其忠诚对象仍然是清朝政府,而非袁世凯。杨、袁二人关系的历史表明,清末北洋集团尚未发展成为脱离清朝中央政府的分离主义势力,袁世凯与其同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关系,其同党对他的忠诚都是有条件和限度的,这亦是袁世凯北洋集团后来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根本原因。

袁世凯的“去北洋化”与“北洋正统”幻灭

北洋时期最大的问题乃权势重心失却。袁世凯作为北洋最高领袖,本应固化内部,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却悖论式地表现出"去北洋化"倾向。后袁世凯时代,北洋裂变,国家南北对峙,南与北内部亦纷争不断。皖、直两系在"北洋正统"招牌下,通过武力征讨及和平协商等方式,试图重新整合北洋,以为统一之基础,却未意识到,随着时势转移,曾经为国人寄予厚望的"北洋正统"已经在时人心中幻灭。而一直标榜维护"法统"的国民党则在苏俄指导下,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篱,改造自身,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双方竞雄的最终结局,遂因此设定。

试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演进——兼论北洋集团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北洋集团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北洋集团推动了清政府的现代化决策,在推行军事、警政、教育、司法等部门的现代化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北洋集团在山东、直隶、东北地区的早期区域现代化建设方面,也做出了较显著的成绩。

京汉铁路利权的赎回及其是非得失

京汉铁路由于借款比利时而被比利时所控制。中国政府赎回京汉铁路,是20世纪初中国理性民族主义的体现,是收回路矿利权运动中最大的成果。北洋集团重要成员陈壁、梁士诒等在赎路过程中的积极努力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清政府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主要通过借款的方式赎回京汉铁路是无可厚非的。京汉铁路的赎回不仅有着极大的经济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影响,中国终于摆脱了外国的控制,自主地经营属于自己的铁路管理了。

袁世凯幕府与北洋集团之发展

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幕府制度是一个长期并重要的存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幕府制度因为形势的变化出现了新的特点,并一度兴盛。纵观晚清幕府,就督抚这一层而言,袁世凯幕府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幕府之一,从袁世凯巡抚山东到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的出谋划策,到不断的财力支持,其幕府为北洋集团势力的崛起和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初期蒙古民族意识崛起与北洋政府的立法对策

民国初期,外蒙独立,内蒙古地区发生多起独立运动,严重危及到新生的中华民国。各种独立宣言中的蒙古民族意识不仅危及民国承继清朝全部领土的合法性,也危及统一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的形成。从民族理论和法制构建上回应这些挑战,是北洋政府在多民族国家基础上进行现代国家转型面临的难题,“五族共和”理论的提出从民族理论上进行了初步的回应,切实维护了国家的政治统一与领土完整,这些理论创新与制度安排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对中央政府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九世班禅进京时各级政府优礼概观--兼谈政府优礼之原因

九世班禅进京时,北洋政府、各级地方政府以及在京各社会团体对之表现出极大热情,给予其优厚礼遇。班禅进京途中,京中各相关政府部门和社团积极筹备迎接事宜,沿途各级地方政府更是迎迓崇隆、招待优渥;班禅抵京时前门车站迎接场面盛况空前,旋即展开一系列隆重的接见和欢迎仪式。究各级政府优礼班禅的原由,除了对历史传统的沿承而外,主要是当时特殊时代背景下的政治需求使然。

北洋时期关税自主政策变迁的非合作博弈分析

中国的关税制度自清初设关征税起一直是完全自主的国定税则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关税制度沦为片面的协定税则制。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探究关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机,依据客观历史,以北洋政府、民众和列强3个利益集团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三方立场和利益诉求,得出关税制度的变迁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通过构建非合作博弈模型重现列强与北洋政府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过程及最优策略,即列强利益集团采取不合作策略,而北洋政府采取争取策略,达到子博弈完美均衡,从而形成中国关税收入大幅增加,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同时开征“二五附加税”的局面。

北洋医学馆及其学生考述

文章论述了北洋医学馆建立和发展过程,对其建学宗旨、课程设置进行说明。收集北洋医学馆21名学生资料,对其籍贯、事迹做简要介绍,这批学生的群体特征是全部来自南方、职业以军医为主、薪资待遇优厚。同时,通过这批学生的医学活动,阐述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事业、防疫事业的贡献,认为北洋医学馆的学生为改变中国近代的医学面貌发挥了积极作用。

袁世凯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东三省改制

20世纪初,日、俄加紧了对我国东北的侵略。袁世凯为维护东北主权、利权,最早提出对东北体制进行根本改革,将军府制改为行省制,在东北全面推行新政。日俄战争后,袁世凯积极收复失地,恢复行使中国主权。袁世凯不仅是东北改革的促动者,而且在东北改革方案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集团在东北推行新政,加强了东北的国防力量,促进了东北地区的社会发展。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的作为,是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体现。

清末新政官绅纷争与北洋女子公学兴衰

以性别意义上女子解放为旨趣的北洋女子公学属于清末新政的产物,而新政整体框架亦成衡量办学效果的标杆。北洋女子公学筹办关联报界、政界,涉及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军政利益集团与《大公报》主持人英敛之、《日日新闻报》主持人方药雨等地方绅士的两派对决。北洋女子公学筹办过程多有反覆,人事复杂,纠纷甚多。表面看是报人英敛之、吕碧城的情感离合,背后则是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筹办女学的政治意图,特别是北洋集团在教育领域的权力及其资源的分配。新政语境中北洋模式呈现的是传统性、现代性并置的混杂局面,亦涉及幕府转向军政利益集团过程中刷新"开明"形象的社会转型及其趋向。

冯玉祥在护国战争中的两面策略——兼论北洋集团的组织方式及其崩解原因

护国军与北洋军在川南的主力决战是护国战争胜败的关键。北洋军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内心反对帝制,但畏惧袁世凯势力,不得不受命率部进攻叙府(今宜宾),但在白沙场血战中败退。叙府护国军大部调往泸州之后,冯玉祥第二次进攻叙府成功,受到袁世凯通令嘉奖。此后冯玉祥与蔡锷暗中合作,使北洋军错失了击败护国军的最佳机会。随着护国战争形势高涨,冯玉祥逐步背叛了北洋派,积极推动四川独立,并最终加入了护国军。北洋集团的组织形式就是袁世凯的私人关系网,既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段祺瑞、冯国璋、冯玉祥等的政治思想都与袁世凯不同,在交通信息不畅的条件下,中国巨大的空间尺度又增加了中央控制地方的难度,北洋集团因此一步步走向崩解,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最终是由拥有强大意识形态和组织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北洋政府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争夺——以中日凤凰山铁矿交涉为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企业加强了在中国寻求铁矿开采权的活动,其中大仓组希望将江苏凤凰山铁矿据为己有。中日围绕凤凰山铁矿进行了为时三年多的交涉,其间中国方面交涉重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来回多次转移,体现出在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环境下,中央与地方围绕地方利权问题的利益博弈情形。交涉过程中,北洋政府农商部、陆军部与地方的督军、士绅以及英美驻华公使先后参与其事,影响并决定交涉进程,凸显出中国近代外交影响因素的多重性与交涉过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