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霍尔德·劳弗在1901-1904年主持开展了“雅各布·希夫中国远征项目”(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在诸多运回美国的物件中包括了502卷蜡筒录制的中国声音。百多年后这批录音返回中国,并开始了中美合作的研究。尽...伯特霍尔德·劳弗在1901-1904年主持开展了“雅各布·希夫中国远征项目”(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在诸多运回美国的物件中包括了502卷蜡筒录制的中国声音。百多年后这批录音返回中国,并开始了中美合作的研究。尽管这一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批被认为是“中国最初录音”的早期的蜡筒,对中国音乐史、音乐人类学、社会学、录音技术,以及西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日渐清晰。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作为历史档案的“蜡筒录音”真正被赋活、具备其自身的生命力,进而让“物”在其与人的互动中(无论是研究还是消费)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生长,是每一个档案实践者要思考的问题。展开更多
文摘伯特霍尔德·劳弗在1901-1904年主持开展了“雅各布·希夫中国远征项目”(The Jacob Schiff China Expedition),在诸多运回美国的物件中包括了502卷蜡筒录制的中国声音。百多年后这批录音返回中国,并开始了中美合作的研究。尽管这一研究刚刚起步,但这批被认为是“中国最初录音”的早期的蜡筒,对中国音乐史、音乐人类学、社会学、录音技术,以及西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所具有的深远意义,日渐清晰。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作为历史档案的“蜡筒录音”真正被赋活、具备其自身的生命力,进而让“物”在其与人的互动中(无论是研究还是消费)获得本体论意义上的生长,是每一个档案实践者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