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灌顶经》形成及其作者考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南北朝时期中国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关于十二卷《大灌顶经》的形成有各种说法,但从经文本身提供的内证,参酌其他资料,可以考定《大灌顶经》后三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前,前九卷产生于北魏太武帝灭法之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公元457年)被集中编辑为十二卷,《大灌顶经》的作者为刘宋沙门慧简。

《药师经》真伪问题新论

《药师经》宣传东方药师如来信仰,在中土流传很广。由于其第一译来源不明,僧祐认为该经是"依经抄撰"的伪经。但在费长房、慧矩对勘梵本之后,尤其是后三译出现后,佛经目录学家均倾向于认为《药师经》为翻译佛经。现代的佛教研究者因该经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因素而认为其是中土所撰之伪经,并认为后三译是《药师经》梵本回流中土后翻译而成的。这种说法固然很有新意,但忽视了佛教"抄经"与"伪经"的区别,也对当时的中印文化交流状况认识不足。其实,《药师经》有着一系列的佛经渊源,汉译《药师经》也有着梵本依据,其中的异常处均能得到很好地解释。因此,目前尚不能认定《药师经》为中土所撰之伪经。

汉译《药师经》中的因果观探析:以“九横死”为中心

褒善贬恶、“依因感果”是佛教探讨的永恒主题。汉译《药师经》中药师琉璃光如来、救脱菩萨等关于“九横死”的阐释,并不是简单地讨论“死亡”问题,而是对人世间生死“因果”、善恶“因果”的深入思考,具有警醒世人积善因、聚福报的科学性。今日而言,“九横死”对于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仍是显著的,主要表现在道德法律层面导人趋善避恶、清净高洁的劝世性,以及身心健康层面教人洁身自好、相信科学的教育性。

《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与“文化汇流”

十二卷本《大灌顶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僧人撰写的经典,亦即所谓"伪经"。其中第十二卷《灌顶拔除过罪生死得度经》是药师信仰的源头,也是现存药师经的最早形态。隋唐时期,药师经又先后三译,说明此经在中国诞生后曾传入印度,经过印度文化的改造,再传回中国。这是佛教发展中文化汇流现象的一个具体案例。

成都万佛寺药师佛像与南北朝药师佛信仰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尊梁朝坐佛并十二护法神像,依据刘宋僧人慧简于大明元年依经抄撰的《药师琉璃光经》,可确定为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这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药师佛并十二神王像,也是迄今发现的南方最早的药师佛像。慧简本《药师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药师经典,它不仅引发了南朝的药师佛信仰,也在传入北方后造就了北朝佛教界的药师佛信仰与相关图像的制作。由于该经在南北朝被认为是伪经,限制了药师佛信仰及其艺术发展,迄今发现的少量梁朝、北魏、东魏、北齐药师佛像,或为立菩萨像,或与一般释迦像相似,没有自身的独特形象。入隋以后,捧钵佛像成为药师佛的标准形象,如万佛寺那样的药师佛与十二护法相组合的图像成为判断药师佛题材的标准之一。

伯西哈石窟第3窟药师净土变考

伯西哈石窟,高昌回鹘时期新开创的小型窟群1,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胜金乡木日吐克村南火焰山北麓的一个沟壑内,东距柏孜克里克石窟约2公里。"伯西"在维吾尔语中是"五个"的意思,顾名思义,此处有五个洞窟,编号1—5,前曾有庭院,共同构成完整的寺院。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以下简称"格氏")于1906年年底考察此遗址,将现存的5个洞窟归入木头沟第2号建筑群。2此外,俄国探险家奥登堡3、英国探险家斯坦因4以及法国中亚探险队成员哈金5亦曾考察过该石窟。2017年5—6月,吐鲁番研究院考古所对伯西哈石窟进行了维修前的考古发掘,在前庭位置清理出的壁画残片,属高昌回鹘时期(9世纪末—13世纪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