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浅论先秦至唐比兴之嬗变

比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美学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先秦时期的比兴指诗歌的分类;两汉时期经学家往往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把比兴看作诗歌的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比兴的认识呈多元化态势:比兴既指表现手法,也指作品的含蓄美以及批判现实的诗歌内容等;在唐代比兴被理解为讽喻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内容而升华为一种文学主张。

比兴思维与《红楼梦》叙事的诗化

比兴思维是诗性思维,它兼有隐喻性与转喻性,其在作品中的建构机制,赋予作品一个诗性结构。《红楼梦》的"象征—隐喻"/"寓言—转喻"转换的寓言性叙事结构,正体现了比兴思维"象征—隐喻"/"寓言—转喻"转换的诗性建构机制。《红楼梦》通过"以象运事"、"预叙"控制和比兴思维多种表现手法的交融,呈现出叙事诗化的特征。

浅议中西诗歌表现手法中的“比兴”和“隐喻”

隐喻和比兴作为中西诗歌不同的表现手法,源于中西不同的文化精神,表现了中西诗歌不同的诗性思维,形成了中西诗歌不同的美学特征和审美标准。中国新诗的变化也与隐喻和比兴这两种手法的影响有关。

从赋比兴看原始诗性思维结构

从原始诗性思维的角度,从语言结构或思维模式上对赋比兴进行了再次解读,从而再次佐证了一个从古至今一直在运行着的一个思维的图式:“赋比兴”的思维模式,其实本质上还是“物我”两极的原始思维模式。

先秦比类思维的发展路向漫谈——以《吕氏春秋》之前为考察对象

比类思维是类思维的一种重要的分支形态。在先秦思维史中,比类思维的发展路向有三:其一为文学路向,以《诗经》中"比"与"比兴"思维的广泛运用为代表;其二为易学路向,以《周易》中"取象比类"思维的大力彰显为代表;其三为美学路向,以先秦各家各派对"观物比德"思维的探究应用为代表。然而,确而言之,《吕氏春秋》之前的比类思维发展大体停留在有比无推的阶段,属于中国比类思维发展史上的初期形态。

论审美意象生成的心理过程

审美主体从“观物取象”到比兴思维下的物我交融,直至在审美活动中获得情感满足的心理过程,体现了审美意象生成的动态性。审美主体的情感因物而兴,同时又以物为寄托。比兴思维与想象是主体在审美意象生成过程中实现物我交融的方式。审美主体在“观”和“取”中的心理倾向体现了审美意象动态生成的必然属性。无论是基于物我关系的创构,还是随着主体生命活动而不断变化,抑或是在历史文化中发展,都表明审美意象不是预成的,而是动态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