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格证书能否改善弱势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

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和农村户籍劳动力等弱势群体的歧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在学历无法提供足够竞争力的市场状况下,考取资格证书可能帮助弱势劳动力进入高收入行业,提高工资。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年数据,基于Biprobit模型和处理效应模型(TEM),分析了各类劳动力获取资格证书的可能性,以及获得资格证书后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变化和工资的上升水平。结果显示,虽然资格证书具有提高弱势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作用,但是对其他劳动力的工资提升幅度更大。考虑到前者获取资格证书更加困难,总体而言资格证书加重了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村户籍劳动力的弱势地位。

健康对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中国的微观证据

利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研究”课题组最新公布的数据，研究健康状况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健康变量、经济变量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城镇家庭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健康状况的恶化会降低金融资产特别是风险资产的持有；东部地区风险资产在家庭金融资产中的比重较中西部地区高，健康状况好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概率比健康状况差的家庭高2～3个百分点；经济类变量对金融资产持有额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城乡经济转型及农村人口快速城市化促使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较传统利用方式发生转变,农户家庭耕地生存依赖度弱化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以湖北省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1 146户农户调查数据为实证,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调研区域41.10%的农户家庭参与土地流转,土地流入转出租金分别为2 751.12元/hm^2、4 391.33元/hm^2,土地流转发生率较高但租金水平整体偏低,且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土地流转市场发育较好,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高;农产品主产区流转参与率较高,但租金水平较低;生态功能区土地流转参与率及租金水平较低,流转市场发育迟缓。(2)区域间功能定位、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功能区农户耕地资源利用的食物生产功能弱化明显,而重点开发区和农产品主产区则明显弱化耕地资源的养老就业功能。(3)整体而言,农户家庭耕地利用功能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显著。其中,家庭耕地利用在经济贡献、养老就业及食物生产等方面承担的功能越强,其家庭做出土地转出决策的可能性愈小;而选择土地流入的可能性也越大,而家庭耕地利用所表征的选择馈赠功能越强,其家庭越倾向于留存土地,且区域差异明显。重点开发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较高,作用方向与整体基本一致;生态功能区的相关系数及显著程度最低,且作用方向偏离整体幅度较大。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快的地区,土地流转发育受耕地利用功能的影响越明显。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测度研究——基于全国8城市大样本数据的调查分析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首要任务。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大样本调查数据,采用biprobit模型对农业转移人口留城意愿和住房情况的影响因素进行联立分析,并计算不同代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及其抑制程度。研究发现:个人因素(稳定的职业、受教育程度、高收入)、社会融合因素(社保、人际关系)、区域因素(跨省流动、流入地)直接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经计算,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6.4%,以"80后"最高,"90后"最低;其市民化抑制程度为89.9%,以"90后"最高,"80后"最低。最后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三变”改革融资供需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宣城149个村的实证分析

农村"三变"改革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三变"改革的深入推进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以安徽省农村"三变"改革的试点地区安徽宣城的149个"三变"改革村为样本,在深入剖析其融资诉求与金融供给现状的基础上,运用biprobit模型,分析影响农村"三变"改革金融服务供给与需求的主要因素。本文实证研究表明经营主体类别、收入水平、雇工人数、经营主体法定代表人受教育程度对农村"三变"改革承接主体融资诉求有显著影响;试点层级、承接类别、收入水平、贷款方式、负债结构、风险意识对金融机构资金供给影响显著。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象。本文基于2010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耦合的视角

自我国城镇化建设改革以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转型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难题。分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城市农民工的市民化影响,尝试通过biprobit模型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培育措施。

基于Halton序列的面板数据Biprobit模型估计及应用

在构建随机效应面板数据Biprobit模型和部分可观测Biprobit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基于Halton序列的模拟极大似然法估计这类模型的参数.相比于采用传统的数值积分公式处理似然函数中二重积分的方法,依赖于Monte Carlo积分的模拟极大似然法具有不依赖于积分节点选取的数值稳定性,且无需过多抽样就可以保证求解的精度.模拟实验结果说明了算法的有效性,对农户消费信贷约束的实证结果表明,不同抽样次数下参数估计结果并无明显差别,算法具有稳定性.

农业技术培训和非农职业培训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本文应用动态面板Biprobit模型和多重处理效应模型,分析我国10个省市1000个样本农户2003-2009年的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和非农职业培训的因素,及两种培训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我们利用动态面板Biprobit和多重处理效应方法估计模型的参数,分析得出滞后一期参与培训显著的影响当年是否参与培训的决定,两种培训之间存在显著的联系;参加非农业职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促进农民的收入,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会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影响不显著。

农户兼业化的演变及其对土地流转影响实证分析

运用1993-2016年中国农户家庭收入构成相关数据,分析中国农户兼业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演变过程。更进一步采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通过建立biprobit模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土地流转市场的影响,细分探讨了农户兼业化对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全国农户兼业化程度逐年加深,其中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农户兼业进展缓慢;②存在以非农就业、理财投资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出概率和以农机投入、农业补贴为中介变量影响土地转入概率的显著中介效应;③土地转出、土地转入概率随着农户家庭平均年龄增加分别呈正U形和倒U形关系。因此,政府应对不同兼业化程度的农户采取分类管理、针对施策,以激发土地流转,加快实现乡村振兴。

居民低碳行为的关联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中利用低碳建设先行区宁夏盐池县居民调查数据建立biprobit模型,分析居民低碳行为关联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样本中,居民自参与低碳的人数远低于居民督促他人参与低碳的人数;(2)居民自参与低碳与居民督促他人参与低碳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3)影响居民低碳行为因素中,文化程度、恶劣环境敏感度、低碳培训对居民自参与低碳有正向影响,健康程度对居民自参与低碳有负向影响,年龄、文化程度、健康程度、纯收入、低碳培训、个体责任和榜样效应对居民督促他人参与低碳有正向影响。

城市高房价会抑制居民劳动参与吗?

我国现阶段劳动参与率的持续走低与房价高涨有密切联系。文章在构建劳动参与决策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Probit模型、BiProbit模型和条件混合过程(CMP)估计,研究了房价对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的影响。详细探讨了房价影响劳动参与的异质性和机制,并引入省级人均土地购置面积作为城市房价的工具变量以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首先,房价上涨会引发居民劳动参与率下降,具体表现为降低家庭内部男女双方均参与劳动的概率和提升仅有一方参与劳动以及双方均不参与劳动的概率,并且对家庭中女方劳动参与的负向影响更大。其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房价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的劳动参与负面影响较大。房价会正面影响青年人劳动参与,负面影响中老年人劳动参与,而且随年龄增大,负面影响会加强。最后,通过机制分析发现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成本效应和遗产动机影响居民劳动参与。文章的研究对政府调控房价、促进社会稳定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住房自有会阻碍就业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证据

本文研究住房自有和就业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住房自有阻碍就业的假说(Oswald,1996)在中国的适用性。运用CFPS 2010年和2014年数据,本文发现,与租房相比,拥有自有住房对城镇劳动者就业总体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不同年龄段劳动者的影响不同:显著降低了16~29岁年轻人的就业概率,增加了45~60岁劳动者的就业概率。拥有自有住房的劳动者具有较低的工资、较少的更换工作次数,这可以解释住房自有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本文强调不能忽视住房自有对年轻劳动力流动和就业的不利影响,以及拥有多套住房形成的资产财富效应对就业参与的弱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