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情理实劳”“崇替在选”辨

《辨骚》“赞”中的“情理实劳”的“劳”,有的训为“辽”,广阔的意思,有的训为辛劳、忧劳。相比较而言,训为辛劳、忧劳更合理。这可以从《辨骚》和“赞”言的上下文语境、《文心雕龙》中“劳”字的用例得到证明。《时序》“赞”中的“崇替在选”的“选”,有的训为“算”,有的训为“齐”,有的训为“选择”。相比较而言,训为“选择”更合理。这可以从《时序》篇论述的内容和《文心雕龙》中“选”字的用例得到证明。

《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兼论刘勰“执正驭奇”的创作原则

刘勰《辨骚篇》列于《文心雕龙》“文之枢纽”之总论 ,是第一篇全面而高度评价《楚辞》之专论。然龙学界却普遍认为“博徒”与“异乎经典”之“四异”皆为贬词。其实不然。它们恰恰是充满感情色彩的褒美之词。《楚辞》之所以能够博得“《雅》、《颂》之博徒、词赋之英杰”之美誉 ,关键是因为它“取熔经意 ,自铸伟辞”的通变创新精神。刘勰由此而归纳出“执正驭奇”的文学创作原则 ,迄今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略论刘勰的文学史撰述策略——以《文心雕龙》之《辨骚》《诠赋》为中心

《文心雕龙》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文学史著述,却带有明显的文学史意味,其中《辨骚》、《诠赋》等篇尤具代表性。刘勰并非有意撰写文学史,而是在探求各体文学特征和写作规范的过程中不期然而然地走向分体文学史,在文体论和创作论的交汇中不期然而然地勾画出各体文学发展流变的历史脉络。这种异于近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撰述策略使《文心雕龙》得以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者于一体,值得今人思考借鉴。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文学“通变”观

《文心雕龙·辨骚》篇的主要内容,是辨析"楚辞"与《诗经》相较的"四同"、"四异"。刘勰高度肯定屈赋和"楚辞"作家的创作成就,不仅仅是着眼作品的艺术实绩,更主要的还在于它体现出文学变通发展的理论意义。该篇在《文心雕龙》全书的论文纲领中属于"文学总论",作者本着"依经立论"的原则,就"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阐述了文学发展的"通变"原则。

《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李定广先生《求新须先求真》商榷文之商榷

李定广先生回护旧说,认为拙文《正诠》释"博徒"、"四异"为"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并认为刘勰在《楚辞》的评价上"存在深刻的矛盾"。笔者立足于《辩骚篇》文本的精细解读,反省自己,参酌时贤,据理商榷,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论定"博徒"、"四异"仍是"褒词"。刘勰将"博徒"与"英杰"对喻《楚辞》,正好体现了《楚辞》"四同"、"四异"思想与艺术的审美特征。此乃刘勰理想的创作原则与境界。故刘勰力荐《楚辞》为后世诗赋创作之典范。《辨骚篇》"博徒"、"四异"终究是"褒词"。

北宋河清兵考论

河清兵是北宋时期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水利专业兵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堤埽,其主要职责是黄河防汛、抢险以及埽岸、堤防等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同时,在汴河沿线也分布着河清兵,承担汴河的堤防维护和河道疏浚工役。河清兵的设立及其在治河工役中广泛使用,改变了汉唐以来主要是用民力进行水利建设和水患防治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还强化了封建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基本职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政府履行职能方式的变化。北宋时期的河清兵还有种种治河以外的役使,如修城、守备、运输以及官府的其他役使,甚至还存在官员私役河清兵的现象,妨碍了河清兵防汛抢险、修护堤防的本职作用的发挥。河清兵来源于破产失业的社会群体和罪犯,本身就和宋朝统治者存在着尖锐对立,沉重的劳役负担、险恶的工作环境和官僚的勒索,又引起了他们的反抗,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河清兵防治水患的作用。

辨与变——《文心雕龙·辨骚》篇主旨探微

《文心雕龙·辨骚》是“文之枢纽”的结篇,其主旨在于通过辨析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取镕经义,亦自铸伟辞”之作,指摘前贤评析楚辞之不足,明辨后人学习楚辞的偏颇,提出“倚雅颂,驭楚篇”的创作准则。刘勰正是通过对楚辞的辨析与定位,借此对当时的文坛流弊予以规范,并探求文变的规律,同时也对魏晋时期的文学进行了反思。

《文心雕龙》再探:以《辨骚》篇之“四同四异”说为例

《辨骚》作为《文心雕龙》“枢纽论”之一,具有很高的研究热度与学术价值,其中围绕《辨骚》篇中“四同四异”说展开的讨论与阐释,更广受学界关注。学界通常用“二分法”对“四同四异”进行褒、贬划分,但过度追求“同”与“异”的对立和差异,视角过于片面与割裂。文章认为深入发掘刘勰行文“先破后立”的内在理路,厘清写作动机,或可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文章指出:刘勰提出“四同四异”旨在从正、反两个角度进行驳论,以说明不可仅将“是否符合经意”作为评判文学的唯一标准;“四同四异”的提出进一步引发了刘勰对“另立标准”的思考,即在正确评价《骚》的基础上,提出了《辨骚》篇及《文心雕龙》的核心原则之一——“执正驭奇”。

《文心雕龙》中的作家创造性考辨

《文心雕龙·辨骚》中刘勰对《楚辞》的态度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议最多的。《楚辞》代表了"新变"和作家的创造性,刘勰对《楚辞》的态度就是对作家创造性的态度。贯穿《文心雕龙》全篇的宗经思想、折中思想,决定了刘勰对《楚辞》的矛盾评价,同时体现出刘勰对作家创造性认识的不足。

论宋词中的“骚”、“辩”之旨

黄庭坚、张耒初揭宋词的诗人之旨，《复雅歌词序》以“蕴骚雅之趣”表明了“复雅”的历史指向，经胡寅将词曲上溯《楚辞》，到刘克庄终有芳草美人之旨的词作理论总结。相对而言，北宋词较多“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而《九辩》的悲秋、伤离也衍化为词中的题意。“靖康之变”后的南宋，词旨才真正实现了由“辩”而“骚”的转移，并造就出一个表现此旨的创作群体。辛弃疾、陈亮等在《离骚》“艳情”、“咏物”二体上尤见发展。“骚”、“辩”之旨入词在宋词史上具有超越豪放、婉约风格学的意义。

《文心雕龙·辨骚》释疑

《辨骚》是《文心雕龙》中争议最多的一篇,争议的一些焦点至今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准确把握《辨骚》的行文逻辑是疏解争议的关键.作为论述圣哲经典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的“文之枢纽”的一部分,《辨骚》是要论述《楚辞》对于文学创作的意义.由于汉人围绕《楚辞》符不符合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刘勰提倡“宗经”自然要辨析经与骚的异同,否则会发生淆乱.通过比对,刘勰发现骚与经有四同四异,“四同”是对骚继承经的精神的充分肯定,“四异”则是对《楚辞》不符合经的精神的指摘.刘勰对《楚辞》的评价不存在“先贬后褒”的矛盾.所谓的“先贬”是针对尽善尽美的经而言的,“后褒”是针对“词赋之英杰”而言的,两者论述的角度不同.刘勰辨析《楚辞》与经的异同不是为了“翼圣尊经”或者楚辞论,而是为了确立对待《楚辞》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