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边投资协定网络的演化机制——基于多维邻近性视角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s)网络的历史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BITs网络大致经历了初步形成、迅猛发展和结构调整三个阶段,呈现出一个较完整的S型增长,网络核心—半核心—边缘结构实现了由“金字塔”向“橄榄球”的转变。以多维邻近性为视角,运用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对BITs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多维邻近性是驱动BITs网络形成的重要力量,经济和制度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负向影响,贸易水平、地理和社会邻近性对BITs关系的形成有正向影响。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改变了BITs网络的结构特征,金融危机后BITs网络呈现分散化、多边化发展趋势,某些邻近性变量影响不再显著,社会环境类因素成为影响BITs网络的关键因素。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

双边投资协定(BIT)通过两国间政策安排的方式,降低了跨国投资者的投资门槛与风险,促进了中国OFDI的发展。但由于双边投资协定(BIT)签署国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水平与制度环境差距,其对中国OFDI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可能存在明显的国别差异。利用2005—2012年中国对57个发展中国家的OFDI数据,通过面板校正标准差模(Panel-Corrected Standard Error,PCSE)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BIT)与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关系。从检验结果看: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具有促进作用,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对低制度环境国家更加明显。

双边投资协定(BIT)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检验

基于2005—2014年中国对120个国家的OFDI数据,利用Tobit截尾模型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双边投资协定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ICSID管辖条款在存在征收和国有化风险的情况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国与东道国签订的BIT是否生效及BIT内容是否包含ICSID管辖条款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进入的重要因素,但不影响投资规模。

港澳投资者适用中外BITs问题研究——以“谢业深案”与“世能案”为视角

中外BITs是否适用于港澳投资者将直接关系到港澳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在相关司法实践中,以香港"谢业深案"及澳门"世能案"为例,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判决在我国学界引起巨大争议,其实质在于港澳投资者适用中外BITs仍存在不确定性,面临诸多理论困境。从国内的角度来说,我国关于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缺乏统一指导标准,中外BITs也没有明确之条文将这一问题解释清楚。从国际层面来看,国际投资仲裁庭倾向于优先适用国际法而忽视国内法也是导致争议的原因之一。在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均申明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经济协同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相关BITs需要在文本中明确意愿和立场以协调其在港澳投资方面的适用。

中欧BIT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基于中加BIT与CETA的比较分析

里斯本条约赋予欧盟在国际直接投资方面的专属权能。CETA投资章节是欧盟签署的第一部国际投资条约,其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代表了欧盟在该机制构建上的立场,是我国制定中国-欧盟BIT谈判策略的重要参照。与中加BIT中的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相比,CETA更加复杂全面,包含若干以往投资条约没有的新规则,主旨在于给予国家对机制更强的影响和控制。其中多数创新可为中欧BIT所采纳,对部分新规则的作用和价值则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斟酌。

从美国BIT范本看国际投资与环境保护之协调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以及仲裁实践中环境争议的日渐增多,美国双边投资协定的环境规则不断调整。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在《2004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对环境条款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细化了环境权利和义务,增加了公众参与环境条款,肯定了环境条约的作用,完善了环境争端程序条款等,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低于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要真正协调国际投资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需要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全面引入环境评价机制,突出环境问题专家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明确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等。

中外BITs对香港的适用问题初探

2007年香港居民蔡叶深向ICSID申请投资仲裁这一案件引发了中外BITs能否适用于香港特区这一问题。尽管从BITs中关于"投资者"的定义中似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中国法律的规定以及中国政府的惯常做法,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外BITs中的"投资者"并不包括"在香港有永久性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即中外BITs不适用于香港特区。

论中国BIT条款的完善

中国加入ICSID公约之初,曾对公约第25条第4款的规定做出了保留,限制了中心对中国管辖权的范围。而自1998年开始,我国逐渐采取"全面同意式"——有关BITs概括同意"中心"仲裁庭的管辖权,且不对有关争端附加重要例外。从以往对中心管辖权的限制,到如今对中心管辖权的开放状态的转变固然与时代的变迁有关,但我国是一个处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为止仍然是资本输入国,对外投资规模不大,这样的设置风险太大。分析中国现在的开放是否意味着中国已经撤回了其在ICSID公约的保留以及对我国BITs中争端解决条款提出完善的建议。

中美BIT谈判下负面清单问题探析

文章尝试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背景下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进行探析。通过对比我国2017版负面清单与2004年后美国BIT及FTA近期缔约实践,得到在负面清单条款数量、具体条款内容,描述方式及分类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并尝试梳理原因。基于差异,文章结合别国负面清单设计实践,分别从负面清单整体及三个附件角度论述我国未来负面清单可能设计思路及走向,认为未来的负面清单应当以三个附件模式进行设计,与国际行业分类方式相对接,同时应梳理国内立法并出台《备案法》。

应对世界投资法律转型助力中国投资条约升级

中美投资条约谈判是中美两个大国间的一场世纪谈判。在世界投资条约制度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开展投资条约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会对投资条约制度的改革、明确两国立场、促进中国投资条约政策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综合利用法政策学、法解释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对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动力机制、政策选择和升级版的中国投资条约的核心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打造第四代中国投资条约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治理上的三重动因。在经济上,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要求中国升级投资条约以适应从资本输入国向兼具资本输入与输出国身份的转换。在政治上,中国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赋予其将投资领域投资条约升级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手段的价值。在国际关系治理上,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需要中国以升级投资条约来应对。(2)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应采取均衡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中国应进一步提升投资自由化,同时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在准入阶段赋予外国投资国民待遇的同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3)以均衡自由主义为标准,形成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具体规则建议。其中,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上,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系,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内涵。在征收和赔偿条款上,将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作为认定征收赔偿额的标准,并明确限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在社会责任条款上,突出纳入社会责任条款的必要性,又应谨慎对待此类条款的约束力、强制力和可仲裁性。在争端解决条款上,既进一步丰富完善投资仲裁规则,减少规则解释弹性,又通过发展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新型投资争端,防止争端解决政治化。研究揭示的中国升级投资条约的动因、政策选择理据以及详细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条款建议,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投资条约改革的立场,在对美国开展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中国投资条约政策未来的发展和进行新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提供了借镜。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双边条约法律机制创新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从事跨国投资和经贸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参与国家布局知识产权的策略。针对我国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间共同加入的知识产权相关国际公约的研究表明,并没有一个公约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因此,加强双边合作,创新双边条约法律制度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阶段性路径,如“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双边条约法律机制须体现“共同但区别”的原则,不仅要具有对外统一之共性,也要考虑“一带一路”不同参与国家的知识产权环境,制定有区别的双边条约法律制度;须体现“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渐进式发展”的战略,阶段性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以“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须并进原则”以及“支持能力培养原则”等为核心纲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双边条约体系。

中欧投资协定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基于OFDI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中欧CAI谈判完成的背景下,文章概括了中国对欧盟OFDI及中欧贸易特征,总结了中欧BITs升级的政策背景及主要内容。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国对欧盟OFDI的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中欧BITs升级对中欧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中欧BITs升级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中国对欧盟OFDI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且中国对欧盟OFDI产生的进口贸易创造效应更强,这将有利于减少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中方应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变革,加大投资开放力度,中欧双方需加快推进中欧CAI批约进程,力争推动该协定早日签署生效。

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与发展:总体特征与质量测度

双边投资协定(BITs)是调节与规范跨国资本流动的国际制度,在保护外商投资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探究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演进逻辑有利于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分为谨慎探索、趋向自由与平衡发展三个阶段,主要特征表现为:签订时间较早,内容相对陈旧;缔约国集中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差异性明显;协议异质性显著。文章在计算中国主要双边投资协定质量指数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双边投资协定质量特征,进一步提出了高质量推动中国双边投资协定发展的建议,包括:签订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为企业海外投资保驾护航;提高双边投资协定内容的灵活性,面向不同国家制定差异化策略;推动企业积极利用双边投资协定,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推进高质量双边投资协定签署与生效,促进商签更多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

Comments on the Canada-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he Canada-China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also known as a Foreign Investment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Agreement(FIPPA)——was signed by Canada and China in September 2012 and ratified by China in February 2013.~①Canada’s federal government reportedly intended to ratify the treaty in or around November 2012;for unknown reasons,Canadahas not yet ratified the treaty thus precluding its entry into force.~②It is argued in this article that the treaty warrants closer scrutiny in both Canada and China and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to enter into force.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签订BIT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大。

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扩大化的成因与法律应对

国际投资领域的间接征收规则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趋势,其原因是资本输出国主导规则的制定,而资本输入国缺少话语权。为应对"间接征收"扩大化的趋势,我国应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积极参与国际投资领域间接征收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以适应我国国际投资迅速增长的需求。

双边投资协定的经济分析

在阐明关于投资的两种不同经济理论后,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展开经济分析。双边投资协定能推进国际投资的流动,对促进国际经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双边投资协定的模式变迁

过去三十余年里,中式双边投资协定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和两次重大转型:20世纪90年代末期逐步完成第一次转型,即由最初主要强调维护东道国主权的相对保守模式向强调投资自由和投资者保护的完全自由模式转变;自2008年前后开始,中式BIT正在逐步由自由模式向更为成熟的平衡模式转变。平衡模式的中式BIT客观反映了国际投资协定的新发展和新趋势,是中国结合国际投资法领域发展趋势及自身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身份转变所作出的重要调整。平衡模式的中式BIT,其变化主要体现于:(1)注重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也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预留出一定空间;(2)对东道国与投资者的权利义务尤其是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条款作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防止仲裁庭的扩大解释,避免因为条约表述不清楚而导致投资纠纷;(3)完善ISDS条款,促进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议的顺利解决。

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则会很快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