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从逆、热、郁探讨经方在胃食管反流病中的运用

胃食管反流病与《伤寒杂病论》中部分方证相近,表现出“逆、热、郁”的病机特点。以“逆”为病机的证型有气虚痰逆、阴虚气逆、脾伤饮逆、肝寒浊逆等4型,旋覆代赭汤、麦门冬汤、苓桂术甘汤、吴茱萸汤等方分别治之;以“热”为病机的证型有热郁胸膈、上热下寒等2型,栀子豉汤、黄连汤等方分别治之;以“郁”为病机的证型有邪郁少阳、痰(水)气互阻、痰热互结、阳微阴弦等4型,小柴胡汤、半夏厚朴汤(射干麻黄汤)、小陷胸汤、枳实薤白桂枝汤等方分别治之。应用仲景学说的相关思想可以指导胃食管反流病的治疗。

《诸病源候论》脾胃病导引法探析

《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病因病机证候学专著,书中记载大量脾胃病相关症状并提供导引治疗方法。其导引方法涉及调身、调息、调心3个方面,且各有侧重。文章从功法三调角度,总结分析《诸病源候论》脾胃病导引治疗规律,发现《诸病源候论》导引治疗脾胃病时注重调畅气机,主要包括“以脊为枢”调畅气机出入,“闭气调息”调节气机升降,并注重“以意引气”增强调身及调息的效果。

基于《温病条辨》探讨吴鞠通辨治妇人产后病特色

《温病条辨》确立了三焦辨证为主,卫气营血辨证为辅的辨证体系,吴鞠通对治疗妇人产后病也颇有见解,在《温病条辨·解产难》中,吴鞠通以滋阴养液为总则治疗产后三病,辨治特色表现为用药贵快勿轻、产后宜补心气、产后宜补也宜泄和产后治疗宜护正养阴,提倡“参古而不泥于古”的治疗理念,今系统总结,以飨读者。

Taussig-Bing畸形合并大动脉侧侧位的外科治疗

目的总结外科手术一期治疗Taussig-Bing畸形合并大动脉侧侧位的临床经验。方法2000年5月～2007年9月手术治疗26例(手术年龄3.1±2.2个月)Taussig-Bing畸形合并大动脉侧侧位患者,其中合并主动脉弓病变13例。25例患者采用动脉转位术(arterialswitchoperation,ASO),1例采用Kawashima手术治疗。合并主动脉弓病变的矫治方法主要是切除缩窄段后,将胸主动脉与主动脉弓下缘行端端吻合,或与升主动脉行端侧吻合。结果住院死亡3例(11.5%,3/26)。2005年6月以后连续手术治疗的15例Taussig-Bing畸形伴大动脉侧侧位,无住院死亡。随访21例,随访时间1～5年;患者生长发育均明显改善,心脏较术前缩小,肺血明显减少。2例患者因肺动脉瓣上狭窄而再次行手术修补。结论Taussig-Bing畸形合并大动脉侧侧位的病理解剖比较复杂,必须根据不同的解剖条件选择不同的手术方法,才能降低手术死亡率。

《诸病源候论》七疝考

本文通过梳理《诸病源候论》对七疝的命名及描述,认为七疝病名的命名有以下情况:其一,病名由两个病名组合而成,同时具有两种疾病的症状,如厥疝、癥疝和胕疝,其中厥疝和癥疝的症状描述具备厥病、癥病的特征;其二,以病因病机命名,如寒疝、气疝;其三,以疾病特征命名,如盘疝;其四,病名可能在传抄中产生了讹误,如胕疝、狼疝。七疝的病名中,有些在后世不再见到相同的病名和症状,其原因或是有了不同的描述方式,或是因为本身描述宽泛或条文缺漏而不具有辨识性,导致其病名及内涵不为医家所熟悉。

冠心病辨证分型研究概况及统计分析

目的:概括和分析近年来冠心病辩证分型的情况,为冠心病科研及临床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收集13年来(1997-2009)冠心病辨证分型情况,研究①冠心病各复合证出现的频数、比例和统计学差异,②冠心病各证候要素出现的频数、比例和统计学差异。结果:复合证和证候要素出现频数前5位的分别为心血瘀阻、痰阻心脉、阴寒凝滞、气阴两虚、心气亏虚及血瘀、痰浊、气虚、阳虚、气滞。心血瘀阻、痰阻心脉型与心阴亏虚型,血瘀型、痰浊型与阴虚型均有统计学显著差异。结论:冠心病以复合证为单元和以证候要素为单元的辨证分型,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但主要辩证类型相同,反应的疾病本质一致。

《诸病源候论》治疗观探析

《诸病源候论》虽详于论病因证候,但其论治也形成完备体系。通过对该书涉及治疗原文的探析,发现书中所采用的方药、针灸、外治、导引、养生等措施丰富,而且论治精炼,侧重确立治则,治法灵活多样,并形成未病先防、既病早治、已病随证而治的治疗观。其治疗观既是隋以前治疗经验的总结,又对后世医学产生深远影响。

肝豆状核变性中医证型与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相关性分析

目的探讨肝豆状核变性(又称威尔逊病,Wilson Disease,WD)病人中医证型与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相关性。方法纳入2016年8月至2018年9月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肝豆状核变性病人80例,对其进行中医证候辨证分型,进行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评分。采用方差分析、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不同中医证型WD与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评分的相关性。结果 80例病人中,痰瘀互结证是最为常见的中医证型,其次为湿热内蕴证。痰瘀互结证(36.82±21.13)分的神经功能评分高于脾肾阳虚证(12.25±14.40)分,且低于肝气郁结证(59.5±22.74)的神经功能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气郁结证的神经功能评分明显高于脾肾阳虚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湿热内蕴证(5.33±1.85)分及脾肾阳虚证(5.50±2.28)分的肝脏功能评分均高于痰瘀互结证(3.51±1.59)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肝气郁结证(9.67±2.34)分精神症状评分高于痰瘀互结证(2.00±1.73)分、湿热内蕴证(2.67±2.35)分及脾肾阳虚证(1.50±1.62)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神经功能评分与痰瘀互结证呈正相关(OR=1.767,P<0.05)而与脾肾阳虚证呈负相关(OR=0.849,P<0.05),肝脏功能评分与湿热内蕴证、脾肾阳虚证与呈正相关(OR=1.384,P<0.05,OR=2.976,P<0.05),而与痰瘀互结证呈负相关(OR=0.516,P<0.05),精神症状评分与肝气郁结证呈正相关(OR=3.128,P<0.05)。结论 Wilson病不同中医证型之间的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功能评分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且不同中医证型与统一Wilson病评定量表功能评分具有一定相关性。

酒精性肝病79例临床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酒精性肝病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按照酒精性肝病诊断标准,将2009年1月～2015年1月期间我院消化科收治的酒精性肝病患者79例纳入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其中肝硬化患者56例,非肝硬化患者23例。住院期间戒酒者44例,结果出现酒精戒断综合征(AWS)者20例,无AWS者24例。结果酒精性肝硬化组年龄为(54.3±7.1)岁,总饮酒量为(5607.3±3667.0)g/年,均显著大于或多于非肝硬化组[(45.1±10.1)岁,(3884.5±2509.4)g/年,P<0.05];AWS组每日饮酒量为(222.1±121.5)g,总饮酒量为(5520.4±4400.1)g/年,均显著大于非AWS组[(139.5±92.2)g)和(4274.3±3136.8)g/年,P<0.05]。结论饮酒时间长和饮酒量大是导致酒精性肝硬化的主要原因,而这些患者不适当的戒酒可能会导致酒精戒断综合征,应注意预防和给予及时的处理。

胸痹心痛病名与病机

"胸痹"最早出现在《灵枢·本脏》,阐述较模糊;汉·张仲景从脉象症状等方面说明,晋·葛洪、隋·巢元方《、圣济总录·胸痹门》、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等将胸痹之名来源归结为胸痹脉象、症候特点、发病原因等。心痛始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素问》有"心病先心痛"、"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灵枢·厥病》把厥心痛分为肝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肺心痛、肾心痛,云:"痛如以锥针刺其心";隋·巢元方对心痛病名论述详实,因、证、象等具备;唐·孙思邈、《太平圣惠方》、从治法方药方面给后世医家很大启发;明清时期有更详尽修正,最具代表性是《临证指南医案·心痛》把心痛与胃脘痛、真心痛等从发病部位确切区分。日本人丹波元坚所著《杂病广要》对"胸痹心痛"最早进行了详尽论述,对现今影响颇丰;汉·张仲景将胸痹与心痛合一而述。从脉象、病因、症候等方面看",胸痹心痛"之名更优于胸痹、心痛分而论之。病机乃心脉痹阻、阳微阴弦。

“下部病”辨正

关于《百喻经.倒灌喻》中的"下部"、"下部病"等词语,《汉语大词典》与一些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只有考释出"下部"一词的准确含义,才能正确地判定"下部病"的含义。"下部"一词在佛经和古代医籍中存在着大量的例证,这些例证足以揭示其准确含义为"肛门"。"下部病"是与肛门这一身体部位有关的多种类型疾病的通称,而不是具体指某一种特定的疾病。

《诸病源候论》对疫病认识的贡献

《诸病源候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病因证候学专著,该书论述了1739种证候,本文重点探讨该书在中医疫病病因方面的研究,以乖戾之气、寄生虫致病与“注病”理论为着眼点,倡致病之说当重视体质因素,书中虽未载一方一药,却完善前人养生预防之导引、存想等治疗方法,为中医疫病防治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完善了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对中医导引法防治疫病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

《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导引法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理论探析及功法编撰

摘录《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中所记载与脑卒中相关导引法,并结合脑卒中的病因病机,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其具有以下特点:(1)强调对动作姿势的最大拉伸性;(2)强调与呼吸的配合;(3)强调动作操作的左右均衡性;(4)强调意念操作的重要性。将出现频率最高的动作进行整合,挖掘其共性特点,以改善脑卒中恢复期患者运动功能为出发点,兼顾局部与全身症状,结合自身练功体会,编篡出一套适合卒中恢复期患者习练的导引法五式:(1)起势;(2)推掌俯按;(3)抱膝伸腿;(4)上举转腰;(5)收势。

艾炳蔚运用针灸治疗耳鸣、耳聋经验

艾炳蔚教授认为耳鸣、耳聋的治疗应辨病辨证相结合,明辨病因,鉴别诊断,四诊和参,辨证论治。艾炳蔚教授常用调神健脑法及隔姜灸法治疗耳鸣、耳聋,主张耳周腧穴不宜深刺,并根据患者证型不同加减穴位。艾老师认为耳鸣、耳聋疾病多是由肝胆火旺或肾经亏虚导致,故治疗时除耳周局部取穴外常配伍肝经及肾经腧穴治疗。

田合禄五运六气解读《伤寒论》之“太阳之为病”本义及证候诠释

[目的]明晰"太阳之为病"的本义,并对太阳伤寒证候进行全面诠释。[方法]从五运六气角度出发,通过对《伤寒论》太阳伤寒条文的文献梳理对"太阳之为病"证候进行诠释。[结果]"太阳之为病"是讲感受太阳本气寒水为主的病,是狭义的伤寒病。寒邪为病,首先伤表为麻黄汤证,寒邪闭塞于表,阳气不得外散则有阳气怫郁于表证(麻黄桂枝各半汤等),阳气郁甚则发热甚或高热而有大青龙汤证。阳虚不化水液则有寒湿证(麻黄加术汤)、水气证(小青龙汤等)、水饮证(苓桂术甘汤等)、奔豚证(桂枝加桂汤等)、蓄水证(五苓散)。重则阳虚阴盛而有桂枝甘草汤证、桂枝附子汤证、甘草附子汤证、甘草干姜汤证、干姜附子汤证、四逆汤证等。寒邪以胜相加则伤心,所以伤寒最多心病。心主盛阳、主神明、主血脉、主火,故有"自冒心、心悸"等心阳虚证,损伤心神的"烦躁不安"症,"脚挛急"的筋病,"心中懊憹"的心火内郁证,"心动悸"的复脉汤证以及"如狂或发狂"的蓄血证等。伤寒失治误治而邪陷于表之里胸胁则有柴胡汤证,以及陷胸汤证。[结论]"太阳之为病"是狭义的伤寒病。太阳伤寒证候有寒证、寒湿证、水饮病(包括蓄水证)、阳虚证、火郁证(心火内郁证、热中及面热证)、复脉汤证、蓄血证、柴胡汤证和陷胸汤证等。

从《诸病源候论》导引法谈扶阳导引

《诸病源候论》一书开创了辨证导引的先河。本文由该书的辨证导引受到启发,对书中导引法条文进行了重新梳理编号,按照病候、功效分别做了统计,书中具有助阳益阳功效的导引法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该书思想为“重阳”。故本文提出了“扶阳导引”的想法,又结合扶阳派思想、八纲辨证和三因制宜思想为当代临床导引处方的应用提出了建议,强调吸气,配合振腹。

黄煌方证辨证学术思想探讨

方证是临床安全有效用方的证据;方证常常是患者体质状态的重要特征;方证也时常是一种或一类疾病或某种综合征的主要特征。方证辨证的重点在于抓住患者的体质状态和主治疾病谱,前者确保临床用方的有效性,后者确保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方证辨证可以指导古方和后世方、经验方的临床应用研究。同时,为多病共存状态提供较为明确的整体辨证治疗思路。

论张炳厚问诊特色

问诊是中医了解病情、诊察疾病的重要方法。全国名老中医张炳厚教授辨证精准,疗效卓著,在临床诊病时特别注重问诊,他认为自己辨证有五大要点:(1)证候详细确切是辨证的基础;(2)围绕主症进行辨证;(3)在病变发展过程中辨证;(4)个别的症状,往往是辨证的关键;(5)既要辨证又要辨病。笔者认为他详尽全面的问诊是实现这些辨证要点的关键,特将其问诊特色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1)问不厌细,求真务实;(2)把握主症,重视鉴别;(3)问随症变,思路清晰;(4)强调阴阳,问法创新;(5)问要通俗,书写专业。

张炳厚教授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

理论上张教授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医,气和气化是关键。欲深入探究中医气的内涵和气化的本质,就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临床上四诊合参,尤重问诊舌诊,融合古今,力求创新。他打破内伤外感头痛的界限,创立了治疗头痛的系列验方;主张肾功能不全属于虚损,辨治应当谨察二便,食补重在适度;他善治痹症皮疹疑难杂症,在坚守原则的同时探索中医的变通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