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列传对“人”的审美与书写旨趣

《史记》列传对“人”审美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理想“人格”是具有良好品德,能不计个人利害安危坚守“义”;具有非凡才能、气概,能建功立业;能“不令己失时”,可以在耻辱困顿际隐忍奋发,实现抱负。理想“人格”建构大致不出古人“三不朽”设定,也与《周易》倡导的“君子”人格有相合处。对“人”审美第二层面是客观展现了“人”之“不全”并表达了由衷惋惜,提出了警戒意。第三层面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呈现出“人情势利”的客观必然存在,表达出对“知己”的特别渴望和对世人的劝诫安慰。“人”审美三层面表露的感慨、劝诫、安慰,是对史传编撰主旨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也同时体现出感慨流连、抒情解郁等“文”的特征。两相结合,使《史记》在中国史林书写中别具一格,具有非凡魅力。

“任安传”小注——居地、狩猎及《史记》文本问题

中华书局本《史记》的《田叔列传》,在补叙褚少孙所说任安生平时遗漏了“家于武功”一句。考察这一细微文本问题,可推测中华书局本《史记》“任安传”相关文本的形成过程,能揭示诸如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吴树平《全注全译史记》、王利器《史记注译》以及《史记》日译本等《史记》众多现代评注本之间的相关文本差异,并提醒在阅读《史记》时仍须比对多个版本和注释。而考索“武功”的具体地理方位及体察褚少孙补叙任安生平的相关文本,可纠正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关于任安生平叙述的一些失察之处。

《史记·滑稽列传》“滑稽”论

“滑稽”和“诙谐”的音义均相近,可以通用。“滑稽”不仅是传中人物的共有特点,司马迁在写作手法、结构安排、语言运用上也表现出了“滑稽”之处。不过,他理解的“滑稽”还有价值观上的考量。滑稽人物人微言轻,却以滑稽的方式讽谏君王,发挥了自身的价值。他们在讽谏言语上运用类比法、归谬法、对比法启发君王,使君王自悟。其讽谏多为韵语,带有一定的音乐美感。他们综合运用表演和演唱的形式,营造出愉快轻松的氛围,寓庄于谐,大大提高了讽谏成功的概率。另外,司马迁根据“匡时济世”的价值、“卑微如尘”的身份、“不争势力”的人格、“广为传颂”的事迹这四个标准来筛选所要著录的人物,使《滑稽列传》成为一篇独特的人物传记。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史记》合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丰富的传记类型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点。合传既是司马迁独创的传记类型,又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艺术手段,蕴含独特的文学价值。历来学者对《史记》合传的定义探讨颇多,三类说、四类说、五类说、六类说、八类说皆备,对合传结构、原因、目的及文本价值的探索也大有收获,研究向纵深化发展,但目前也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史记·游侠列传》的叙事干预分析

《史记·游侠列传》是由司马迁所著的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立的传记,本文以叙述者中的叙事干预为切入点,对《游侠列传》文本中叙事干预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司马迁为游侠群体立传的原因,以及是如何塑造游侠形象,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主要目的的。

略论杨维桢假传文的艺术机杼

假传模拟史传写法,将器物拟人,“为之作传以传其事”。杨维桢是元代假传文创作的大家,其笔下器物从竹几到白盐,皆点物成人,借用《史记》的笔法为其作传,体现出“以史为戏”的创作精神、“文道两分”的创作观念、滑稽俳谐的艺术机杼,蕴含着杨维桢个人对高尚道德节操的追求和对世态人情的讽刺。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论明清徽商传记的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

在明清文人文集中,徽商传记数量颇丰,迥异前代。囿于文体类型,这些徽商传记均包含有旌扬传主之意,尽管其中有的作家对溢美之辞保持着警惕。综观明清传记中的徽商,他们大都是"托贾名而饰儒行"的"儒贾",集文化、才干、道德于一身,而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对历史徽商的正面印象。徽商成为一部分明清传记的主角,是中国传记文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其中有些徽商传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产生了逸出应用功能之外的文学效应。

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

战国秦汉时代,先秦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系统,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人物故事,而非《左传》类型。这些列传在《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最高,以这些诸子冠名的文献又多见于《汉书·艺文志》,以此为线索细读《史记》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立传的意图。《史记》诸列传之所以为诸子立传,恰恰因为他们的名字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材料特点上,诸子列传大多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汉武帝时代诸子书籍的流传状况,发现齐地学术是西汉学术的重要上源。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从《史记·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商业思想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重视商品流通,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角度,清晰阐明商品流通的必要性和商业的重要性,提出农虞工商并重论;从人心人情的本性出发,从商业与财富的功用出发,高度评价商人的正当经营和经商致富行为;从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的高度,提出一系列商业伦理与商业思想。司马迁的商业商人观殊少被官方采行,但《货殖列传》中的不少大商人,被后世奉为经商鼻祖,其阐发的很多商业、致富、民生思想,多为后世所肯定。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史记》与中国叙事传统

《史记》在中国叙事传统的构成过程中承前启后 ,一方面它建立了纪传体这一制度化的叙事文本 ,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传记的本体论意义 。

近十年来《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综述

1994年以来《货殖列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货殖列传》中一些难解词句作了进一步考释,再次探讨了《货殖列传》的时代与体例归属问题,深入分析了《货殖列传》与地理学、伦理学、文化、兵法、文学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货殖列传》中进一步发掘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旨趣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特点,但也存在着将司马迁现代化、研究课题重复老化、材料使用不严谨及简单比附等不足之处。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早期儒商文化

《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第一篇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文字,其记述的一大批早期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具备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成为早期儒商文化的代表。早期儒商在治生过程中展现出儒家以义取利、义利结合的商业价值观,节俭寡欲、智勇合一的人格追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经营理念以及乐善好施、胸怀天下的商业理想,体现了早期儒商精神的精髓。虽然早期的儒商文化尚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阶段,但是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

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传在坚持实录原则的同时,允许虚构、想象,这种"虚构"包括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虚构、想象和对一些神怪梦境、传说、传闻的记载。这一见解具有相当危害性。秉笔直书、实录不隐,始终是中国古代史传遵循的原则。史家不允许对历史细节,进行所谓的合情合理、设身处地的想象和虚构。史传中记录的一些神怪梦境、历史传闻等,是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史家信以为真而加以记录的史事资料,它们并不属于史家本身之"想象"或"虚构"。主张史传可以虚构,甚至将史传的"文学性"等同于虚构和想象,都将取消史传的本质特性,为篡改和捏造历史打开方便之门。

论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对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极为推崇,故而在这部著作上的讨论也更为集中,其研究的关节点在于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分析着重关注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所透露出来的关于他所处时代的重要信息。白寿彝对司马迁的研究除了讽刺时政、关心下层、欲"成一家之言"之外,还充分的肯定了司马迁对于经济的重视,同时对于司马迁"原察始终,见盛观衰"的进步观点也给予了积极肯定。

《史记》类传及其撰写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纪传中,使用了类传方式写人叙事,但《史记》中到底哪些传纪属于类传,至今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史记》中的类传共有《外戚世家》《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11篇。《史记》中的人物类传具有先议后叙、详略结合两个鲜明突出的特点。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比较研究

作为正史《汉书》的《李广传》基本上抄录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内容大同小异,然就在这大同小异之中,却可以认识司马迁与班固的写作风格与创作思想。文章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细节处理、材料运用和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比较了这两篇李广传记的差异,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班固创作风格是严谨而客观,司马迁则满怀激情善于寄予自己的爱恶,记叙、写人力求生动。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