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传记的多元化衍生

作为现存最早的屈原传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虽是后世文人学者勾稽屈原生平的重要文献,但仍存在叙事抵牾的现象,而这些叙事漏洞造成了屈原生平的空白,为后世留下多重解读其身份的空间,甚至出现了质疑其真实性的声音。为此,后世文人在创作中采用了不同的叙事策略,如东汉刘向注重叙述细节,搭建完整的故事框架;班固、王逸、洪兴祖等人则依据不同的创作理念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作以差异性改编,择取不同的材料对屈原生平故事进行区别化处理,从而共同推动了屈原生平故事的多元发展。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传统士大夫的生存困境及人生选择——屈原、贾谊与孔子的生存方式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是在"道统"与"势统"的消长过程中展开的,如何选择一种或多种不仅对国家社会而且对自我身心皆为有益的存在方式,避免陷入屈原式的悲剧以及老庄逍遥主义的泥坑,在这一问题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知识分子作了有益的尝试。

论《史记》屈贾合传的原因

司马迁合传屈贾的原因既是屈原与贾谊的超前的政治家身份,同时又是敢于犯言直谏的有良知的辞赋家或作家身份,屈贾以辞赋为武器,将超前的政治进行到底,体现了人类的良知。司马迁合传屈贾客观上也反映了在大一统形势下、在君权无限的重压之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悲哀,谴责和鞭挞了秦汉确立的大一统君主独裁政治。硬说司马迁是有意略写屈贾政治生涯是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实际内容不相符合的。

论贾谊《惜誓》对屈原《惜诵》的接受

贾谊的《惜誓》与屈原的《惜诵》在内容主旨和艺术形式上一脉相承。贾谊在痛惜屈原怀才不遇的悲愤中,自喻受谗遭贬和时政的是非颠倒。《惜誓》在两大方面表现出对《惜诵》的接受,一是思想内容上的接受;二是艺术形式上的接受,包括艺术风格的浪漫色彩、抒情议论的巧妙融合、宏阔的结构和高远的格调等。

论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思考

屈原的自沉对西汉士人心理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文章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描述屈原自杀对汉代士人文化心理塑造和嬗变过程;以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为集中主题,我们选取贾谊、司马迁、扬雄这三位分别代表西汉初、中、后期的文化巨人为参照,多方位地表现西汉士人对屈原自沉意义的文化思考。

汉魏屈原论争背后的文化逻辑

汉魏时期,学者们出于各人不同的立场和时代观念,对屈原的评论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即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贾谊、司马迁、扬雄、王逸、刘勰等人的观点分为三类。透过屈原评论由极度的推崇转向贬责、再到中和的赞赏这一曲折转变,看汉魏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变迁,以及在时代大观念下,文学理论受到的影响。

《屈原贾生列传》嫉妒心理探析——《史记》人物嫉妒心理分析系列之一

屈原、贾谊因出众的才能遭遇嫉妒,两人的人生轨迹、遭嫉情节及嫉妒者的多重人格及心理感受的三个阶段,即由攀比到失望、由羞愧到屈辱、由不服不满到怨恨憎恨的过程很相似。屈原和贾谊借助文学创作疗伤,只能做暂时的心理宣泄和情感寄托物。对嫉妒者的心态、行为探讨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消除嫉妒心理的目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几个训诂问题考辨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中"夺之"在"夺"训"夺取"之前提下,"之"之先行词只有两种可能:"属草稿"和"草稿"。又因为"夺取草稿"之说不能成立,"之"之先行词就只能是"属草稿","夺之"之意思即为"夺取起草宪令草稿(这件差事或任务)",亦即"属草稿"之权力。"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之"以为"与"曰"共用同一个宾语"非我莫能为也",上官大夫进谗必无中生有,先谗屈左徒曰"非我莫能为也",屈左徒肯定没说过,话刚出口上官又改口谗屈原自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曰"实乃太史公对上官进谗口吻惟妙惟肖之表现。"乃作《怀沙》之赋"之"乃"字当训"又","乃"字前又省略了主语屈左徒,则太史公之意即以"乃"字前所全文收录之《渔父》也为屈左徒所作。

扬雄的“以文立命”及其对文学自觉的影响

当我们审视文学自觉的轨迹之时,不应忽视扬雄。以纵向为经,动态地比较不同时期作家的心理嬗变过程及其对文学发展的贡献;横向为纬,结构性地描述特定时期特定的思想文化资源,并以此来分析以文立命的扬雄及其对文学自觉的影响。

贾谊《吊屈原赋》的文学价值及文化意蕴考述

贾谊《吊屈原赋》首用骚体哀悼屈原,其创作模式影响了两汉作家的文学创作;他从自我的政治遭遇出发,与屈原达到了精神上的高度共鸣;他首吊屈原,对屈原及其作品作了历时性的文学阐释,开创了后世作家"吊屈"创作主题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对屈原评价再阐释

《屈原贾生列传》的赞语最能体现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争议也最多。历来大多观点认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一个由肯定到否定又到肯定的变化过程。但结合屈原、贾谊和司马迁三人的人生经历、所处时代分析,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是肯定的。赞语中司马迁并没有同意贾谊《吊屈原赋》的观点而去责怪屈原死守楚国,而是曲折地表达了司马迁对战国政治自由之风的向往和专制皇权下身不由己的感叹。

试论屈原及《楚辞》对贾谊的影响

汉初政治大一统加剧了南北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汉初文士在接受北方文化的同时又深受南方楚文化的浸润。贾谊远在贬赴湘南之前就对楚文化有所涉猎,三年的贬宦生涯,致使贾谊更加积极地继承了屈原的忧患意识和执著精神,同时《楚辞》的文学形式也深深影响到了贾谊的文学创作。

托怀服鳥赋乃吾师——李纲对屈贾的接受

屈原、贾谊在中国文学及文化史上影响深远。两宋时期,对屈贾的接受发生由"怨愤"转向"超越"的质的变化,表现出宋人以通脱旷达心态审视、接受现实处境的特殊文化品格,尤以李纲为代表。李纲对屈原、贾谊的接受表现了宋人豁达通透的人生观,与他拟陶学苏一脉相承。这种乐天知命是宋人接受屈贾的一个普遍的特点,有别于以往中国文人的文化心态。

折木相羊——南阳汉画新发现

2012年南阳民间新发现一块汉画像石,依内容命名为《折木相羊》。画面右部一武士正倾力折拽神木———若木的树枝,左部一武士俯身手按神兽———神羊的前腿。画面主题是屈原《离骚》中的名句:"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若木是供太阳在西极栖落的神树;神羊是獬豸,是独角兽;武士是源自希腊神话的战神河瑞斯形象。在汉代南阳,积淀深厚的楚汉文化和因丝绸之路畅通而东传的丝路文化,交汇融合,《离骚》的意境和当时流行的战神(武士)格式化造型,共同影响,成就了汉画《折木相羊》。《折木相羊》反映了"屈贾精神"从战国到汉代的历史传承,是"屈贾精神"的高度艺术概括,是"楚风汉韵"的典型形象。

《唐诗鉴赏辞典》两首诗歌释义研究

宋之问《送别杜审言》中"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一联及刘长卿《长沙过贾谊宅》一诗所用典故均与屈原、贾谊相关。《唐诗鉴赏辞典》在这两首诗的赏析中,对典故的释义及诗句含义的把握有讹误、含混之处。宋之问以孙楚诗为典表达对杜审言离任的赞美,并将其比作凭吊屈原的贾谊;刘长卿诗中"栖迟""楚客""湘水"等亦在特定语境下表达着特殊含义。

贾谊的文化心理初探

贾谊以纵横家之心胸,以儒家思想为处世根基,兼具道家、法家、黄老之学等思想,其主导精神仍为积极用世,锐意进取的精神。当其因年少美才而立于朝廷、言说政治、拟订国计,后被谪放藩国后,其文化心理如何处之?其抑郁而终的结局与屈原"决然怀沙"之间也揭示了两个典型个案间的不同文化心理。本文对《吊屈原赋》、《鵩鸟赋》等贾谊的代表名作分析,希求从情理和逻辑上对其文化心理进行初步的窥探。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前三种赋分类考论

通过总结分析前人时贤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前三种赋,即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的分类标准的不同意见,可知班固不可能单纯以内容、体裁或者风格作为前三种赋的分类标准,而地域、源流、品第的分类标准也与实际情况不尽符合。作为前三种赋开创者的屈原、陆贾、荀卿(孙卿)三人的作品风格各异,互不包容。屈原赋重在抒情,陆贾赋有纵横家的风格,荀卿赋有隐语的特征。陆贾赋虽不多且已亡佚,但其表现出来的新面貌标志着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结合汉代重视溯源的文化背景,可以大致推测班固划分前三种赋的依据。总之,前三种赋中其他人的赋作对于屈原、陆贾、荀卿三位开创者而言当是追随与模仿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能从总体特征或主流倾向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