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iang Qichao's China Dream in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Novels

Liang Qichao actually influenced Chinese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great and profound way.H e found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pioneered a literary style called political commentary and wrote many political fictions,which fully embody his deep thinking over China’s destiny at that time under impacts of western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practical activities.H is political fiction does not only pioneer new forms and contents of modern fiction,but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leading numerous writers to construct a"Chinese Dream"literature by granting politics as theme of fiction and shaping of political heroes.W hat’s more,his political fiction also becomes a basi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论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

明代医家传记的文体特征与其书写目的直接相关:以存史为目的的医家传记,沿袭了《史记》的行文传统;因人情赠答而促生的医家传记,其写法则类似赠序,呈现出文体互渗的现象。两种传记在行文上均做到了细节充实饱满,以写实取信于世。其不足之处则在于事件的罗列呈现出简单堆砌的特征,缺乏精心安排。明代医家传记的书写对象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从医人员,其中对太医的记述注重突出其宫廷经历,尤其是随侍君主的事迹。整体来看,明代医家传记内容既突出传主高超的专业技术水准,又强调传主勤谨宽厚的品德修养,显示出该时期以儒家价值观为主导的立传思想。

收入分配视角下唐宋之际两税法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两税法改革开启了“以资产为宗”的新格局,其税制层面的公平性较“以人丁为本”的租庸调制有了明显改进,但政策实践中的赋税不均问题却依然突出。与此同时,“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方面,土地交易更加活跃,土地占有趋于集中,富民阶层崛起;另一方面,租佃关系愈加发达,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农民获得更多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农商经济的繁荣。当然,富民阶层存在着逃避赋税的强烈动机,而获得更多自由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上也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国家需要采取土地清丈和建立以贫民下户为重点的因灾减免救济制度等措施来解决赋税不均问题。历史经验表明,在一定条件下,完备的产权保护制度与税收发挥调节收入分配作用是可以相兼容的,关键在于保护民众发展生产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同时,采取有力措施来维护和落实税收公平原则。

《北史》民族列传与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历史研究述论

《北史》作为记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历史活动的重要史著,其成书过程、删削增补已在学界得到充分探讨,但对该书民族列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尚未见到。对《北史》民族列传所记载的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发展情况以及各民族与北朝政权的关系进行研究,不仅可明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意涵,而且可从《北史》通代的民族史叙述中凸显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域外游记中的西剧见闻与晚清戏曲改良思潮

晚清时期,梁启超发起的文学界革命由诗界、文界起始,后又拓展到小说、戏曲界。曲界革命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项,其影响来源一直模糊不清。对读《西学书目表》所列域外游记,其中有关西方戏剧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梁启超戏曲改良思想的生成。梁启超选取其中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记载加以想象发挥,在遮蔽西方戏剧整体面貌的同时,建构起国人的西剧认知。随后欧榘甲等人的戏曲改良言论亦不同程度受到这批游记影响。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戏剧见闻,实则构成了一道未被发现的戏曲改良风景。

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与梁居安《六化翁传》之比较研究

《五柳先生传》是一篇反映陶渊明生活和思想的代表作,该作品在朝鲜半岛风靡几百年,对朝鲜高丽朝和李朝的文人创作都有过相当大的影响,并出现过多部仿作,其中李朝后期文人梁居安的《六化翁传》在写作风格和思想表达上,都与《五柳先生传》非常类似。但在思想旨归上,梁居安无法脱离儒家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志向,他的隐世带有无法出仕的苦闷和得不到赏识的痛苦,与陶渊明归隐山林、怡然自得的隐世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研究述论

南朝共有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分别记载宋齐梁陈的历史。通过对《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的研究,可以看到在南北朝时期虽然大一统中国出现了多个政权分立的状况,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仍然在延续,中华民族共同体仍然在发展,而且为下一个历史时期更大规模的大一统格局进行着质和量的积累,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故研究《宋书》《南齐书》《梁书》民族列传中的南北方民族关系便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左棻赞体文的女性书写

左棻作为西晋时期的女性作家,她的赞体文以历史上贤明女性为书写对象,称美她们的嘉言善行,褒奖她们的懿德。语言质朴清雅、文风典正平和是左棻赞体文主要的艺术特色。究其成因,既有特定时代背景的熏染,也有作者人生经历的影响,更离不开其性格、心灵的主导。左棻的赞体文具有独特的女性魅力,对研究中国女性文学史具深远的意义。

唐宋剑侠小说与佛教关系谫论——以《剑侠传》为例

《剑侠传》收录唐宋时期的33篇剑侠小说多与佛教有关。从佛寺、僧侣、佛教神异等3个方面探析这些小说与佛教的关系可以发现:佛寺在剑侠小说中为故事的发生环境,是庇护穷苦困顿者、剑侠施展神奇本领的场所;僧侣的行为多有侠义色彩,表现为用含有“侠”的词语凸显人物性格、剑侠小说中僧家多行侠义之事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佛教神异的奇幻特点如开脑后藏匕首和变为小虫,丰富了故事的内容。这三个方面共同发挥作用,造就了《剑侠传》丰富而曲折的故事。

先梁七古的体式与风格刍议

先梁七古是广义上的七古,涵盖所有的七言形态。歌行早期并未独立成体,实则混于七言之中,到中古时期才形成歌、行的概念,这实际上是两种文体,与其他七言文体并行,且逐步成为七言的主要载体。早期的兮字句型逐步变化为七言句型主导,由杂言变为齐言、杂言并存的两种诗体,歌行二体经历从歌多于行,到行多于歌,再到以行为主的相互变化过程。而骚体兮字句型进入诗之畛域,并成为七言诗体的主要表现方式,后被七言句型挤出诗体行列。七古包含歌、行,而歌行是由歌、行到歌行,并偏向行,成为七古的主要表现体式,这一点足以解释后代所谓“七古概曰歌行”的说法。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敦煌祁家湾西凉画像砖题材布局及影响

敦煌祁家湾西凉M369画像砖由墓主夫妇、胡人驯狮及牛车鞍马图像三大部分组成,图像继承了汉魏以来流行的墓主与百戏搭配的“墓主人宴饮图”形式,加入了河西地区新出现的牛车鞍马图像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图像布局。这种新的布局形式源自河西地区,随着北魏平定河西,又影响了北魏平城时代墓葬壁画的布局。M369画像砖中的胡人驯狮属于百戏的一种,也是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特有的新题材,属于西凉伎的一项重要内容,北魏继承后,到唐代十分流行。

明代辽东谪戍文臣任良弼生平辑补

任良弼生于英宗天顺六年六月二十日,孝宗弘治六年进士。本年六月,选翰林院庶吉士。八年十月,授刑科给事中。十四年十二月,升刑科右给事中。十五年十二月,升户科左给事中。十七年正月,调任吏科左给事中;六月,升吏科都给事中。正德二年二月,升通政司左参议。三年五月,以封奏不谨,降为江西建昌府通判;九月,被罚输米于边镇赎罪,计三百石。本年,谪戍辽东三万卫。五年九月,自从辽东三万卫赦还,复官,仍通政司右参议。七年六月,升通政司左参议。八年九月,升通政司右通政。嘉靖元年,丁忧。三年十二月,起复,添注管事。或卒于明年(嘉靖四年),墓在平遥县北门外。存文4篇,分别为《沁源县兴造记》《德政诗文卷后序》《德政诗文又序》《辛文渊墓表》;存诗1首,即《尹吉甫将台》。

诗律正脉:朝鲜朝中期诗律观——以梁庆遇《霁湖诗话》为中心

梁庆遇《霁湖诗话》是朝鲜朝中期诗话中十分重要的一部作品,在朝鲜文学史尤其是诗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霁湖诗话》以唐风为“千古正脉”,作诗强调“直溯真源”,为朝鲜朝中期诗风由宋转唐提供了诗学理论依据。《霁湖诗话》开朝鲜诗话专门进行诗律批评的先河,体现了朝鲜中期诗话的新特点,代表了朝鲜朝中期诗家追求“诗律正脉”的诗律观。《霁湖诗话》从诗体、平仄、押韵及诗律评点等几个方面展现了梁庆遇的诗律观,在体现崇唐态度的同时,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朝鲜文人作诗因不精音韵而疏于押韵的问题给出了行之有效的作诗之法。尤其是梁庆遇对待“通韵”的严格态度,标志着朝鲜朝中期诗家诗律观的一大进步。《霁湖诗话》的出现标志着朝鲜诗话从关注诗律进入到专论诗律的新阶段,在朝鲜诗话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北魏平城墓志中北凉体异变文化交流考

北魏平城时期的艺术具备民族化、多元融合、雅俗杂糅的时代特征,墓志书法作为墓葬艺术中的重要部分亦展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书体总趋势是由隶向楷转变。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建立起很多草原民族政权,他们在书法艺术方面承袭汉晋遗风的同时汇入草原文明的特质,北凉体便诞生于民众书手之中。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体进入北魏平城墓志的发展路径清晰可考,并且对后世产生了重要且深刻的影响。

从石刻看明清时期云南的诸葛亮崇拜

石刻作为一种具有文物性质的文献,记载着各地的历史与文化,比如云南境内就留存着一些与“武侯祠”有关的石刻,从中可见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诸葛亮崇拜。这些石刻集中在滇中与滇西两地,滇中地区(包括昆明、曲靖、楚雄和玉溪)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圣人教化之功”的崇拜,滇西地区(主要集中于保山和大理)的石刻反映的是对于“神明庇庥之功”的崇拜。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石刻中体现的诸葛亮崇拜都是云南各民族对中原地区汉文化的认同。这种历史文化现象不仅推进了云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还促进了云南各民族的交融与发展,更为云南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民俗文化和丰富的精神余韵。

“怀情不尽曰隐”——沈约天监初之崇佛与梁武帝之关系

沈约天监初年重拾佛教信仰,其实是为了迎合梁武帝推尊佛教的策略。天监六年群臣对《神灭论》进行围剿,是武帝公开以政治权力为后盾,提高佛教地位的行为。尚书令沈约作为朝臣之首,在武帝弘佛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究竟慈悲论》《六道相续作佛义》等佛教论文与梁武帝对佛义的理解极为相似。另外,沈约晚年的忏悔、舍身、千僧会、八关斋等行为,皆直接或间接受意于武帝。然而沈约对佛教的信仰具有很大的投机成分,诚心不足,是以在临终前露出破绽,激化了其与武帝之间的矛盾。沈约天监年间的崇佛行为及其遭遇,须结合梁武帝方能看得分明,亦可借此观察梁代士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政治实态。

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背后的重农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礼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中,尤以梁武帝对礼制的改革最为全面透彻,影响最为深远。剖析梁武帝藉田礼制改革之原因和具体内容,对其背后所蕴含的重农政策加以探究,诠释梁武帝的治国理念,揭示礼制与政策间“互为表里”的深层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