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

本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屏风有关资料,对屏风文字进行了释读。在此基础上,对该屏风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行了讨论,认为其不仅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物像传屏风实物,也是迄今仅见的以孔子师徒为主题的屏风实物;屏风关于孔子的生年记载与传世文献完全一致,有关争论应可停息;屏风云孔子"姓孔,子氏"应为"姓孔氏"之误,"野居而生"则当为"野合而生";屏风文本与《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有密切关系;屏风中较多文字错误则表明,其可能只是刘贺为自保而以尊儒示人的一件道具。

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

战国秦汉时代,先秦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系统,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人物故事,而非《左传》类型。这些列传在《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最高,以这些诸子冠名的文献又多见于《汉书·艺文志》,以此为线索细读《史记》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立传的意图。《史记》诸列传之所以为诸子立传,恰恰因为他们的名字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材料特点上,诸子列传大多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汉武帝时代诸子书籍的流传状况,发现齐地学术是西汉学术的重要上源。

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

通过“孔子传记”与《史记》的文字对比,可见海昏侯墓衣镜画像中“传记”的书写主要依据《孔子世家》,并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太史公自序》,而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其图案所描绘的孔子“长人”和“布衣宗师”的形象,又可见“孔子图案”,与《孔子世家》中同样吻合。如此,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整体创制,便是以《史记》为根本依据,“传记”与“图案”两部分可互为参照。

司马迁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对孔子有种特别的崇拜,他撰《史记》自比孔子著《春秋》,《春秋》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匹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拔河式的较量,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

《史记》与中国叙事传统

《史记》在中国叙事传统的构成过程中承前启后 ,一方面它建立了纪传体这一制度化的叙事文本 ,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传记的本体论意义 。

近十年来《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综述

1994年以来《货殖列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货殖列传》中一些难解词句作了进一步考释,再次探讨了《货殖列传》的时代与体例归属问题,深入分析了《货殖列传》与地理学、伦理学、文化、兵法、文学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货殖列传》中进一步发掘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旨趣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特点,但也存在着将司马迁现代化、研究课题重复老化、材料使用不严谨及简单比附等不足之处。

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传在坚持实录原则的同时,允许虚构、想象,这种"虚构"包括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虚构、想象和对一些神怪梦境、传说、传闻的记载。这一见解具有相当危害性。秉笔直书、实录不隐,始终是中国古代史传遵循的原则。史家不允许对历史细节,进行所谓的合情合理、设身处地的想象和虚构。史传中记录的一些神怪梦境、历史传闻等,是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史家信以为真而加以记录的史事资料,它们并不属于史家本身之"想象"或"虚构"。主张史传可以虚构,甚至将史传的"文学性"等同于虚构和想象,都将取消史传的本质特性,为篡改和捏造历史打开方便之门。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入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论白寿彝先生的《史记》研究

白寿彝先生对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极为推崇,故而在这部著作上的讨论也更为集中,其研究的关节点在于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分析着重关注了《史记》作为一部史书所透露出来的关于他所处时代的重要信息。白寿彝对司马迁的研究除了讽刺时政、关心下层、欲"成一家之言"之外,还充分的肯定了司马迁对于经济的重视,同时对于司马迁"原察始终,见盛观衰"的进步观点也给予了积极肯定。

《史记》中的“至圣”孔子研究

孔子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十分重视,他不仅创作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篇传记,并且在《孔子世家》以外的55篇传记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行故事,达103处之多。其次,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孔子推崇为"至圣"的人,他使得孔子的"圣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汉代正史上得以确立。在《史记》中"至圣"孔子具有崇高性、神秘性、悲剧性等特点,并有着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再次,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对他创作《史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孔子价值标准的继承,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春秋》笔法"的借鉴。在史识上甚至对孔子有某些超越。可见司马迁"至圣"孔子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史记》类传及其撰写特点

司马迁在《史记》的一些纪传中,使用了类传方式写人叙事,但《史记》中到底哪些传纪属于类传,至今人们没有完全搞清楚。《史记》中的类传共有《外戚世家》《刺客列传》《循吏列传》《儒林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佞幸列传》《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货殖列传》等11篇。《史记》中的人物类传具有先议后叙、详略结合两个鲜明突出的特点。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比较研究

作为正史《汉书》的《李广传》基本上抄录了《史记·李将军列传》,内容大同小异,然就在这大同小异之中,却可以认识司马迁与班固的写作风格与创作思想。文章从文章结构、遣词造句、表达方式、细节处理、材料运用和综合评价六个方面比较了这两篇李广传记的差异,得到这样一个结论:班固创作风格是严谨而客观,司马迁则满怀激情善于寄予自己的爱恶,记叙、写人力求生动。

文本细读、春秋笔法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释疑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存在诸多疑问,其中最核心的是与扁鹊密切关联的三个医案中人物与时间不符。通过文本细读,将三个医案与其源文献——《史记·赵世家》《韩诗外传》《韩非子·喻老》中的相关内容进行比对后发现,司马迁在将源文献采摭入《扁鹊仓公列传》时做了许多修改,疑问因此产生。由此说明这些疑问非无心之错,而是司马迁有意为之,是他对"春秋笔法"的一种应用。司马迁要借助塑造扁鹊这一神医形象树立"上医医国"的历史观念,同时表达他对刘濞分裂国家和汉景帝处理七国之乱不力的批评。《扁鹊仓公列传》在《史记》七十列传中的特殊位置亦与此相关。至于"六不治"理论的提出者,是司马迁,而非中医史界一直认为的扁鹊。

从《史记·货殖列传》看中国早期儒商文化

《货殖列传》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第一篇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文字,其记述的一大批早期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具备鲜明的儒家文化特质,成为早期儒商文化的代表。早期儒商在治生过程中展现出儒家以义取利、义利结合的商业价值观,节俭寡欲、智勇合一的人格追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经营理念以及乐善好施、胸怀天下的商业理想,体现了早期儒商精神的精髓。虽然早期的儒商文化尚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阶段,但是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蕴和时代价值。

《史记》的“复笔”艺术

“复笔”艺术在《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使《史记》

《史记·商君列传》中的儒法纠葛

《史记·商君列传》生动地记载商鞅变法的经过,也表达了司马迁对商鞅变法的评价。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商君之法治国,所以司马迁对奠定秦并六国基础的商君变法的评价,一定会受到变法后秦国统治的成败影响,司马迁不但是以史学家的角度,而且是以经学家的角度,把追求王道政治的实现作为评判标准。就叙述者的角度、立场而言,《商君列传》是反秦反法家时代的产物,但又不能不承认其贡献,因此在《商君列传》中,可以读出儒法对抗的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