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论语》的接受与再诠释探究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过程中,表现出对《论语》的高度重视。由于西汉儒学复苏的影响以及司马迁本人对孔子尊崇,《史记》对《论语》的接受程度很高:《史记》不仅将《论语》作为可采信的史料,而且在政治主张与历史人物的评价上都以《论语》作为依据。以对《论语》的接受为基础,《史记》还对《论语》进行了再诠释:在内容方面,司马迁化《论语》的议论为叙事;在思想方面,《史记》体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倾向。同时,《史记》对《论语》的再诠释,对于《论语》的经典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史记》列传对“人”的审美与书写旨趣

《史记》列传对“人”审美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理想“人格”是具有良好品德,能不计个人利害安危坚守“义”;具有非凡才能、气概,能建功立业;能“不令己失时”,可以在耻辱困顿际隐忍奋发,实现抱负。理想“人格”建构大致不出古人“三不朽”设定,也与《周易》倡导的“君子”人格有相合处。对“人”审美第二层面是客观展现了“人”之“不全”并表达了由衷惋惜,提出了警戒意。第三层面是在人际关系网络中呈现出“人情势利”的客观必然存在,表达出对“知己”的特别渴望和对世人的劝诫安慰。“人”审美三层面表露的感慨、劝诫、安慰,是对史传编撰主旨精神的继承与发扬,也同时体现出感慨流连、抒情解郁等“文”的特征。两相结合,使《史记》在中国史林书写中别具一格,具有非凡魅力。

《史记·滑稽列传》“滑稽”论

“滑稽”和“诙谐”的音义均相近,可以通用。“滑稽”不仅是传中人物的共有特点,司马迁在写作手法、结构安排、语言运用上也表现出了“滑稽”之处。不过,他理解的“滑稽”还有价值观上的考量。滑稽人物人微言轻,却以滑稽的方式讽谏君王,发挥了自身的价值。他们在讽谏言语上运用类比法、归谬法、对比法启发君王,使君王自悟。其讽谏多为韵语,带有一定的音乐美感。他们综合运用表演和演唱的形式,营造出愉快轻松的氛围,寓庄于谐,大大提高了讽谏成功的概率。另外,司马迁根据“匡时济世”的价值、“卑微如尘”的身份、“不争势力”的人格、“广为传颂”的事迹这四个标准来筛选所要著录的人物,使《滑稽列传》成为一篇独特的人物传记。

“士尚志”与《史记》士人传记的书写

《史记》在书写士人传记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士阶层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并不断发展的结果。士人以“尚志”为特征,有着充分的生命自觉,人之一生成为一个值得欣赏、书写的审美对象,以“志”之确立、实现为线索,士人的一生行事也便于整合为完整的叙事。孔子重视“志”对于人生的领率作用,已经有省察、观照人生的意识,屈原抒写行志过程中的挫折、情绪,其诗歌具有强烈的自传性。在思索命运时,他们都援引古人、穷究天人,形成一种叙述士人生命历程的典型范式,为司马迁的传记写作提供经验。司马迁特别关注士人为行其志而做出的倜傥非常之事,在古今、天人的视野下探究命运的形成,为士人异彩纷呈的生命写照传神。

“任安传”小注——居地、狩猎及《史记》文本问题

中华书局本《史记》的《田叔列传》,在补叙褚少孙所说任安生平时遗漏了“家于武功”一句。考察这一细微文本问题,可推测中华书局本《史记》“任安传”相关文本的形成过程,能揭示诸如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吴树平《全注全译史记》、王利器《史记注译》以及《史记》日译本等《史记》众多现代评注本之间的相关文本差异,并提醒在阅读《史记》时仍须比对多个版本和注释。而考索“武功”的具体地理方位及体察褚少孙补叙任安生平的相关文本,可纠正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关于任安生平叙述的一些失察之处。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史记》合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史记》作为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其丰富的传记类型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重点。合传既是司马迁独创的传记类型,又是塑造典型人物的一种艺术手段,蕴含独特的文学价值。历来学者对《史记》合传的定义探讨颇多,三类说、四类说、五类说、六类说、八类说皆备,对合传结构、原因、目的及文本价值的探索也大有收获,研究向纵深化发展,但目前也有一些问题不容忽视。

《史记·游侠列传》的叙事干预分析

《史记·游侠列传》是由司马迁所著的中国正史中第一篇为游侠所立的传记,本文以叙述者中的叙事干预为切入点,对《游侠列传》文本中叙事干预的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探究司马迁为游侠群体立传的原因,以及是如何塑造游侠形象,以达到“成一家之言”的主要目的的。

略论杨维桢假传文的艺术机杼

假传模拟史传写法,将器物拟人,“为之作传以传其事”。杨维桢是元代假传文创作的大家,其笔下器物从竹几到白盐,皆点物成人,借用《史记》的笔法为其作传,体现出“以史为戏”的创作精神、“文道两分”的创作观念、滑稽俳谐的艺术机杼,蕴含着杨维桢个人对高尚道德节操的追求和对世态人情的讽刺。

海昏侯墓孔子屏风试探

本文根据最新公布的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屏风有关资料,对屏风文字进行了释读。在此基础上,对该屏风的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进行了讨论,认为其不仅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物像传屏风实物,也是迄今仅见的以孔子师徒为主题的屏风实物;屏风关于孔子的生年记载与传世文献完全一致,有关争论应可停息;屏风云孔子"姓孔,子氏"应为"姓孔氏"之误,"野居而生"则当为"野合而生";屏风文本与《史记·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可能有密切关系;屏风中较多文字错误则表明,其可能只是刘贺为自保而以尊儒示人的一件道具。

因书立传:《史记》先秦诸子列传的立意与取材

战国秦汉时代,先秦人物故事存在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是《春秋》材料系统,特别是《左传》中的人物故事;二是后来结集为诸子书的人物故事。《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主要取材于诸子书类型的人物故事,而非《左传》类型。这些列传在《史记》先秦人物列传中所占比例最高,以这些诸子冠名的文献又多见于《汉书·艺文志》,以此为线索细读《史记》列传文本,不难发现《史记》先秦诸子列传有为诸子书立传的意图。《史记》诸列传之所以为诸子立传,恰恰因为他们的名字附属在了那些有价值的文献身上。材料特点上,诸子列传大多不从各诸子书里采择诸子言论和事迹,形式上还具有辅翼诸子书的性质。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汉武帝时代诸子书籍的流传状况,发现齐地学术是西汉学术的重要上源。

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文本考察

通过“孔子传记”与《史记》的文字对比,可见海昏侯墓衣镜画像中“传记”的书写主要依据《孔子世家》,并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太史公自序》,而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其图案所描绘的孔子“长人”和“布衣宗师”的形象,又可见“孔子图案”,与《孔子世家》中同样吻合。如此,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整体创制,便是以《史记》为根本依据,“传记”与“图案”两部分可互为参照。

司马迁与“春秋笔法”

司马迁对孔子有种特别的崇拜,他撰《史记》自比孔子著《春秋》,《春秋》在他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司马迁学习孔子以布衣之身敢为万世立法的宏伟气概,以及与之相匹应的"春秋笔法"。"寓论断于序事之中"就是"春秋笔法"在《史记》中的继承与发展。司马迁以"春秋笔法"书写历史,行使史家对历史的裁决权,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皇家的世俗权力与史家的历史裁决权力,进行着此消彼长的拔河式的较量,最终史权会从皇权的奴役下翻身。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论作者传记批评的发端及其意义——司马迁《史记》中的作者意识和作者批评意识的觉醒

中国史籍一贯保持作者传记批评的传统,从而形成中国文学作者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

读《刺客列传》

以豫让、聂政为焦点,探究司马迁借由叙事所欲透露这些人的"意""志"及其自己的观点。开列《刺客列传》,从政治史的角度,司马迁观察到古今政情变动的一项因素。从社会史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留心到社会中存在着一个难以预估其影响力大小的次团体,然而真正让人对之敛衽伏地的乃是他指出了人间世一项普遍的实情。这不是司马迁借廉颇某一门客所说的世态炎凉,而是直指人性的基本结构:人渴望被肯定。并且,司马迁残酷地揭露出这种渴望导致人自身最大的软肋之一会被人充分利用。对于重情义者,这更是致命的切口。

《史记》与中国叙事传统

《史记》在中国叙事传统的构成过程中承前启后 ,一方面它建立了纪传体这一制度化的叙事文本 ,另一方面又规定了传记的本体论意义 。

近十年来《史记·货殖列传》研究综述

1994年以来《货殖列传》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主要表现在:对《货殖列传》中一些难解词句作了进一步考释,再次探讨了《货殖列传》的时代与体例归属问题,深入分析了《货殖列传》与地理学、伦理学、文化、兵法、文学及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货殖列传》中进一步发掘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等几个方面。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研究旨趣等方面表现出显著特点,但也存在着将司马迁现代化、研究课题重复老化、材料使用不严谨及简单比附等不足之处。

古代史传“虚构”说辨正

有学者提出,中国古代史传在坚持实录原则的同时,允许虚构、想象,这种"虚构"包括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虚构、想象和对一些神怪梦境、传说、传闻的记载。这一见解具有相当危害性。秉笔直书、实录不隐,始终是中国古代史传遵循的原则。史家不允许对历史细节,进行所谓的合情合理、设身处地的想象和虚构。史传中记录的一些神怪梦境、历史传闻等,是当时社会上已经流传、史家信以为真而加以记录的史事资料,它们并不属于史家本身之"想象"或"虚构"。主张史传可以虚构,甚至将史传的"文学性"等同于虚构和想象,都将取消史传的本质特性,为篡改和捏造历史打开方便之门。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入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