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扁鹊称号来源与传承考

[目的]研究“扁鹊”这一称号的起源、扁鹊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传承历史。[方法]通过二重证据法,查阅相关文献,在“扁鹊为良医代称”的传统文献认知基础上,系统梳理“扁鹊”生平,并分为三大时期进行分析,针对“扁鹊”这一称号的来源以及扁鹊学派的传承进行深入探究。[结果]“扁鹊”乃良医代称,非专指秦越人。上古时期鸟图腾崇拜盛行,鸟鹊代表人类对男性生殖崇拜的追求,后其意义逐渐转向对长寿的追求,黄帝时期的名医岐伯即以“扁鹊”为名。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学派活跃,其代表人物秦越人被尊称为“扁鹊”,其后秦越人的弟子承袭此称号。秦武王年间“扁鹊”去世,扁鹊医派从此分流传承,代表人物有淳于意及其徒弟、张仲景、华佗、郭玉、徐嗣伯等,扁鹊学派至南宋初年销声匿迹。[结论]扁鹊作为中医学的代名词,对其名称的产生源流及传承进行考证,有利于进一步拨翳见明。

王亥的历史地位——兼论原始王权的产生

王亥是甲骨文即有表现的商人先公先王中第一个被称为“王”的首领。从甲骨文中“亥”的字形来看,有以鸟为图腾的痕迹,但商族并不属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系,从夏朝开始,夏人、商人、周人都是华夏民族的组成部分。王亥被称为“王”,是因为此时的“王”所具有的力量中,主要是继承了来自玄鸟崇拜的神性和神力,其“王”的观念主要表现的是宗教性。王亥称“王”的意义,体现的是当时原始王权的产生。王亥是早期形态的王,他所具有的王权仅限于商族内部,尚不能支配商族之外的其他部族或邦国,与夏商周王朝国家的“一统王权”有所区别。

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

西藏岩画中数量丰富的“鸟图形”,显示出“鸟(鹰)”在西藏早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后期相当部分的“鸟图形”岩画,看上去颇有些超自然的意味,但早期岩画中的鸟图形可能仍是高原自然生态环境的一种表现,只是随着苯教文化的发展,逐渐赋予了鸟图形以特殊的意义。据苯教文献记载,古代象雄部落是神鸟“(?)”(穹)的后裔,西藏岩画中这些带有神秘意义的“鸟图形”,显然与古代象雄部族的神鸟“穹”的崇拜习俗有直接关系。西藏岩画中丰富多彩的“鸟巫”形象也向我们证实:古代象雄苯教巫师在做法事时,力图将自己打扮成鸟形,不仅用以显示巫师不同寻常的魔力,更重要的是与神鸟“穹”保持精神上的一致,“鸟巫”正是古代象雄部族“鸟图腾”文化的一种延伸。西藏岩画以其极为生动丰富的图像,成为古代象雄文化发展过程的形象注解,在古代象雄文化缺乏考古实物的今天,它们无疑将是我们解读神秘的古代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精卫填海”神话的文化内涵解析

"精卫填海"是我国广泛流传的上古神话,运用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理论方法对"精卫填海"神话的文化内涵进行解析,分析"精卫填海"神话展示的远古时期的鸟图腾信仰,诠释当时氏族制度下女性地位的高低,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某种民族精神。"精卫填海"神话展现出的悲剧精神和悲剧意识是对以往"大团圆结局"神话的一种颠覆。

红山诸文化“神鸟”崇拜与萨满“鸟神”

鸟崇拜是人类原始图腾崇拜的普遍形式.距今8000～5000年的红山诸文化曾经有过十分发达的'神鸟'崇拜.在考古发现的遗物中有许多各类鸟形纹样、鸟形雕塑和以石、陶、泥、木、玉等材质制成的鸟形器和佩饰物.鸟是北方诸族萨满的主神或主要保护神,在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中鸟崇拜和鸟祖神话十分流行.红山诸文化的'神鸟'崇拜与北方民族的'鸟神'崇拜,特别是萨满'鸟神'有诸多相似之处.

《易》与《诗》中的鸟

《诗》之兴是一种隐喻,《易》之象与其有着相同的艺术功用,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象征系统。《诗经》中的鸟类兴象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的内在关联,早已被前人证实,验之于《易》,同样契若合符。可见,《易》与《诗》一样,都是以形象来表达意义,运用的是象征表现方式。

鸟图腾、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起源

中国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是学术界经常谈及的话题。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泛图腾论",把考古发现的远古时期祭祀礼器或日用器物上面刻画的鱼、鸟、花卉等图案都视为图腾;二是"图腾否定论",以张光直先生为代表,认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不能证明中国远古时期存在图腾崇拜。本文依据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记载和民俗调查,证明远古时期海岱地区的确存在鸟图腾崇拜,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证明的中国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海岱地区的鸟图腾崇拜催生了中国文字的萌芽。

蚺蛇与甘工鸟:黎族造物的图腾与禁忌

人类在面对自然的压力与生存的威胁时,会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来保护自己,它可能是对人类生存有力的某种动植物,抑或是使人无比畏惧的生灵。而蚺蛇在黎族先民的生活中,同时扮演了这两个角色。对于穿梭于山区密林和跋涉于河流的黎族人来说,蛇是重要的图腾代表,他们以印记与象征的方式将蛇形挂在门楣上、戴在脖颈上、织绣在衣服上、刻画在身体上,神圣之情状以种种物象而表达,得其保佑而世代相传;而鸟也是黎族人在生存悠关的动植物中建立起的血亲与氏族标志。鸟纹是黎族衣饰、头饰、以及文身上最为多样、最集中的反映黎族审美智慧的艺术形象,尤其是各方言的甘工鸟,都是黎族古老神话投射出的黎族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见证,是黎族先民在万物有灵的认识基础上,通过幻想与神秘认知而对自然现象与生存状态进行的感性加工。这不仅体现了黎族先民图腾文化观下的集体意识,为巫术的产生、发展以及祖先崇拜奠定了精神基础,而且用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表达出原始记忆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图腾的崇拜也必然生出相应的禁忌,它是以限制为手段,调节发展了黎族内部个人与集团之间的统一关系。

虎座飞鸟形象功能分析

作为楚墓典型丧葬用器的虎座飞鸟,其形象和功能引起学者们的种种猜测。对虎座飞鸟形象进行了分析,辨析了图腾说、尊凤贬虎说、研究了凤、虎、鹿三种动物形象的选择的意义;又对虎座飞鸟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虎座飞鸟被信巫淫祀的楚人用作巫师的法器,其目的是为了引魂归天。

体育人类学视阈下江永女书文字中歌舞鸟图腾文化解析

从体育人类学的视角对江永女书文字符号与鸟图腾崇拜艺术,江永女书文字中的歌舞文化及歌舞鸟图腾文化展开了多元的考证与思辨,旨在通过女书文字的历史考证形成对江永女子体育文化的整理。研究认为:女书字符中的"鸟型"造字现象与古越人的鸟图腾崇拜具有精神上的继承与贯通,是古越文化的孑遗和演变;女书文字符号显示了鸟、人、神三位一体的微标性鸟图腾图像;女书具有典型地域性、群体性、标志性的文化基调,诠释了江永妇女生活的群体意识、社会地位和性别意识,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妇女的文化自觉和精神慰藉;以体育游戏为题材是江永女书歌舞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女书"歌舞"造字艺术起源于对鸟图腾的崇拜;女书文字在自我建构与被建构博弈冲突过程中实现双向的流动、传承与文化变异,只有克服现代文化的话语霸权和知识暴政,探索历史和现实语境下女书歌舞艺术自身传承的发展规律,充分尊重女书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和人性关怀,才能形成对江永女书歌舞艺术展开原生态的传承与保护。

由沙冢遗址红陶鸟探淮河流域上古“鸟”图腾崇拜意象源起

淮滨"沙冢遗址"出土的沙冢红陶鸟造型丰满圆润,L形的侧影、A字形的正面像、尾部展开的V形状,极具母性特征和生殖崇拜的女阴符号,从实物上充分证明把鸟作为图腾崇拜是上古时期淮河流域沙冢遗址的独特现象,反映了古淮夷地区"夷"族氏族文化特征。其形成因素是原始宗教及太阳崇拜的一种表现,是淮河流域原始生殖崇拜的物化表现,是地理、自然环境造成自然禁忌崇拜的结果。多种因素共同形成了古淮夷地区具有地域特色鸟图腾崇拜的文化意象源起。

先秦华夏、东夷不同的鬼魂观念及其思想探源

文章重新诠释了大禹治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神话,认为它们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即华夷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不同的生活信念。表现在鬼魂观念上即是:基于对祖先来源的不同认识,夷、夏先民的魂化之形与魂归之处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端,这反映了他们分别以鸟、鱼为人类本源,以山、水为宇宙本源的异质文化。这种文化冲突最终在对抗中走向民族大融合,且伴随着这种民族关系的变化,也呈现出龙凤相斗与龙凤呈祥的不同景象。

自在暗中看一切暗——论鲁迅的“猫头鹰情结”

现实生活中,鲁迅对猫头鹰的钟爱,在绘画与文学文本中获得了多层次的延展性呼应,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猫头鹰情结”。其意义不仅在于充分表现了鲁迅“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批判意识,还在于强烈地显示出鲁迅与黑暗捣乱的幽默精神和能飞鸣就偏要飞鸣的叛逆性格。其产生与绍兴这一“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的特殊文化传统和吴越地区的鸟图腾崇拜有着密切联系。周作人也热爱猫头鹰,但却是借替猫头鹰翻案为自己的汉奸罪行作开脱,其卑劣与鲁迅的伟大存在着天壤之别。

骆越文化的精粹:试析布洛陀神话叙事的起源

布洛陀神话是壮族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是骆越文化的精粹。追本溯源,布洛陀神话应源自几千年前的骆越鸟图腾信仰,带有浓厚的骆越文化特点。它随着骆越族群的扩散而传播,在骆越后裔布依族、水族等民族之中仍有其各自的表现形态。布洛陀神话是从骆越未分化时代就保存下来的珍贵叙述。

西周青铜器造型中的鸟图像研究

动物图像在中国传统造型文化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其中鸟图像更是被赋予各种精神内涵。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中后期,青铜器风格沉重、神秘、威严,鸟图像以轻灵、变幻莫测的神秘性以及独特的寓意,在西周青铜器造型的沉重之中注入新鲜的生命活力,丰富了青铜器造型艺术语言,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对于灵动、自由与飞扬的渴望。

基于侗族鸟图腾文化的数字创意产品开发

目的以侗族鸟图腾文化为研究依据和切入点,探索地域文化数字创意产品开发的设计流程,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和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方法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对侗族鸟图腾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梳理,建立知识资源框架;以"手工艺者创业+学生创新"的双创模式为途径,以智能硬件技术与传统文化结合为手段,探索侗族鸟图腾文化数字产品设计的新模式。结论通过智能硬件技术的运用,能创造寓意多元文化丰富性与生动性的侗族鸟图腾文化产品;通过与当地手工艺者合作,能帮助树立当地民众的文化自信,激发其对新技术的学习兴趣,有效建立当地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并创造就业,促进侗族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从《说文·鸟部》看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

以《说文》中与神鸟文化相关的字词解说为对象,从汉字文化学的角度,在神话传说、图腾崇拜、人本精神等众多方面考察了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从中发现《说文》鸟部字存有一个"凤"神字族系列,它体现的中国先民的神鸟文化意识源于上古的原始神话,进而上升到图腾崇拜,最终构筑了"凤"神字族独特的人本精神。

古蜀鸟崇拜研究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蜀诸王族中,柏灌、鱼凫与蒲卑均以某种鸟命名,或含有鸟的元素,有的可能以鸟为图腾。鸟图腾信仰在古蜀族群文化的整合中曾发挥重要作用。成周之会,蜀人以其所崇之鸟文翰进献,与周王室构建了政治联盟关系,周人亦藉此实现了政治文化的整合。古蜀鸟图腾与鸟崇拜兼有族群文化整合与族际文化交流的双重功能,体现着当地先民对不同人群间关系的认知和处理,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方式。

从皮影人物的造型再谈皮影的渊源

皮影的起源说法众多,顾颉刚先生在《中国影戏略史及现状》中有周代说和汉武李夫人之事的汉代说,他认为皮影在陕西发源;孙楷第先生认为皮影在唐五代始有。对皮影的人物造型风格,专家现存的论著多以地域为划分。笔者根据皮影的人物造型特征,考据历史上相关的社会宗教生活形态和人文风貌,分别以人类学角度、宗教学角度和人物头部造型形态审美的关系为基点,认为皮影的初期形态至少在汉唐已经形成,不过存在于民俗风尚艺术和宗教巫术的某些具体形态之中,尚不具备戏曲那样完善的视听体系,直到唐代戏剧雏形的形成,宋代戏剧繁荣时才得以完善为专门的戏剧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