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ce-President Liu Hongcai Meets Herta Daubler-Gmelin,Former Minister of Justice of Germany

On November 9th,Vice-President Liu Hongcai met Herta Daubler-Gmelin,Former Minister of Justice of Germany.Both sides exchanged views on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s well as China-Germany and China-Europe relations.

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Held a Dialogue on Lo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On March 1,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 held an online dialogue meeting on loc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Bavaria,Germany.Mr.Huang Qiang,Governor of Sichuan Province,Mr.Deng Yunfeng,Vice-Governor of Shandong Province and Mr.Zhang Xin,Vice-Governor of Guangdong Province discussed with Mr S?der,Governor of Bavaria.An agreement on twinn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ichuan and Bavaria was signed at the meeting.

中德农业科技创新合作现状、问题及建议

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不仅为世界各国创新发展积累经验,而且也推动了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并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寻找新动能,造福全人类。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将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与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作为重点强调内容。德国作为农业科技强国,农业科技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较为领先地位。中国作为世界农业大国,其农业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农业强国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德两国具有良好的农业科技合作基础,促进和加强两国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创新合作,既符合两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目标,又有利于共同应对和解决区域性和全球性重大农业挑战问题。为此,首先系统梳理了两国农业科技发展特点及合作基础,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促进和加强双方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现实需求以及现有合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针对上述问题,从项目管理、合作成果考核评价、相关利益方参与度、资助模式以及中德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功能挖掘等角度提出了双方在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合作的对策建议,以其为两国未来农业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的深入探索与思考提供借鉴与参考。

三重战略逻辑视域下的德国国家安全战略

德国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大战略、机会主义、风险管理三种制定战略的政治逻辑为视角,系统检视德国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发现,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目前仍属于一种较为模糊的原则性规划,其详细行动计划还有待观察。同时,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存在有限的机会主义特征。此外,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以防范风险为主,重点是对军事、经济和制度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混合性质的国家安全战略引导下,未来德国外交中克制文化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进一步巩固,欧洲战略自主也将在北约框架下艰难推进,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将受到其失稳的内政和美国大战略变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他们为什么愿意从事技能工作?——制度理论视角下德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研究

青年人技能投资的意愿直接影响着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技能社会建设的人力资源基础。相比我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较低而导致青年失业率较高的现实,德国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合格的专业技术工人队伍以支撑企业生产与发展,取得了全球认可的成绩。本研究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回答了德国青年为什么愿意从事技能工作这一问题,发现影响德国青年技能投资意愿的规制性因素包括劳资关系的平等程度、工作保护程度、就业保护程度、失业保护程度和工资保护程度;规范性要素包括职业价值观、技能资格证书含金量和薪酬回报程度;认知性要素包括技能工作专业化水平、技能学习过程质量水平、发展路径多样化水平。制度的规制性要素为德国青年的技能投资意愿提供了基本保障,规范性要素从价值观和实践层面激励技能投资意愿,认知性要素通过行动者自身对技能工作的理解而转化为技能投资的内生性意愿。

职业教育企业培训师培育的德日经验及启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为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职业院校相关专业教师原则上从具有3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但如何从制度和机制上确保企业人员的准入、使用及专业水平,仍然是我国政策有效落地的实践难题。通过对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德国企业培训师和日本职业培训指导员培育制度的研究发现,基于法律规定的企业培训师管理办法、促进企业培训师专业发展的培养与培训机制、建立稳定且动态调整的制度保障等经验,为我国优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企业来源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以立法形式确保教师的专业性地位与作用;以培养培训一体化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以制度性保障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

德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六大政策面向

从建设教育强国这一视角分析德国近年来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可以发现其有六大基本面向:优质,指全面提升各级各类教育的质量;公平、均衡与协调,指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社会群体之间均衡地配置教育资源,以促进教育公平,确保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以及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国际化,指从科研国际化、高等教育国际化、职业教育国际化、跨国教育和国际流动等方面提升德国教育的国际吸引力;善治,指完善教育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参与、科学、规范的教育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价机制。这六大政策面向构成了一种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展现出一种德国建设教育强国的政策模式。该模式具有重视制度化、协同性、科学性和适应性等特征。

德国综合安全观:理论缘起、历史演进与实践评估

德国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以“综合安全”为要义,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脉络可循。德国综合安全观兴起于冷战后,其内在逻辑是对欧洲主义安全观的继承性发展,聚焦两极秩序瓦解后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稳定以及应对域外冲突,注重非传统安全,安全参与者包含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克里米亚危机后,传统军事威胁回归欧陆,德国综合安全观“防御性”与“韧性”融合并重。俄乌冲突冲击欧洲安全秩序,德国综合安全观愈发重视国家与联盟防御,并通过“多元化”与“联盟政治”等手段推进“去风险”策略,增强经济与社会韧性,同时也呈现出泛安全化、价值观化与权力政治的特质,其影响力辐射至“印太”地区与对华政策上。然而,德国综合安全政策实践仍面临诸多挑战。防御上,德国提升国防的政治承诺与其军事资源尚不匹配。韧性上,德国“去风险”策略受国际权力对比变化、中国市场红利、德国政界与商界意见的异质性以及德国国内经济成本的制约。为此,中国应客观看待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影响。

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的政府支持、路径及启示

为深化推进我国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成长的政府支持、路径及其启示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德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获得了国家政策法规的扶持、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管理的放权与服务。成长路径表现为服务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成长路径、服务于推动多种形态体育协调发展的成长路径、服务于提高运动训练科学水平的成长路径。研究建议:为促进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中社会和市场力量的成长,应建构“强政府-大社会”的竞技体育发展新格局、推动俱乐部体制和联赛体系的专业化发展、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协同促进竞技体育发展。

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以德国、美国为例

职业教育发端于产业发展的需要,产业发展反过来又催生了职业教育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具有一致性、契合性。国家一系列政策都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融入产业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性为我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启示我国应通过全面加强政府引导、建构产教全面融合机制、提高职业教育学历层次、充分发挥企业特定作用、完善培养质量考核制度等措施,以有效增强我国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契合性。

什么是好的课后服务:德国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研究

目前我国中小学的课后服务进入了由探索性实践向扩优提质转变的过渡性阶段,在此阶段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好的课后服务”,即课后服务的质量评价,这也是中小学课后服务的利益相关者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课后服务在德国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已然形成了完善的课后服务模式和科学的运行机制。从2026年起德国将逐步引入小学生全天课后服务的法定权利,而全日制小学是课后服务的主要承担者。为保障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的质量,德国分别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制定了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用以指导各联邦州开展课后服务质量提升计划,而且质量标准呈现出四个典型特征: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与全面性;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教育公平的维护;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突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对学生个性与全面发展的重视。基于对德国全日制小学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分析,可以得出三点启示:首先健全制度规范,做好国家与地方层面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制定与落实工作;其次铸牢育人理念,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作为构建课后服务质量标准的基本原则;最后加强内外合作,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统一作为保障课后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德国普通中学的职业导向教育:价值意义、实施路径与实践特征

职业导向教育旨在促进学生职业定位和选择能力的养成,对所有学生成功过渡到升学、培训和工作具有指引作用。德国各联邦州在遵循KMK关于职业导向教育总体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职业导向教育准则和细化措施,由各学校负责具体执行。从实施方式看,德国普通中学的职业导向教育主要通过系统的职业导向课程与校内外职业实践活动来落实,具有多主体协同服务、全过程循序发展、信息化手段推进及差异化全纳包容等特点。

德国高校对不同阶段教授激励策略的价值导向探究——基于德国W体系薪酬分配制度的分析

德国高校教授W体系薪酬分配制度成功实现从“注重人人有份”到“保障和激励兼顾”的转变。现已形成以“基本工资为主,多元附加浮动工资补充”的稳定结构,基本实现了“有侧重地激励不同专业发展阶段教授”的改革目标。基本工资坚持“依据资质,保障公平”、浮动工资坚持“优绩优酬,强化激励”的价值导向。具体而言,初级教授(W1阶段)面临适应和生存需求,侧重职位胜任力的提升;终身教授(W2、W3阶段),其中:普通教授(W2阶段)面临向上晋升需求,侧重教学和科研并重发展;专家教授(W3阶段)面临承担高级职位使命,侧重行政管理和对外合作等贡献。我国正处于高等学校薪酬制度的改革期,德国W体系薪酬分配制度二十余年的实践经验颇具借鉴意义。

寻求德意志文化特色的教育学:精神科学《普通教育学》的系统回应

按照诺尔的理解,1770—1830年是德意志精神的寻求和建立时期,但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精神开始堕落,从而激发了19世纪末复兴德意志精神的青年运动和改革教育学运动,其结果就是富有德国文化特色的教育学即精神科学教育学(也被称为文化教育学)的产生和发展。诺尔的学生弗利特纳基于其时代的生命体验和理解,建构了一个不同于赫尔巴特启蒙教育学的精神科学教育学经典--《普通教育学》,从而解决了其所关注的如何把习得和传授德意志精神的过程变成主体教化的过程这一核心问题,建构了以生命和文化为核心的教育学原理体系,体现了精神科学教育学的最高水平,并与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构成了德国教育学“启蒙”和“文化”的双峰传统,一个体现了德国教育学的明朗,另一个体现了德国教育学的深邃。

德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数字阅读推广服务项目研究与启示

文章调查并分析德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数字阅读推广服务项目现状,为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推广服务提供参考借鉴。采用网络调查法与案例分析法,选取15所德国市级公共图书馆作为调查对象,从项目的概况、类型、特色、经验等层面展开论述。德国公共图书馆未成年人数字阅读推广项目围绕“数字课程培训”“数字创新实践”“数字困惑解答”“数字安全防范”4大主题开展,具有推广理念先进、推广架构完善、推广内容丰富的特点。建议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数字阅读推广时关注未成年人,革新推广服务理念;全方位多角度实施,健全推广服务架构;紧跟数字时代步伐,拓展推广服务内容。

德国行业大师证书考试模式、特色及镜鉴

德国行业大师资格证书考试主要有实操考试、笔试和口试等形式,从理论、技术、经营管理和社会责任等方面对学生展开综合能力考查。行业大师证书考试的特色在于考核综合能力,提供无限发展机遇,校政行企共筑教育品质,进一步塑造了德国职业教育的卓越形象。行业大师证书考试对我国的镜鉴为,基于市场需要,多方共筑职业教育生态体系;立足本土、展望国际,提升职业资格考试证书的认可度;聚焦职业特质与综合能力培养,构建科学的职业资格考试体系。

中德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生活垃圾投放作为源头环节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我国现行的垃圾分类投放中仍存在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分类投放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标准不统一以及生活垃圾法律责任不完善等问题。德国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较先进,有着完备的废弃物管理体系。德国在1972年通过了首部《废弃物处理法》,而后的51年里,其垃圾分类成就之巨大为人称道。因此,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德国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中的相关经验,健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相关立法,理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主体之间的关系,建立基本统一的垃圾分类标准并完善分类投放的主体法律责任,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院的差异分析

明确界定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特别是厘清应用技术本科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两种不同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差异化定位,对于当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借鉴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职业学院的成功经验,分析它们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学模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提出我国本科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应聚焦职业实践相关的能力培养,通过面向企业需求的专业设置、职业实践导向的课程体系、双元合作的教学模式,以及企业参与的录取标准,形成一套与应用技术本科差异化的发展路径。

本体安全、国家身份与朔尔茨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

2024年4月,德国总理朔尔茨第二次访华,中德关系成为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积极指标。然而,朔尔茨政府的中国战略却将中国定位为“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位一体的国家,在追求对华理性合作的同时,明确以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为基底调整对华政策,战略上加强德美协调,经贸上推行“去风险”政策,意识形态上突出价值观差异。如何解释朔尔茨政府对华政策的新调整?既有研究主要从德国国内政治、双边经贸关系、国际体系新态势等三个物质性维度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尽管中德之间互不构成实体安全意义上的威胁,但本体安全焦虑是德国对华政策调整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乌克兰危机、中国崛起、美国外交退化为大国竞争主导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严重冲击了德国国家身份框架,使德国积累了强烈的本体安全焦虑情绪。为维护其国家身份的稳定与连续,德国采取调整身份叙事与强化德美协调等多重措施,并将之深嵌于对华政策之中,驱动德国调整对华政策。不过,尽管德国对本体安全的追求增加了双边合作关系管理的不确定性,但中德关系仍颇具韧性。

德国“双元制”视角下产教深度融合的途径探究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我国在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良性互动方面多措并举,为产教深度融合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暴露出一些新的问题。另外,德国“双元制”模式正是产教融合的先进典型,汲取其可行性思路,为我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供一些参考,主要提炼为:政府要在制度完善、资源统筹、监督评价等机制优化上持续发力;学校要在内涵建设、共赢合作机制探究上稳步推进;企业也须强化责任担当,深入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精耕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