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多噶举派形成与发展

十七世纪始,上康地区藏传佛教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著名高僧噶玛恰麦借鉴宁玛派大圆满法、噶举大手印法、南曲天法等义理,开创了乃多噶举教派。在其之后历史长河中,乃多噶举不断创新教理教义,最终发展成为具有相对完整理论体系的宗教流派。依据《噶玛恰麦自传》等相关古籍文献,梳理乃多噶举创始人噶玛恰麦生卒年代及修习情况,探究乃多噶举派的形成及发展背景具有较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藏族僧人的社会调解活动考辨——以15世纪之前的藏传佛教为例

藏族史书中记载了许多僧人参与社会纠纷,甚至是军事斗争调解的史实,但这些记载大多过于简略,存在进一步考辨的必要。经过考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纷争的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西藏地方政权瓦解和中央政权交替的时期;地点则主要是在前藏和西康。藏族高僧参与这些纠纷的调解,一方面促进了其自身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托林寺迦萨配殿药师图像重构——兼议13—15世纪西藏阿里地区药师如来信仰与图像配置

意大利藏学家朱塞佩·图齐于1933和1935年考察托林寺迦萨殿时其内部塑像与壁画尚完好无损,他与随从摄影师尤金·盖尔西当年拍摄了大量有关迦萨殿的壁画,可惜这批宝贵的图片资料现仍封存于意大利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内至今还未公开于众,这对于研究已沉湎于历史记忆中的托林寺迦萨殿而言,要化解它内部诸佛殿中的图像配置这一谜团仍需要漫长的等待。文章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学者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教授早年论文《斯比蒂河谷中的唐卡绘画传统》中所引用盖尔西于迦萨殿拍摄的两张照片入手,结合西藏西部阿里地区13—14世纪前后的桑达石窟、帕尔噶尔布石窟以及羌衮巴石窟中的药师如来壁画,重新构建迦萨殿外围配殿原药师如来殿的图像构成与年代以及该题材在13—14世纪阿里地区的图像配置和信仰。

试论古格时期藏传佛教诸教派在阿里地区的弘传与纷争

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初,在古格王室的大力扶持下,佛教从上部阿里地区开始弘传,阿里地区一度居于全藏宗教文化的领先地位。同时,后弘期前期也是西藏佛教发展史上一个极具活力的时代,宗派竞起,精彩纷呈。在这一过程中,卫藏地区后来居上,各教派在卫藏地区相继创立,并传入上部阿里地区。其中,止贡噶举派成就特别突出,得到西藏西部的古格、普兰、拉达克等地方政权的支持,成为阿里地区主导教派。15世纪初,格鲁派在卫藏地区兴起并迅速传入阿里,得到古格政权的大力扶持,成为古格境内的主导教派;另一方面,拉达克政权则开始转而成为主巴噶举派的信徒,双方在宗教派别的信奉上渐生分歧,格鲁派与主巴噶举派的矛盾日益增加,以致双方冲突不断,直至古格政权崩溃。

17世纪初西藏的政局与五世达赖喇嘛的认定

五世达赖喇嘛是藏族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学者。文章通过对五世达赖的家世及其诞生、寻访、认定过程的介绍和分析 ,对 17世纪西藏社会政治、宗教界为争夺西藏统治权展开激烈斗争的历史作了考察 ,认为五世达赖的寻访。

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派综述

香巴噶举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之一,由凯珠·琼布乃觉创建。尼古玛、苏喀斯迪二人在该教派的形成过程中曾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派因其根本道场雄雄寺在"香"地,其教法以口耳方式相传,故称香巴噶举派。在该派的发展早期,曾出现过"七宝法统"的传承;其后,分裂成以香敦大师修建的甲寺、凯尊·循努珠修建的桑顶寺为标志的甲巴、桑顶两大世系。再之后,该教派又出现了以汤东杰布和觉囊.多罗那他为代表的两个较为重要的世系。香巴噶举派由于其始终未能掌握地方政权,也未能与地方势力之间建立适当的关系,其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诸多支系,再加之自身组织涣散,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实用的传承体系,因此,随着岁月的流逝,香巴噶举派走向了没落。

《噶当教法史》的若干热振寺史料考证

目前,国内对近几年新发现的噶当派稀有文献的研究相对薄弱。鉴于此,文章采用文献比较分析法,综述现有的六部噶当教法史作者及著作时间的先后顺序。通过对比各噶当教法史,对于一般藏族历史文献中记载热振寺创建者是仲敦巴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论证了祥章卡创建下热振寺要早于仲敦巴创建上热振寺的观点,并且认为各噶当教法史中记载的热振寺法嗣不同的原因及热振寺火灾与13世纪蒙古军入热振寺无关。

14—16世纪藏传佛教“疯圣者” 现象兴起缘由探析——以“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为例

在14—16世纪的西藏,藏传佛教内部兴起了一批被称为“疯圣者”的修行者,关于这些“疯圣者”的藏文记载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们言行怪异、举止荒诞,有许多与世俗常规相背的事迹,人物形象迥异于通常意义上的高僧大德,但他们在宗教层面和社会层面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藏传佛教的发展和西藏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纷争不断,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利益争夺相交织,政治和宗教被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催动了“疯圣者”的集中出现。文章聚焦于其中的代表人物“藏念嘿汝噶”桑杰坚赞,结合14—16世纪的西藏社会背景,尤其是藏传佛教噶举派和格鲁派在当时的发展情形,讨论藏传佛教中的“疯圣者”在14—16世纪集中出现的历史原因,即他们将“疯行”作为一种弘扬教法的路径选择的考量。

西夏文《御驾西行烧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

本文在西夏文诗歌《御驾西行烧香歌》甲乙合校本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汉、藏文资料,对其中西行皇帝的身份进行了讨论。首先,本文通过对《黑水桥碑》的汉藏文本的对比分析,认为西夏诗歌所记皇帝若为仁宗,则其西行时间应在1176年以前。其次,本文将诗歌内容与藏文巴绒噶举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帝师热巴的事迹加以比较,指出诗歌中西行礼佛的西夏皇帝除了可能是仁宗以外,还有可能是桓宗。

西藏西部东嘎·皮央与西夏佛教艺术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西藏西部皮央和东嘎佛寺、石窟寺的研究,认为其年代应为12世纪晚期。窟顶彩绘曼荼罗图案构图受到了中亚石窟寺窟顶构图的影响,其演变过程是从彩绘华盖的题材到曼荼罗状的华盖,再到曼荼罗的窟顶。东嘎遗址中以泥塑结合彩绘壁画装饰石窟的做法以及泥塑的塑造和构图模式,也具有中亚佛教石窟寺的特征。同时,本文还讨论了敦煌和榆林地区受到西藏影响的石窟寺的壁画和窟顶装饰的艺术特色与表现形式。东嘎石窟营建于12世纪晚期,是古格都城从托林向东嘎迁移的时期,也正是该地区转入噶举派主导的短暂时期。所以,噶举派艺术及其赞助人与东嘎石窟的营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17世纪汉藏艺术在拉达克的传播与发展——以协寺壁画为中心

位于克什米尔东南部的拉达克,是亚洲多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口,自吐蕃时期即与藏族社会形成紧密联系,并逐步成为西藏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末,西方学者便开始全面调研拉达克的人文历史及物质遗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外学人对此地文物艺术的研究,倾向于构建其与印度、中亚的文化联系,却对于历史上拉达克与卫藏、康区及汉地中原密切关联的大量艺术遗存,颇为忽视。中国学者因受制于地缘及政治因素,并未对拉达克的物质遗存展开过实质性的调查与研究。作者基于对拉达克的实地调查所得,聚焦尚未刊布研究的拉达克协(?)王宫之竹巴噶举寺院内的17世纪壁画遗珍,以相关文献史料为基础,通过与同期卫藏相关佛寺壁画的比对,试图探索汉藏艺术在喜马拉雅山西部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西夏藏传佛教传播杂考:西夏噶举派传承

文章基于西夏文献内容讨论西夏藏传佛教的噶举派传承以及整体藏传佛教在西夏传承的问题。研究集中在擦弥译师、雅砻斯巴等上师的记载,讨论其身份以及与西夏佛教的关系。雅砻斯巴是一位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西夏佛教史人物,但其身份仍不能确定。文章主要文献基础是英国藏OR 12380/533号文献(暂定名为《噶举上师赞》)以及圣彼得堡所藏2885号文献残片(《帝洛巴心性说》)。文章提供文献的部分翻译和内容的讨论。基于此文章讨论西夏噶举派的传承,涉及擦弥译师为西夏人身份的问题,另提出“两个雅砻斯巴”的假设等。主要结论,西夏文献见不到擦弥译师与西夏相关的记载:西夏人认为该上师为西藏人,不了解其与西夏党项的关系。同时,该研究利用的原文材料证明西夏流传以擦弥、噶啰、喇嘛祥为代表的噶举派传承,该结论与《大鹏展翅》研究成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