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环保官员避责的行为表现、生成逻辑及其治理

基层环保官员避责行为不仅降低了环境治理效能,而且会消减环境体制改革成效。根据对A市生态环境机构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和S县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调查发现,基层环保官员的避责行为可以总结为条件性避责、程序性避责和分摊性避责等,结合已有文献研究,从宏观结构、中观禀赋以及微观心理三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剖析基层环保官员避责行为的生成逻辑,并从弥合结构张力、强化组织禀赋、消解避责动机等方面提出治理避责行为的具体策略。

结构变迁与资源重置:环境治理领域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的生成机理与治理

基层政府避责行为蔓延,是当前我国基层治理面临的棘手难题。结合案例,构建“结构-资源-行为”分析框架解释基层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中的避责逻辑,研究发现,组织结构变迁导致基层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存在有限资源与超限责任、资源错配与激励失衡以及自致资源与治理目标异化的矛盾,致使基层政府产生避责行为。因此,亟需在机构改革中明确划分监管责任与属地责任、合理分配事权与治理资源、构建激励与约束动态平衡的相容机制。

风险治理市场化:责任过载时的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基于J市Y镇保险政策实践过程的观察

文章以J市Y镇农村保险政策实践过程为例,借鉴制度分析与发展理论,构建了一个由外部变量、行动舞台、相互作用模式等要素组成的分析框架来探讨基层政府避责行为。研究发现,避责行为是在由社会风险和责任制度等外部变量形塑的履责困境中,基层政府出于责任最小化目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外部变量包括社会风险属性、责任制度以及责任规避共识,三者之间的互动共同塑造了基层政府的履责困境。在此行动情境中,基层政府为避免被问责,依托保险工具将治理责任向其他主体转移,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以责任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相互作用模式。其内含的责任转移机制包括“利益合谋”的市场化机制、“考核排名”的行政化机制以及“村社动员”的社会化机制。基层政府的避责行为导致了风险治理的市场化。避责行为一方面为基层政府营造了自主治理空间,但另一方面也造成风险治理责任在村庄层面堆积、滋生新的治理风险等困境。

力微任重:目标责任考核下的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研究

研究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产生机理有助于完善我国官员激励机制,激发干部积极履职、敢于担当的意识。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危机情境中基层官员的避责行为进行探究,依托危机事件采取案例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但忽视或未实证检验感知问责作为心理机制的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从目标责任考核这一日常治理情境出发,以计划行为理论和目标设置理论为基础,以基层官员为研究对象,发现目标设置合理性对避责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感知问责在目标合理性与避责行为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权责匹配在目标合理性与感知问责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在感知问责与避责行为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由此,本文建构了目标责任制下基层官员避责行为的解释性框架,认为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实质上是在特定目标设置与资源匹配下基于心理感知的一种主动性调适,是对目标任务的一种消极反馈。该框架可能会对抑制和矫治基层官员避责行为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领导兜底”:乡镇担责行为研究——基于广西昭平县C镇的考察

基于广西昭平县C镇的案例分析,构建“结构困境—自主空间—责任行动”分析框架,探究乡镇积极承担公共责任的策略与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置身于权责不对称的科层结构压力下,上级政府和公众的责任预期强化了乡镇权责困境;另一方面,科层治理挤压了乡镇的自主空间,致使乡村责任共同体逐渐瓦解,部分责任从村级组织上移至乡镇,形成卸责困境。乡镇通过事务分担机制、情感运作机制及角色激励机制将事—责汇集于领导层,形成“领导兜底”的担责机制,并以此重构责任行动。基于“结构—自主”维度,归纳出乡镇避责(下级担责)、乡镇担责(“领导兜底”)、无人担责、惯例担责等4种责任行动类型。“领导兜底”揭示乡镇运行绝非以避责为首要特征,组织结构与自主空间的交互作用催生出主动担责行为。

模糊政策为何执行失败——基于A市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政策的个案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理解如何执行模糊政策是提升国家治理绩效的重要议题。现有研究关注一般情况下的模糊政策执行,但对风险治理领域的模糊政策执行的影响机制缺乏关注。论文通过纵向单案例研究方法,对A市城镇燃气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政策执行走向失败的过程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在强问责情境下,模糊政策将影响官员的避责策略,执行者能力和领导注意力起到调节作用,进而影响政策执行绩效。在避责动机驱动下,当监管责任清晰但政策手段不够清晰时,即使领导不关注,有能力的执行部门也会采取选择性执行策略,降低风险;当监管责任和政策手段模糊,且领导的注意力不足时,执行者会采取不为式避责策略,导致风险失控;当领导关注时,监管责任清晰但是政策手段模糊,无能力的执行者会采取“扔出烫手山芋”策略以推诿责任,当责任无可推诿时,则会选择表面执行,导致风险积累。论文构建了一个避责视角下模糊政策执行的理论框架,为风险治理领域中模糊政策执行提供了启示。

“担当”还是“避责”?感知问责对公务员工作行为的双刃剑效应研究

完善的问责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和实现国家善治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标志,宏观层面问责制度设计需要微观层面个体有效感知方能实现制度效用最大化,然而目前有关公务员感知问责及其对工作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研究却相对匮乏。因此,基于压力交互理论,构建“压力感知—个体评估—内隐情绪—外显行为”四维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实验研究和问卷调查讨论公务员感知问责对担当作为和避责行为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一采用情景实验,结果表明感知问责对个体工作行为发挥双刃剑效应,既能够激励个体担当作为,亦能够诱发个体避责行为。研究二采用问卷调查,通过对分阶段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感知问责通过挑战评估激发积极情绪进而激励个体担当作为,此外,感知问责还能通过威胁评估助长消极情绪从而诱发个体避责行为。

伦理型领导对矿工避责行为的影响研究--一个链式中介模型

为研究伦理型领导对矿工避责行为的影响机制,构建多路径中介模型,探讨伦理型领导是如何通过影响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所处的制度环境及风险感知进而影响矿工避责行为的,并考量4个影响因素作为中介变量在伦理型领导与矿工避责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然后通过向煤矿发放问卷,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理论假设。研究结果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增强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感和对制度规则的履行程度,而矿工的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感和对制度规则的履行程度与矿工避责行为呈现显著负相关;状态责任感、组织认同、制度规则、风险感知4个中介变量在伦理型领导和矿工避责行为间起显著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煤矿企业通过优化领导方式、降低矿工进行避责行为可能性提供理论参考。

责任风险视域下的避责行为:要素、情境及逻辑

避责和特定结构及制度环境中责任风险的分布状态密切相关,是官员在履责过程中基于具体工作情境规避责任风险的行为。从既有研究来看,学者们通过对责任风险内涵的解读洞悉了官员避责的动机。但在不同政治场域和工作场景下,官员对责任风险的认知不尽相同,这使得通过前述研究解读避责行为时仍然具有一定模糊性。因此,需要进一步弄清以下问题:官员履责过程中为何同时存在着避责的取向?避责行为及其复杂性同责任风险之间有何逻辑关联?论文提出责任政府视角下官员履责面临的三个冲突,即履责要求的封闭性与责任风险的多样性之间的冲突、履责路径的单向性与行动情境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履责实践的同一性与责任风险的差异性之间的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对避责行为进行初步分析。随后,采用案例分析方式,剖析广东省F市官员避责的个案,呈现具体情境下责任风险与避责行为之间的逻辑关联。通过前述探讨,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官员避责的逻辑,同时,也可以为接续研究提供思考空间。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地方政府避责行为研究

区域性公共问题逐渐超越地理边界与行政区域范围,跨域治理已然成为应对诸如区域性环境问题的新型治理模式。然而,跨域治理内蕴的平等、协商、分权以及多元等价值理念在治理实践中显现成效的同时,也为占据强势地位的地方政府提供了“避责港”,致使跨域环境治理陷入责任虚位、责任缺位及责任越位困境。为应对跨域环境治理中地方政府避责行为带来的治理失效,需要厘清地方政府规避责任的多重行为逻辑及其主导下的积极与消极避责策略,从外部制约与内在约束两个层面上杜绝区域环境治理主体的避责行为,进而扭转跨域环境治理困局。

问责政治的逻辑:在问责与避责之间

问责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问责与避责相伴而生。从责任、因果关系和时间层面来看,问责与避责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两者之间的对立可以从机构性、表象性和政策性策略三个维度理解。这种对立观的形成,源自对问责概念的片面理解和对避责行为的单一认识。要超越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而相互促进,就需要重新认识问责概念的沟通意涵、正视避责行为的正面效果、建立问责与避责相连接的机制。从根本上讲,问责与避责关系认识上的分歧,是由特定的文化所形塑的,只有深入到不同责任政治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够深刻理解问责政治的内在逻辑。

危机决策者避责策略的四种模式及关键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官员的避责行为对危机治理的负面影响引发了广泛关注。基于现有研究,本文从危机情景避责行为的发生时间和决策主体的态度两个维度,将危机避责策略划分为不为式预估策略、有为式预估策略、借口式应激策略和辩护式应激策略等四种类型,并就职位确权与消极偏向两大要素对官员避责策略选择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梳理。研究发现,职位确权将促进官员选择积极避责策略,而消极偏向可能导致官员更倾向于选择消极避责策略。最后,本文分析了已有研究的局限之处并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政策失灵与避责机制--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进程中的责任悖论

随着公共政策的制定走上了一条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道路,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等被引入到决策进程中来,这被认为是控制官僚权力、让官僚尽责的有效路径。然而,在“政府—专家—公众代表”构成的决策机制中,由于决策主体从单一走向多元,政策责任也被稀释和分化。现有的决策体制虽然强调专家与公众的角色,却未赋予其有效行动的空间和能力,导致集体决策导向的并非“责任共担”的局面,而是官僚利用参与各方责任追究范围、责任追究主体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的差异,形成一种转嫁责任的避责机制。“替罪羊策略”、“折中而非择优”、“限制政策议程”以及“定制外部意见”等是政府官员在避责动机驱动下经常使用的策略。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的初衷是为了防范官僚主义,在运行中却可能被官僚制所同化,并演化成官僚主义在政策失败时的保护伞。

党内问责:治理效能、实践异化与优化路径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党内问责制在问责制度体系中的关键地位,决定了党内问责制不仅是管党治党的制度保障,而且具有显著的国家治理效能。一段时期内,因对党内问责重要原则把握不精准、问责主体能力不均衡、问责情形适用不精准、问责程序执行不严等原因导致的问责实践异化,加剧了党的政策执行形式化和党员领导干部的不合理“避责”行为,阻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遮蔽了党内问责制的治理效能。有效矫正党内问责的实践异化问题,更好发挥其治理效能,需精准把握党内问责制的功能定位,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协同推进问责机制和容错机制建设,规范执行问责程序,并建立问责质量评估制度。

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责任回避话语策略分析

责任回避行为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在选举政治中更为常见。Weaver(1986:371)指出,在选举体制中“与从受欢迎的行为中赢得荣誉相比,政治人物更为从其不受欢迎的行为上规避责任的欲望所驱动。”Hood(2011:24)更是将责任回避视为一种“政治官僚规则”。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选举政治中的责任回避逐渐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本文首先介绍其主要研究路径,然后综合Weaver(1986)、Hood(2011)和Hansson(2015a,2018a)提出的分析框架,最后以此新的分析框架考察和归纳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媒体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所采取的责任回避话语策略。

中国医患纠纷中的政府避责行为探析

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避责成为了解释当前政府行为特征的一种重要视角和流行概念。基于避责行为假设、避责原因、避责策略与避责后果建立分析框架,指出医疗体制困难和外部公众的舆论压力导致了政府采取避责行为,有意模糊责任和寻找替罪羊是其医患纠纷中采用的避责策略,避责后果是医疗资源的稀缺和医患冲突的持续加剧。最后,避责视角是当前对不同国家的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选择进行比较研究的可选工具。

语篇礼貌框架下的规避责难话语研究

语言学视角下对规避责难话语的研究并不多见。现有分析方法主要来自批评话语分析领域,且语料多为零散的政治话语。鉴于此,论文选取肯德基在"速鸡门"事件后官方发布的《致广大消费者的公开信》这一完整语篇,以Sell提出的"书面语篇礼貌"问题为切入点,借用Leech的"宏观礼貌策略"具体诠释了规避责难如何在官方最高层次运作,进而初步构建规避责难话语的语篇礼貌分析框架,并验证了该框架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场域理论下公务员避责行为生成机制的实证研究

公务员的避责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掣肘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厘清其生成逻辑方能从根源上找出破解之道。基于场域理论构建“场域—感知—行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利用A省领导及下属公务员匹配调查数据,探究地方公务员在中国语境下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研究发现:与个体的惯习因素相比,所处行政环境的规则张力和资本约束对地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控制风险感知变量后的资本约束更容易催生其避责行为的产生。由此可知,地方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逻辑主要表现是“主动为”的压力型逻辑和“不得不为”的约束型逻辑,这两种逻辑对不同职务类别、服务对象的公务员避责行为的影响也显著不同。研究为厘清公务员避责行为的生成机制提供了新的实践支持,也为现阶段破除避责困境提供了启示。

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循证式治理:基层干部避责行为下的乡村治理实践及效应

近年来,随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基层治理的“硬任务”压力与强责任监督压力越来越重,乡村干部被置于高强度的监督问责之中。由于职责不断向基层下移、中心工作的扩大化、基层监督与问责的强化等原因,基层干部的避责行为呈蔓延之势。“循证式治理”正是当前乡村干部的避责行为塑造出来的一种治理样态,“行动前寻找合法性依据”“行动中坚持按章程办事”“行动后积极制造证据”“建立循证基础”是其主要的行为逻辑。这一治理逻辑导致基层治理体系日益刚性化,使得乡村治理越来越缺乏自主性、回应性与创新性,不利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