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新发现俄藏海源阁旧藏宋本《淮南子》考论

海源阁本旧藏宋版《淮南子》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其上钤印累累,今根据印章推断出此宋本《淮南子》的递藏源流。现今流传的《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实际上源于海源阁宋本,自《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出版后,刘履芬影钞本即成为研究《淮南子》的主要参考宋本。但毕竟不是原本,其中多有谬误。现将海源阁本与《四部丛刊》本《淮南子》比勘,发现《四部丛刊》本存在误字和补写现象,海源阁本为校勘今本《淮南子》提供了不少异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崇贤与论贤:《钱塘先贤传赞》考释

《钱塘先贤传赞》问世后,其传世过程坎坷,宋、元本已不可考,今所见较早的版本是清代版本,这些版本可分为郑大节家藏本和《知不足斋丛书》本2个体系。作者袁韶在书中给人物编写小传时,非常注重人物信息的完整性。他不仅撰写人物的基本信息和主要事迹,还会给每个人物撰写赞词。同时,为了突出所撰写内容的严谨性,袁韶立足正史、方志、政书及其他文献资料,参考的史料比较丰富,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和关注,几乎处于真空地带。该文从《钱塘先贤传赞》的版本、编纂、人物类型和史料价值等方面进行讨论。

朴实风雅与设计标准——宋代文人意趣与宋版书刻工艺美学

宋代文人意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是体现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审美取向和思想境界。宋版书刻在“重读书”的文人思想下拱璧珠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出版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版式设计对后代影响深远。从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宋文人意趣成因,分析宋人新的审美趣味下宋版书刻工艺的发展和形成的设计标准。宋代书籍的设计范式以朴实为基本美学特征,版式上的简约、制作上的精准且图文并茂,形成了宋代书籍版式设计的美学风格,宋代书籍的版式之美凝结了时代文化精神。

北宋求直言诏令的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

北宋求直言诏令作为清明政治之表征,其颁行不仅传递君主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诚意,也烛照出君主忧国悯民的社会责任。因缘起不同,求直言诏令可分为即位求言、儆灾求言与战事危机求言三类。在广开言路之下,求直言行为却常包藏君主、权臣欺骗的虚假,其中尤以徽钦二朝的“言路”之事最为不堪。北宋求直言诏令的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时局。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正误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是宋代石刻文献的总集,对宋代政治、历史、文化、民俗研究有重要作用。然其辑录或有阙失,本文以石刻拓本为据,对编者整理过程中的疏误进行全面订正,以期裨益于宋代石刻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

针对元大德以来,《宣和画谱》作于何时之学术公案,本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该书宣和二年(1120)成书以来于宋元之刊刻、流传情况,认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古本《宣和画谱》(学界普遍认为是元大德本)应为宋刊本,甚至可能是宣和年间初刊本;《宣和画谱》"非宣和所集",为元大德年间吴文贵"裒辑","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等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大学》今古本辨正

《大学》今古本的问题是宋明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歧,所谓程朱陆王的分歧以及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对立,主要也就集中在对《大学》今古本的不同选择上,并且也是作为其各自不同的经典依据出现的。但由于这一分歧既非出自经典文献本身,也不像今古文经学那样存在着具体的历史缘由,而主要是由不同为学进路下的不同选择与不同诠释造成的,因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通过对《大学》今古本的比较与古本自身义理规模的重新解读,完全可以澄清古本自身的义理结构,还古本《大学》以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挥其在认知先秦儒学精神方面的作用。

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考论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以描述、彰显和定位其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显赫功绩。相对于曹之、王德毅两位学界前辈的已有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对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的实证进行研究,并且以新的材料和视野使之有所推进,以唐集在宋代之整理与流传的若干问题为契机,考究出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颜真卿集、李白集、杜甫集、李邕集、钱起集、孟郊集、刘禹锡集、鲍溶集、秦系集、李德裕集。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献为中心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问世后,对加快推出科研成果带来很大好处,但它存在相当多的缺陷,如果不懂得合理使用,便会大大影响论著的质量。《四库全书》本存在的通病是篡改与删除,其所收辑佚本内容多有脱误,所收传世本则有缺卷、讹误等问题。电子版又新增许多缺陷,如缺收表格中的内容,文字颇多失误等。在列举大量实例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举例以宋代文献为主,兼及其他各朝,同时,介绍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本子和办法。

试论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

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文章从同书异本及其研究、善本观、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

赵用贤本《管子》论略

明万历十年赵用贤本《管韩合刻》本《管子》,是在南宋浙刻本和明刻刘绩本《管子补注》基础上形成的新版本。此本补充浙本、刘本没有的文句,修订讹误之字,将刘绩本注释的精华部分刊印于上栏,并将赵用贤本人补充的注释亦刊印于上栏,印刷精美。此本用字比较正规,影响很大,明清众多版本以此为母本,清代研究《管子》的学者亦多以此本为底本。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今存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37卷,古今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北宋时刻印。以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的传统方法,可得出确切结论:此本的刻印时间为宋高宗绍兴年间中期,今存宋刻蜀本《李太白文集》的完本与残本在字体、行款、版式等方面均一样,当为同一版之书。但仍存一些无法解释之处。

宋本《伤寒论》版本简考

据考,宋本《伤寒论》中国藏有五部,日本藏有一部,今世所存凡六部。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之本为赵开美所刻无疑,但它是赵氏初刻本,不是翻刻本;而宽文本虽然不是好版本,但它对传播《伤寒论》功不可没。日本翻刻《伤寒论》最精善者是安政本。另,考证宋本《伤寒论》务须将两类误称"仲景全书"者加以区别:一是与张卿子《仲景全书》相区别,二是与恽铁樵影印日本安政本相区分。

点校本《宋刑统》补正十五则

今存宋《刑统》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文字有衍、脱、误 ,中华书局点校出版的《宋刑统》对律文及疏议进行了补正 ,惜未及附入令、式、格、敕、起请条。本文依据有关文献 。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