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的三重现实性

元宇宙还远未实现,不能直接描述其实在性现实(Realitat),但元宇宙理念试图填充人的意义世界,为人提供一种新的生活现实,为当下前瞻性考察其在世性现实(Wirklichkeit)提供了可能。元宇宙的在世性现实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理解:元宇宙奠基于人类感官的解读,并创造性地满足人的需求,自然是属人的;元宇宙与人的行动密切相关,其中所蕴含的三重创造性模仿亦契合阐释学上的主体实践结构,不断丰富人的自我认识;元宇宙通过不断往复的过程,作为游戏现实充实人的日常生活,在感官确认、第三方权威、主体性统一和阻抗经验四个向度上为人提供不同于传统艺术媒介的行为约束性和参考预设性。这三个层次的考察以一种审慎的自反性,分别借助哲学人类学、诠释学、现象学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追问元宇宙的现实性,或可为技术时代批判性反思人的境况提供一些线索。

隐喻与真理——论布鲁门伯格的哲学隐喻学

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的隐喻学研究将隐喻从作为修辞学术语、演讲说服技巧的角色中解放出来,通过对绝对隐喻的历史性功能和实用功能的发掘,揭示出隐喻思维在概念活动中处于优先于理智的基础阶段,隐喻作为概念、真理活动的基础是哲学话语始终无法摒弃的基本组成部分。布鲁门伯格通过对隐喻与概念、真理关系的考察,将概念、真理活动的基础回溯到人类的实际生活,这样就宣告了笛卡尔在哲学上摒弃形象语言,最终抵达纯粹逻辑、概念的清晰性、确定性计划的局限性,他的哲学隐喻学是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与批判。

哥白尼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吗?

一般认为,哥白尼的日心说使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从而使人类的地位遭到重大打击。然而事实上,颠覆人类中心主义其实并非哥白尼的原意,后人把这种说法归于哥白尼乃是对他的曲解。地心说并不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也并不意味着地心说。哥白尼其实消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与地心说的关联,人的‘中心’地位被‘理想化’,不再与一个特定的宇宙论图示相关联。

现代的悖论与神话的启蒙——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理论及其政治蕴涵

汉斯·布鲁门伯格聚焦于现代性的悖论:神话不会为理性所超越,但又必须辩护启蒙及其所开启的现代之合法性。他的神话研究可以被视为另类的批判理论,或者说展开了批判理论的另一种面相。启蒙与神话二极相通,与其说是启蒙将自己变成了神话,不如说是神话借着启蒙来伸张自己,或主体性在没落时分以神话来自我伸张。以启蒙辩证法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神话学说续接了古典人文主义传统,但赋予了神话批判的功能。理解神话的关键在于,在任何特定时刻,多元神话必须同时运作,任何一则神话都不能凌驾于其他神话之上。基于这一观念,布鲁门伯格以多神论神话审美主义的方式来解读歌德的奇异箴言——“除了神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抗神”,暗示一场新启蒙,呼唤一种新希望哲学。

从逻各斯走向审美神话——从布鲁门贝格的神话研究出发

人们一般认为,逻各斯是神话进一步发展的历史结果。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说,逻各斯也是一种神话创作。在各种文化活动中,有一种神话与文章的话题相关:理性无法抵达其创作内核,人们也不想让非理性"鸠占鹊巢"。由此,该创作内核形成了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神魔特征,指向审美创造的中间领域。这种审美神话是诗学的一种核心内涵,区别于平常人们所认为的"纯粹审美"观念。审美神话通过"整体的特定化"功能,达成一种权力分立的均衡状态,包孕着各种异质因素,并通过"诸神嬉戏"的方式馈赠人类以艺术美好的生活。

虚构文本与可能现实

本文试图理解虚构文本的指涉问题,亦即其与现实的关系。利科认为诗性语言的指涉问题并未被取消,而只是被悬置,它通过语义创新而具有对现实进行变形的能力,能使我们的个人环境成为可居住的世界。通过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对"世界"与"环境"这两个概念的解释,我们认为文本世界的现实意义在于它也同样在本体论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可能的存在样态,即是说,虚构能够表达可能现实。为此,我们重点从布鲁门贝格的研究出发,进一步探讨现实概念的历史转变对虚构的现实理念所产生的影响。新的现实理念允许人通过虚构扩展自己的可能性领域,在阅读中不断获得新的视角性立场,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的旅行。

主体构建的典范?——汉斯·布鲁门贝格读恩斯特·荣格尔

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的思想史书写兼具历史现象学和为个体生存辩护的维度。人类理论和文化的创造,在他看来无一不是人在充满威胁的现实中搭起的符号庇荫。令人意外的是,他对于恩斯特·荣格尔这位充满争议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荣格尔不论是叙事作品、日记还是杂文,都以冷漠、疏离、狂狷的方式见证历史,他对暴力、恐惧、灾难入木三分的刻画,也充满残酷的美学和诗意,游走在道德边缘。荣格尔之于布鲁门贝格,无疑构成了一个在虚无主义悬崖边起舞并塑造自我的极端案例,兼具示范性和危险性。本文将重点关注布鲁门贝格遗稿中关于荣格尔的内容,并结合布氏著作的基石,为破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提供新的切入点。

普罗米修斯的辩证法神话研究

西方19世纪时代精神的自我理解主要建立在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形象上。从谢林、海涅和马克思三大家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一种辩证法神话研究路径。谢林"反神圣成为神圣"的辩证法造成了时代主体普罗米修斯造物个体市民和赫尔克勒斯审美创造天才的二元精神分裂。海涅通过诗学的反讽——辩证法的反题研究,揭示启蒙运动流产的内在原因:作为个体审美创造者的启蒙者反被市民个体被启蒙者所伤。布鲁门贝格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需要辩证法的审查,揭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压迫和束缚人性的忧郁事实。我们应该通过劳动来发展集体性神圣价值的学说,批判和扬弃资本私人性。

歌德与拿破仑:对“政治即命运”的一种解释

学者们历来对"政治即命运"的疏解歧义纷陈、莫衷一是。借助于布鲁门贝格关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研究的视野,此格言可在"文学对抗政治"的框架中得到一种全新的解释。首先,从泛神论的整体视野出发,以歌德的审美创造的中间领域可理解拿破仑的"神魔"的个体性本质。其次,歌德与拿破仑对于"政治即命运"的理解,虽建立在神魔个体性的共同基础上,但在世界观、剧场政治、实在论和政治的本质涵义出现微妙又重大的分野:拿破仑的个体主义的启蒙政治最终走向本我主义的命运,歌德却以公民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形式"使个体自我关照,进而实现共同体的自我关照。最后,为了实现道德启蒙的真正目标,歌德以《潘多拉》剧作的残篇继续探索"政治即命运"的核心命题——个体效用必然律的基本生存需要如何转化为由"科学、艺术与壁挂"综合而成的救赎智慧。

布鲁门伯格与现代性问题

布鲁门伯格对永恒哲学历史和思辨哲学历史的攻击使他必须为正当性的标准做出辩护。他为现代知识革命辩护的方法,并不是将其与其他应对"伟大问题"的尝试性成果进行比较(哪怕仅仅是将无关历史的理性检测应用到现代性或前现代性中),而是将科学革命孤立起来。这暗示了对现代传统的另一种阐释,并抵制了问题多元化的弱化或瓦解。归根结底,在相当程度上,布鲁门伯格的现代正当性就是能够证明其自创的"正当性"和"现代性"这两个概念的合法性。从"世俗化""基督教冲突""理论好奇心的解放"到"现代的时代性"这四个最富争议性的地方可以看出,尽管布鲁门伯格的计划在当今享有盛誉,但在与现代主义教条的挑战中,就其全部价值而言,这一计划并未成功。

布鲁门伯格的哲学人类学——海德格尔与卡西尔之后欧洲哲学主流

在达沃斯论坛上,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的遭遇战绝对是一条分水岭;它在历史和哲学上具有重要性,标志着同时代人基于不同的康德阐释在政治、伦理甚至在生存论上分道而行。可是,尚未得到普遍关注的是卡、海二位对哲学人类学的不同立场。但是,达沃斯论辩模糊了中间立场:一方面是海德格尔的无根据深渊,另一方面是卡西尔主张文化与象征形式充分表现了既定的人性,而可能有第三种立场在二者之间执行调停。依笔者所见,布鲁门伯格对于卡西尔的象征形式理论所做出的后海德格尔式再度阐释,支持了一种极简主义的“移心化”人类学论断,这种学说可能提供了一种有机地根植于人类需要的规范性参照点。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调停卡、海二哲,而且在于当反人文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如罗蒂)谴责人性概念以及当代科学还原主义甚嚣尘上之时,提供了一个另类选项。鉴于一组富于暗示性的观念,我们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掘这些隐而不现的思想,将它们同海德格尔的深刻洞见(卡西尔没能充分地考量他自己的哲学“起点”)联系起来,进而描述一种非还原论、非相对论、非人类中心论的人类学。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是否可能挽救一种汩没在海德格尔洞见之中的象征形式的逻辑,但同时维持和反思卡西尔所器重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如果集中表述布鲁门伯格的人类学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让自这些前提引申出来的人类存在概念血肉丰满,最后勾勒出基于这些假设的导向逻辑。

诺斯替主义、科学与现代性——对布鲁门伯格论题的反思

布鲁门伯格在其著作《现代的正当性》(The Legitimacy of the Modern Age)中认为现代是对以唯名论为标志的诺斯替主义的第二次克服,而对现代科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好奇心”正是伴随着这种克服而产生。这一论题为研究诺斯替主义思潮在科学革命及现代性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事实上,唯名论本身只是诺斯替主义复兴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导火索,而继唯名论神学而起的各种诺斯替主义思潮对“理论好奇心”的培养以及现代科学精神的形成有显著的影响。现代并未克服诺斯替主义,这种思潮仍然潜藏于现代性的深处。

哲学视角读文学:汉斯·布鲁门贝格早期的文学阅读方式

近代以来,随着学科体系形成,研究对象和方法日趋专业化,学科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然而德国哲学家持之以恒地阐释文学作品,通过文学反而得以深入探究哲学的根本问题。在汉斯·布鲁门贝格的哲学研究中,他的文学阅读起着重要作用:既作为材料支撑他对思想史的重构,又作为他现象学描述的重要对象,并且指引他的哲学反思。本文将从德语哲学家阐释《浮士德》和诗歌的传统出发,以2003年以来从布鲁门贝格遗稿中整理出版的著作,尤其是他1950年间写下的文学评论为基础,观察分析他早期解读文学文本的方式。在追问其对文学、哲学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理解的过程中,文章也旨在初步勘测文学在布鲁门贝格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和位置。

理论好奇心与现代正当性:汉斯·布鲁门贝格对哥白尼转向语境下的近代科学史重构

作为“技术思想史”的一部分,布鲁门贝格在《哥白尼世界的创生》《宇宙与系统》《望远镜与真理的失效》《全数的星群》等多部著作与论文中,探究近代知识革命如何从中世纪晚期“秩序消逝”的困境中发展而来。本文试图从哥白尼转向中的自然数学化、伽利略研究方法的器具化等方面,通过近代对解放理论好奇心的辩护这一线索,考察布鲁门贝格如何——区别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先验哲学的路径——重构近代科学理论思维本身的历史性,从而为现代提供正当性论述。

陌生的方法——布鲁门伯格与罗蒂论隐喻

隐喻乃帮助人类进步的实用工具,对隐喻的这个理解仍然是布鲁门伯格著作的重要假设,同时也成为罗蒂新实用主义的研究方法。布氏的隐喻学影响了罗蒂,而罗蒂也以布氏为同道。布氏为罗蒂提供了一个思想史模型,按其设想,这是绝对隐喻(其在传统中仍具有潜在可操作性)的概念不断恢复或转化的过程。另外,布氏还为罗蒂呈现了一个设想为哲学实用主义的起源(和胜利)的现代性模型。不过,二人的研究仍然有很大差别,因为罗蒂开创的方法与布氏的隐喻学方法方枘圆凿。布氏眼中隐喻的实用作用,其实是其隐喻学研究的对象而非方法。隐喻湮没于语言的本义,然后才谈得上实用主义的胜利;而隐喻学的任务在于,点明那些在日趋实用的过程中变得平常的隐喻。

终结与再生——读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

在《神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质疑思想史上神话与理性的对立,认为这个表述可能是一个过时的、贫乏的创造。消解这种套在神话身上的概念,也就是将神话从这种科学和启蒙话语中解脱出来,可以回到神话本身来理解。从他把普罗米修斯神话放置在接受过程中考察从而重构思想史的立场来看,布鲁门伯格明显不是站在启蒙的立场,跟"神话代表的蒙昧世界"作斗争。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反对启蒙。他认识到神话本身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它对权力的秩序化,对意义的生成都有独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