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大学教育思想探析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创办人之一,先后创办了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参与创办了辅仁大学,短暂执掌过北京大学。结合马相伯的心路历程,可观其对中国大学教育独特的设想和追求:为了实践教育救国之宏愿,马相伯年过六旬,不惜毁家兴学,先后创办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在人才培养上,以融合中西、贯通文理为理念,设计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大学课程体系;在学校管理上,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旨归,培养师生的民主意识和自治能力,强调大学之大,在道德高尚和学问高深;在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为了避免当时政治和宗教的干扰,主张教育独立,并要求学生摒弃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以获取真才实学为重。马相伯的大学教育思想既与西方大学精神的传统相契合,又有着强烈的国家富强和民族自立意识,今天仍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宋本《伤寒论》中“相搏”为“相摶”之讹误考

从现存《伤寒论》早期传本以及历代治仲景学之名家对“相搏”的注解等方面 ,对“相搏”为“相”之讹误进行了考证 ,同时亦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了相关分析。指出现行《伤寒论》诸本中之“相搏”多为“相”之讹误。建议中医学术界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考证。同时希望日后再版《伤寒论》及其各种注释本时 ,对各版本中之“相”

抚拍、搏拊及相、节考辨

古文献对抚拍、搏拊、相与节四种乐器的名实记载混杂不清。笔者以文献考证为基础,先从乐器抚拍的形制研究入手,考证雅乐器搏拊的出现、使用、改制的历史进程,继而对上述乐器是否属于同器异名现象进行辨析,并据此对以"韦表糠里"为主要特征的搏拊类乐器的发展脉络展开深入探索。

早生优质高产绿茶茶树新品种湘波绿2号选育研究

以优质绿茶适制品种福鼎大白茶的天然杂交后代为育种材料,经系统选种、无性繁殖,育成了早生优质高产绿茶茶树新品种"湘波绿2号"。经多年品种比较、多点试种和生产示范的结果表明:"湘波绿2号"为早芽种,春季萌发期与福鼎大白茶(对照)相当;产量高,经方差分析与对照差异达极显著水平;内含物丰富,氨基酸含量显著高于对照;适制绿茶,香气高长、滋味醇厚鲜爽;抗寒性、抗旱性较强,均超过对照。"湘波绿2号"于2011年通过湖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品种登记。

夏末葛国考

古之葛国 ,又名有洛 ,地处漳水流域 ,春秋时乾侯所在 ,今日河北磁县———成安一带 ,为汤之同族而异支 ,葛伯很可能还是同姓中拥有宗主权一类的氏族长老。夏末 ,葛国大兴土木 ,民不得休 ,以至农失其时 ,饥馑无食 ,汤借口葛国不祀 ,诛其君而吊其民 ,实现民族统一 ,为代夏做准备。后世以汤伐葛为行仁义之师的典范 ,纯是儒家之造作。葛与亳为近邻 。

蔡襄《荔枝谱》与徐《荔枝谱》勃

福建是我国荔枝的主要产地之一,自宋代以来,在荔枝的栽培、加工、贸易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相应,福建的荔枝"谱录"在宋代之后的数百年间形成系列著述,其中尤以北宋蔡襄的《荔枝谱》和明代徐的《荔枝谱》最为世人称道。本文力图从蔡襄《荔枝谱》与徐《荔枝谱》的文本出发,考索蔡襄《荔枝谱》对我国荔枝研究的的贡献,以及徐《荔枝谱》对蔡襄《荔枝谱》的继承和发展,进而探讨蔡、徐"二谱"撰写的原因及其若干问题。

“宋案”重翻:戊戌党祸之余波

戊戌政变后,相当一批维新官绅遭到诛戮、打压。作为政变当日最先遭褫职的"康党",宋伯鲁虽然侥幸逃脱"戊戌六君子"的血腥命运,但政治上的清算并未终止。庚子事变后不久,重返故里的宋伯鲁再度卷入一场政治劫难。陕西按察使樊增祥先是矫诏捕宋,继又设计陷害,最终通过怂恿巡抚升允密奏,蛊惑朝廷旧案重翻,判宋"永远监禁"。这是两宫回銮后,因戊戌党案而遭二次追责的首例案件。作为戊戌党祸的余波,"宋伯鲁案"生动反映了清末新政初期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以及受党禁影响,政治投机风的恣意蔓延。而宋的自救与他救,特别是中外各界对宋的普遍同情和广泛声援,既折射出庚子事变后的政情与舆情,也刺激清政府不得不对戊戌党禁作重新考量。

千古疑云“鸿门宴”蠡测

鸿门宴本是项羽集团蓄势以待而精心安排的幌子,料想对手必不敢赴约,从而使自己的发兵师出有名。项伯的夜驰沛公军,表面上看是私见和营救张良,其实是充当使者角色,极具策略地代表项羽向对方传递聚会的信息;同时,又对敌方进行侦查和试探。事件的前前后后,项伯都是一个无比清醒的智者。而项羽的表现,也不是范增所骂的那样无能和弱智,而是一种典雅的传统观念和精神阻碍了他;他的身上,残存着礼乐文明教化下遵守礼仪和游戏规范的贵族品格,这也导致了他在楚汉之争中的悲剧命运。《史记·项羽本纪》对鸿门宴的生动描写,实际是婉转含蓄地歌颂项羽仁义的贵族精神,旨在与楚汉之争中刘邦对项羽置之死地的绝命追杀构成对比,这种褒贬比较的艺术,正是太史公笔法的独特和高妙。

从《著作权法》谈《马氏文通》的著作权问题

马建忠作为《马氏文通》的作者,对于《马氏文通》拥有完全的著作权。马建忠创作《马氏文通》,不仅见于马建忠的自述,而且也得到当时的邻居梁启超的证实。但在《马氏文通》出版30多年后,马建忠的哥哥9、0余岁的老人马相伯却在跟来访者的谈话中表示,是他创作或参与创作了《马氏文通》,但他的话中有好多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而且也没有人证物证,使人无法相信他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或作者之一,无法肯定他是否享有《马氏文通》的著作权。

黄妙应与《博山篇》

黄妙应即妙应禅师,是唐末福建高僧,他入佛门却重视研究相地法,剃发而不受足戒,平生为人相地并留谶语,是福建本土著名堪舆家。通过对黄妙应生平事迹以及相地法著作《博山篇》的研究,探讨黄妙应的生平事迹和《博山篇》的相地法则,对黄妙应是否是《博山篇》的作者提出疑问和看法。

关于《乐学轨范》记载的唐琵琶制度研究

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乐学轨范》唐琵琶的制度,跟追了《世宗实录.五礼》、《国朝五礼仪序列》、《乐学轨范》中记载的唐琵琶的构造等其乐器的变迁过程。尤其乐器的木柄部分和腹板部分中设置的"柱"数量来看,朝鲜前期的韩国唐琵琶保留了古代伊朗系统的4弦曲颈琵琶的原型。还有《乐学轨范》唐琵琶"柱"的数量比《世宗实录.五礼》少多了,而且第1柱到第4柱是在演奏唐乐时使用的柱,第4柱以下都是在演奏乡乐的时候使用。所以,腹板上增加的柱的主要功能是为了演奏乡乐或新乐的平调、界面调等。到《琴合字谱》时期一直没有变化。这样看来,当代韩国琵琶需要发展的话,在《乐学轨范》唐琵琶的基础上还需要更多的柱,这些柱的安排可以给我们提供当代音乐的要求。

“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的产生与接受

"曾门四弟子"是研究晚清古文时必须涉及的一个概念,最早出自近代骈文家李详的《论桐城派》。"曾门四弟子"作为曾国藩之后接续古文文脉的晚清古文家代表,为桐城派后期别支"湘乡派"提供了创作倾向相对一致的作家队伍。而这一概念能被此后的文学史和桐城派研究接受并沿用,则离不开钱基博对李详湘乡派观点的进一步阐发。钱基博从文章源流和作品风格两方面深入分析湘乡派的创作实绩,构建与传统的桐城派分庭抗礼的晚清古文脉络,客观上明确了曾门四弟子在近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曾门四弟子"从提出到接受,侧面反映出近代转型期文学批评视野的变化过程。

再釋“薄相”

"薄相"在今吴方言中又作"孛相"或"白相"。"薄相"是偏正結構,與"~相"一組複音詞結構一致。從詞語内部看,"薄"的核心義是"相迫",在人際關係中就表現爲距離近。近則親,而過分的近就是輕慢無禮。"薄""狎""蔑""鄙""邇""隘""迫"等在義項引申上都有相似的認知發展路徑。"薄相"有玩耍、開玩笑、狎昵等義。

可变与可法:“钱基博、李详之争”与桐城派批判

1929年,李详与钱基博展开了一场关于桐城派的论争,将古文阵营内部对桐城派批判的分歧呈现了出来。李详持反桐城派立场,钱基博主张拓宽桐城义法,他们代表着从晚清到民初为“文白之争”所掩盖的古文内部分歧。不过,这场论争也达成了关键的共识,他们都认为林纾之文不属于“桐城嗣法”。这为钱基博撰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增添了李详之文的材料,也为修订桐城古文与林纾的关系埋伏了思路。在这场论争之后,钱基博还试图打通《文心雕龙》和桐城义法的关联,反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中对桐城派的批判。桐城派和反桐城派对义法论的“可变”和“可法”可以达成一定的学理妥协,从而指明桐城义法的前景所在。

《诗·小雅·巷伯》题旨与作者的历史考察

《诗·小雅·巷伯》是讥刺幽王的政治诗。作者被谗言所害,作此诗来发泄心中怨愤。诗用"巷伯"定题,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巷伯是官职名;另一种认为巷伯是诗篇名。关于诗歌的作者,有三种说法:一是孟子是寺人,寺人和巷伯并非一人;二是作者是寺人,寺人即巷伯,二者为同一人;三是作者即近习,即大王身边亲近的人。

教育救国:科学与人文并重——马相伯大学办学理念与实践考察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论先驱。他倡行的科学与人文并重的教育救国思想,既吸收了教会大学一些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又秉承了儒家人文教育精神,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中,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实践不仅积极回应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主题,而且为中国近代大学史提供了一个利用教会教育资源自主创办现代大学的成功范例。

北魏建安王妻乐乡君墓砖

本文从两枚流落在坊间的北魏模印记墓砖着眼,据《魏书》《晋书》等相关史料,以北魏"建安王"为切入点,在排除穆顗、萧宝夤二人基础上,将"建安王"锁定在陆馛身上。对陆馛的身世、官职以及其父陆俟与其弟陆丽的履历、结衔一并爬梳考述。其弟陆丽是文成帝朝的社稷之臣,力挽狂澜,却为权臣所害。本文对研究北魏时期官制和文成帝时期朝政局势有重要意义。文章进一步指出,杜、刘、华、乐四姓中或有一姓与陆馛妻乐乡君的姓氏或籍贯有关,为陆馛妻身世的探寻明确了基本范围,并推算了埋葬时间。此外,通过与北魏早期志铭资料的互证,确定了乐乡君墓地处石家寨村以东的北魏平城时期贵族墓葬群。砖铭的书法兼及隶楷,笔意高古,通贯自然,是北魏平城书迹中高标独树之作,殊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