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之清、任、和、时——从孟子论四圣看其圣人观

孟子肯定伯夷、伊尹、柳下惠皆为古之圣人,同时也认为他们各有所偏,未至圆满。但圣人之偏,绝非出于私欲,而往往是四端之发未能中节所致,根本原因是“智”有不足。圣人之间亦可能存在高下层次的分别,孟子心中最理想的圣人人格是像孔子那样随时而处中的圣之时者。相较于孔子,孟子降低了圣人的门槛,扩大了圣人的范围,提振了人学以成圣的信心,与此同时,对孔子之为圣之时者的揭明,又坚持了圣人的高远理想性,使人知所向望。

扁鹊称号来源与传承考

[目的]研究“扁鹊”这一称号的起源、扁鹊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传承历史。[方法]通过二重证据法,查阅相关文献,在“扁鹊为良医代称”的传统文献认知基础上,系统梳理“扁鹊”生平,并分为三大时期进行分析,针对“扁鹊”这一称号的来源以及扁鹊学派的传承进行深入探究。[结果]“扁鹊”乃良医代称,非专指秦越人。上古时期鸟图腾崇拜盛行,鸟鹊代表人类对男性生殖崇拜的追求,后其意义逐渐转向对长寿的追求,黄帝时期的名医岐伯即以“扁鹊”为名。春秋战国时期扁鹊学派活跃,其代表人物秦越人被尊称为“扁鹊”,其后秦越人的弟子承袭此称号。秦武王年间“扁鹊”去世,扁鹊医派从此分流传承,代表人物有淳于意及其徒弟、张仲景、华佗、郭玉、徐嗣伯等,扁鹊学派至南宋初年销声匿迹。[结论]扁鹊作为中医学的代名词,对其名称的产生源流及传承进行考证,有利于进一步拨翳见明。

王吉民与中医知识的西向推介(1919—1931)——以《博医会报》为中心的考察

19至20世纪,具备西方现代医学背景的医学传教士,因技术优越性与文化隔阂,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部分的中医产生了诸多疑惑与误解。关于如何向以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医与西方社会推介中医、更迭他们对于中医的认识、改观他们眼中的中医形象,成为了维护中医亟待解决的问题。时任沪杭甬铁路管理局总医官的王吉民自1919年起在医学传教士刊物《博医会报》发表10余篇研究性文章,从诊疗技术、中医理论、医学制度与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向以医学传教士为代表的西医客观又全面地推介中医药学,塑造中医形象,对促进东西方在医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阳明与甘泉“博约”异同析论——从工夫的面向看

“博文约礼”是孔门立教成人的管钥之一。阳明经对以往“博约”二分、视为先后的检讨,提出“博文为约礼功夫”,初次将“博文”置于道德心体的统摄之下,规避了理的外在问题。到阳明晚年,他以“文礼一源”进一步说明“博约”作为本体、工夫的不同呈现,尽囊于“致良知”的矩矱之中。甘泉反对阳明“博文以约礼”的观点,认为二者是不分先后的一段两轮工夫,根本于“精一执中”的圣学心传。他批评阳明及其门人轻视“博文”工夫,疏略人的性情禀赋,其喜闻乐见的“简易”“径捷”之教法,给儒学“精一时中、博约竭才”的笃实吃紧关脉,造成了极大冲击。

秦人先祖伯益事迹考略

伯益本名大费,为嬴姓之祖,其名号与本部族玄鸟崇拜有关。伯益历事尧、舜、禹三朝,事迹主要在舜、禹两朝。其事迹主要有佐禹平治水土,担任朕虞执掌山林川泽,佐禹平三苗之乱,长于占岁、凿井和造箭,提倡德治法度、主张勤政爱民等五个方面。伯益因功勋卓著而成为大禹选定的继承人,但后被大禹之子夏启所杀。伯益曾获三个封地:"费"为伯益固有居地,"嬴"乃伯益获姓受封之地,"秦"为最后所封之地。嬴秦先祖历史由伯益而展开。

《尚书》研究方法革新作为中华礼法研究根基新论——《尚书》学方法更新兼及舜邦礼法架构初探

中华礼法研究对于《尚书》学的依赖迄今未能导出宏观规范说,以致帝舜邦畿政治构造不清,礼法问题的结构价值因而不明。其根源是学界不曾自省《尚书》学方法欠妥。讨论揭示,此等欠缺导致两个链式问题:一是没有夯实虞史传《虞书》的语言可靠性基础,亦即尧舜时代语言哲学基础不明。二是此等欠缺催生宋明清学人的孔传《尚书》怀疑情结。讨论亦揭示,伯夷由于职分特点能够以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记述尧舜业绩,而其全知叙事视角的基础是舜帝设定的语言哲学,其核心是古文时态观。基于此重大发现,且在兼顾孔子理《书》视角的前提下,舜邦的政治构造得以揭示,从而为中华体系礼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韩康伯易学对“象数”的融通及其意义

韩康伯提出了独特的"大虚"理论与"机理"学说,以玄学的本体论哲学成功解释了《易传》所涉及的象数问题,消除了义理易学与数术占卜之间的理论矛盾,将神异现象纳入玄学的"自然"哲学体系内予以理性融通。这一变化不仅适合了东晋时期思想文化环境的变化,而且弥补了王弼易学的局限,扩大了义理易学的解释空间,奠定了尔后王、韩易注在中国易学中的主流地位。

伯夷叔齐之“薇”意象考辨

伯夷叔齐的故事情节包含了丰富的意象,不同的意象承载共同的文化内容,但是也承载其本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从西山采薇入手,从小的细节考辨,以考证"薇"意象在伯夷叔齐故事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梳理了相关的文献,对其中的"薇"意象进行了全面的考辨,从"薇"的注疏、"薇"意象的源流、"薇"意象的延续性、"薇"意象的拓展性进行了考辨,从而廓清伯夷叔齐故事中真正的文化内涵。

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从《白氏文集》看13世纪中朝日三地文化交流

《白氏文集》流传朝鲜半岛与日本,白诗已成为当时跨越海域的一种文学标准。同时代的高丽王朝的李奎报与日本的藤原定家都是白诗的爱好者、研究者、传播者,因地域关系、接触版本不同,即高丽王朝是中国宋朝新开版的宋刊本,日本则是八九世纪传来的手抄的唐抄本;因而便产生了不同的受容姿态与结局,值得探究。

《字潫博义》及其失误记略

《字潫博义》已佚,《永乐大典》保存其383字及其注释。该书注音、字形多与《五音集韵》《五音类聚》等书相合,但其失误较多,且类型多样,多为他书所未见。

高丽文人笔下的“虎溪三笑”典故——以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为中心

李仁老、李奎报、李齐贤三位文人生活在高丽后期武臣乱政后的黑暗年代。他们通过承袭了从新罗末开始的解读陶渊明的传统并通过留学中国的高丽僧人亲身耳闻以及当时文坛刮起的苏轼热接受了"虎溪三笑"的典故。三位文人切入的角度有所不同,倾向性有所不同,但其诗文都阐明了儒、释、道合流的观点,赞扬了典故中表现出来的旷达的人生态度,表达了对脱离世俗的向往,肯定了陶渊明与慧远法师的人格。但文化冲撞中的误读现象也很突出。

论白居易对高丽诗人李奎报晚年诗歌创作的影响

李奎报的晚年诗歌创作,无论是其诗意、诗语,还是诗体、诗律,都深受白居易为人为诗的影响。在李奎报的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中,完整地遗存了白居易的诗学观。

伯夷“义不食周粟”原因探析

文章以析史解难的方法,再现殷周时代的剧变,分析伯夷"义不食周粟"故事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宗教等深层原因。并指出伯夷"义不食周粟"与武王伐纣同样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结论。

汉文帝时期的权力结构与政治斗争——以臣立君为中心的考察

文帝的即位背景使得他与功臣集团的关系较为微妙,在匈奴和诸侯王的双重威胁下他们必须相互依赖和支持,但文帝试图伸张皇权,功臣集团亦力图维持权势,双方之冲突不可避免。文帝与功臣集团在薄昭、贾谊的问题上,在改"德运"的问题上,互有攻守,但所有的冲突均是以间接的形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展开的,双方保持着不触碰对方最后底线的默契。这种政治冲突冷处理的背后蕴涵着强大的张力,凸显了汉初政局的特征。

皋陶伯益父子关系质疑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研究和事理的推测,"伯益是皋陶之子"这种说法值得重新商榷。大费就是伯益,伯益和柏翳是一人而非二人;但是皋陶不是大业。因此,伯益也就不是皋陶之子。

透过《伯夷列传》写作章法看司马迁的社会理想

《伯夷列传》夹叙夹议,与《史记》中其他列传写作结构有很大不同,整篇文章处处可见司马迁的慨叹之辞及质疑的语句。力求透过《伯夷列传》文章的写作章法,司马迁写《史记》的动机及自身遭受的李陵之祸,来分析司马迁的社会理想。

李奎报《东明王篇》艺术结构漫论

《东明王篇》是朝鲜古代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是神话传说历史化和作家文学中"复活"的一个典型例子,具有强烈的幻想和浪漫主义色彩,情节离奇古怪,但有生活依据,偶然中蕴藏着必然性。语言生动活泼,风格豪放雄浑。

伯夷、叔齐评说

商朝末年孤竹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兄弟让国,避纣北海之滨;对周武王叩马谏伐殷商和耻食周粟而死,表现了崇礼、守廉、尚德、求仁、重义的道德精神,是儒学的先驱,是孔子思想的来源之一;在历史上影响和培育了一大批爱国的志士仁人。批判继承夷齐精神,对于培养全社会的谦恭揖让、知廉明耻、追求正义、崇尚气节和安分守己的民风,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之仪《卜算子》的情感表现

李之仪的《卜算子》以长江起兴,借水寄情。以距离之悬隔写相思之情悠长,以滔滔江水写绵绵离恨之不绝,运用典故表现女子对爱情坚如磐石的信念与期待。质朴的语言中流转着清新俊逸的风韵,清净明朗中有隽永绵邈之致,在《姑溪词》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