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灌殊途:文帝初年君臣关系中的武将群体

西汉前期实行军功爵制,造就了大批因军功而封爵的列侯。“诸吕之乱”和迎立代王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1)已经打破了高祖时期的政治平衡,其势力渐渐壮大,这势必会对新君即位之后的君臣关系产生影响。文帝登基之后,本着“军功阶层本位”的原则,对武将群体进行调整,对周勃进行打压,同时在军功阶层中拔擢灌婴、陈武等武将力量。至此,高吕时代的功臣集团独大局面即将结束,一种君主臣辅、互利互用的君臣利益共同体已经建立。

曾公[田求]钟铭所见曾国建国史实考

曾公[田求]钟铭对研究周代天命观、分封制及建国史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曾公[田求]钟铭追述的西周初年曾国高祖伯适受命及皇祖南公建于南土、受命作邦的天命观,与屡见于周代文献记载的周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建立周王朝的天命观相同,为周代天命观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曾公[田求]钟铭所记曾国封邦建国、藩屏周室的分封制度,尤其是受封为诸侯之时分殷亳社之土在国中立亳社之制(“析应亳社”)皆可与文献记载对读;并且钟铭所载皇祖南公受命为州牧、“涉政淮夷”等事,对于认识西周时期的州牧制度及周王朝对淮夷的统治提供了崭新的史料。对观曾公[田求]钟铭记载的曾侯佐助昭王南征之事与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可知佐助昭王者为叶家山M111的墓主人曾侯犺。

西周钟镈组合与器主身份、等级研究

先秦钟镩无论科学发掘、偶然发现的窖藏还是传世收藏，数量相当可观。对于其研究，长期集中于三个问题：甬钟起源、钟镩名称考辨、编钟编镩所反映的周代音阶乐律。就礼制问题而言，却少有学者从钟镩组合关系入手，分析两周等级制度与乐制关系。

周公旦为鲁国始封之君说

谁是鲁国的始封之君 ,周公旦抑或其子伯禽 ?自古至今聚讼未决。今天的学者多主“伯禽封鲁”说 ,其主要依据为《鲁颂·宫》与《左传》定公四年所载的两条材料 ,但这两条材料明显有可疑之处。“伯禽封鲁”说之所以影响大 ,盖由崔述的鼓荡所致 ,然而崔氏的考证远非一贯正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鲁”是“文之昭”,这是一条铁证 ,证明了周公旦是鲁国的始封之君。历史上 ,周公旦曾两次封于鲁。但由于他是武王、成王两代人的助手 ,所以两次受封均不曾就国 ,而是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 ,故有“伯禽封鲁”

周立波诗歌的家国情怀书写及其当代启示

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周立波的诗歌追求意境之美。其中的“山茶花”意象是被高度理想化的意象,维系着他对于故土的一片深情,寄寓了他对于民族国家的忧思,体现出强烈的家园意识。通过解读周立波的诗歌,不难发现,他以深刻的自我解剖精神将个体的忧虑转化为民族的忧患,呈现出红色文学的人民性本色,凸显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传承中国诗歌传统,弘扬红色文化精神,坚守诗歌的民族性,在全球化的时代显得十分必要。

殷周王家关系研究

据传世和出土文献所载,孤竹国的墨胎氏属于殷商王族的氏家之一,可是孤竹国和殷王家为亲族的关系,乃几百年的通婚基础。同时文献也描述姬氏周人与殷商王族有两百余年的通婚关系。所以在殷商制度中,周国的姬氏属性应与孤竹国的墨胎氏相类,都属于殷商王家的亲族。虽然传统历史强调商周异族、异源的概念,但实际上许多出土与传世史料却表达了商周之间的亲密性。商周王家虽然分属不同氏族,建立了不同的朝代,但两者应属同一族群。周王家原是殷商上层贵族之一,其语言、信仰、文化都相同。甚至在古代的父母双嗣制度中,周文武王和殷商王族有着共同的先祖。只是因为周君发动政变,建立新的王朝,武王的后裔已不把自己视为前朝贵族的氏族之一。

周立波十七年(1949—1966)间短篇小说创作的发生学考察

周立波十七年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审美变迁,这种变迁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英雄典型"话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他在此阶段的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是对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自己创作风格的反拨。1949—1955年,周立波响应号召创作反映工业题材的小说,但败笔明显,其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碰壁,促使其开始审美反思,其中,1954年回乡后短篇小说《盖满爹》的成功,从正反两方面促使他重新开始了艺术探索;1956—1966年,周立波凭借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与文学修养的积累和对文学审美的重新认识,其短篇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个人独特追求,但时代的限制使他的艺术探求出现反复。这种审美观的变化可以从他对于延安讲话精神的不同侧重阐释发现端倪。

从《史记·绛侯世家》看太尉与君权的矛盾

周勃父子从安刘氏天下的大功臣,到沦为阶下囚,前人往往以“鸟尽弓藏”为此事作解,但其实质体现的是掌军权的太尉与皇权的矛盾,专制皇权不会允许在自身权力之外出现一个单独的军事体系。因此周勃父子的遭遇也是历史的必然。

伯夷“义不食周粟”原因探析

文章以析史解难的方法,再现殷周时代的剧变,分析伯夷"义不食周粟"故事背后隐藏的政治、伦理、宗教等深层原因。并指出伯夷"义不食周粟"与武王伐纣同样值得肯定。由此可见,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评价,从不同的角度会得出迥异的结论。

“博洛交接”的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

"博洛交接",即博古交权、洛甫接任,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也是党史学界一个令人关注、饶有兴味、尚未廓清的疑难问题。"博洛交接"究竟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完成中共高层领导人权力转换、平稳过渡的?其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事态是什么?作者经过实地考察、文献查证、深入辨析,在文中提出了独到见解:"博洛交接"的关键是周恩来石厢子谈话。这一观点在有关学术会议上获得诸多专家学者的认同。人们可以从这一事件中窥见中共领袖团队共产党人独具的优秀政治品质、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

周勃父子悲剧人生探因

周勃父子均为西汉名臣,为西汉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父子二人晚年演绎的都是人生悲剧,其原因虽或不同,或因功高震主,或因冒犯皇威,但都是专制皇权的必然产物。

逍遥自在老顽童——评析金庸小说人物周伯通

周伯通很有童心,他热爱生活,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人也很有智慧;他喜欢玩,也喜欢嬉闹,可他往往不能理智地调控自己的言行举止。周伯通是个逃避爱情的人,但他心中也有爱,也有情;他身心调和,逍遥自在,其长寿原因发人深思。周伯通行事滑稽,人却心地善良,在不知不觉中,他把欢乐吉祥带给了他人。

谁人有此闲情性——张伯驹与周汝昌交往史迹述略

词坛大家张伯驹与红学泰斗周汝昌因"红楼"而结缘,后续发展而为词学因缘,二人交游旁涉启功、夏承焘等人的轶事,留下了丰富的文化矿藏。缕述二人的交往史迹,于张,于周,于词史,于红学,都极有意义。

论陈平与周勃之间的关系

陈平、周勃都是秦末汉初刘邦集团的重要成员,为推翻秦朝、建立汉朝立下卓越功勋。早年,周勃曾诬陈平"盗嫂受金",陈平不以为忤。刘邦去世之后,吕后用事,陈平、周勃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力撑危局,终于乘吕后去世之机,一举诛灭吕氏外戚势力,拥立文帝,共同维护了汉初统一局面,演绎了一幕汉代的"将相和"活剧。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辨正

我们准确理解“我生不有命在天”,必须将其置于《西伯戡黎》的语境中,其中“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的语义考证是前提。“天曷不降威”是祖伊转述民之言;“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是祖伊之言。“我生不有命在天”表现出纣对天命的极端自信,这是传统经史的主流理解,但一直未有确切的文献学依据。在“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语中,“不”并非否定副词,而是无实义的发声词,此语语义实为“我生有命在天”,是商纣针对祖伊“大命不挚”一语而发。《西伯戡黎》文本中商纣一味迷信“命”“天”的形象,是周人在天命观的影响下塑造的,是西周早期以其特有的观念反思商亡教训的结果。

被遮蔽的现代性——周立波小说的益阳书写新解

周立波的小说受到其诗人气质的影响,在书写益阳巨变时,自觉地塑造新女性形象,在地域文化的呈现中表现了真实的人性。同时,通过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出伦理化思考。周立波小说的现代性由此而生。

周立波的文学理论成就

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创作成就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学界已有很多研究,而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成就则缺乏相应的关注。周立波非常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和传播,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阐明他对文学创作、文学特性、文学体裁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看法;他多次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并把它提升到理论的高度;他对古今中外很多著名的作家作品进行了鉴赏和批评。他在文学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创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周立波的乡土小说采取寓政治风云于民俗风情的艺术表现方法,充分真实地、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我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主题、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风貌和这一历史进程中存在的失误。他的小说是那个时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部形象历史。

乡土民俗撑开广阔的艺术天地——读《笑也流泪》

《笑也流泪》描写了益阳某水乡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其重要特色之一是大量描写乡土风情、民间风俗,开辟了自己的艺术空间。作者采集乡土民俗资料时,自觉学习了益阳著名作家周立波写《山乡巨变》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