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造像类型研究

早期纪年金铜观世音像大约从5世纪70年代兴起，以莲花手观世音造像为代表（A、B、C三型）；6世纪初，模仿佛陀施无畏和与愿印说法形象的观世音造型开始出现（D、E、F三型）；到北魏晚期（507～534年），说法的观世音形象的类型和数量超过莲花手观世音像；到北周、北齐时期（551～580年），说法印观世音像取代了莲花手观世音像，并且开始出现、流行以观世音为主尊，两侧胁侍菩萨夹侍一铺三尊，甚至一铺多尊的观世音造像（观世音三尊A、B两型）。姚秦鸠摩罗什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婆娑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等记载，为观世音形象由5世纪后半流行莲花手，到6世纪变化为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佛典依据。6世纪不少民众把观世音视为佛，是金铜观世音像施无畏和与愿印流行的现实原因.

仙释圆融 佛道双栖——慈航真人观世音仙话传说的文化观照

道教神仙谱系中的慈航真人是一位深受民间崇奉的女仙。慈航真人信仰的形成与佛教的观音菩萨信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慈航真人观世音这种佛道双栖的现象是中国古代三教合一特别是仙释圆融宗教文化的产物。慈航真人仙话传说中的性别困惑既体现了古代社会性别意识的特殊取向,也反映出观音形象不断演变的历史信息。

隋前汉译佛典中的观音形象及其在中土文学中的表现

观音形象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有一个变化过程,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各个方面因素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特征。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典中,观音形象主要表现为:位列三圣,停住庄严;形态端严,姿仪华美;慈悲普度,幻化无端;智慧超绝,自在无碍四个方面。当时中土文学作品中主要展现了观音形象慈悲普度,幻化无端这一个方面,其他几个方面均不是文学作品呈现的重点,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观音菩萨形象的接受情况。

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探究

西王母由原始神话中一位半人半兽的凶神,逐步演变成一位才华横溢、气度雍容的女神和众仙领袖,而在印度佛教中原本"威猛丈夫"的观音菩萨,传入中土后逐步演变成一位大慈大悲的女菩萨。西王母和观音菩萨形象的演变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是华夏民众贵柔心理使然的结果。

观音女相形成的心理因素探析

观音女相形成的原因研究一般遵循的是外在的制度、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人的心理需求的变化从而引发了观音形象的改变的思路,但实际上很多研究中心理分析很少。观音菩萨无条件慈悲等特性满足了人的恋母情结,促使观音赋型为女相。观音女相信仰作为女神信仰具有大地母神和阿尼玛原型的深层心理,但大地母神和阿尼玛原型已分裂,驱逐了邪恶的部分,从而观音女相具有慈悲、送子的"母性"和纯洁、美丽的"妻性"的结合的特性。民间女性神祗特性和功能纳入到更为精密完善佛教信仰系统,而观音女相化弥补了佛教中女性神祗的缺失。

观音菩萨:《西游记》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小说《西游记》故事中的西天取经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师徒四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战胜困难外,最不可或缺的人物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是取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她精心组织取经团队,并为西天取经保驾护航,当取经团队遇到困难时,她及时赶到,为师徒一行消灾解难。同时,观音菩萨也是连接凡间与仙界的联系人,起到了信息传递的作用。

陕西富县柳园石窟调查及相关内容分析

本文以实地调查为基础,对柳园石窟的形制、造像和题记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确认了该窟的开凿年代为北宋庆历二、三年间。并在此基础上,对洞窟中心柱正面的戴披帽长者和菩萨五尊像身份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它们应是禅宗第一祖达摩和观音菩萨造像。

大理白族观音形象变化背后的信仰变迁研究

大理地区观音信仰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观音的形象出现了很多变化,有阿嵯耶观音、梵僧观音、观音老母、观音老爹等。解析这些不同形象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思潮风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变化,促成了信仰的变迁,这些不同的形象则是不同的信仰的外化表现。通过形象研究,进一步解析促成这些形象变化的各种因素,并揭开形象背后尘封已久的信仰之谜。

四川安岳南薰偏菩萨北宋摩崖造像调查与分析

安岳南薰偏菩萨摩崖造像共有四龛,其中2号龛开凿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雕刻千手观音与僧伽变相,反映观音以千手护持众生、以化身救苦济难的信仰观念,这种造像组合形式前所未见,也是所知唯一北宋僧伽变相实例。3号龛开凿于北宋熙宁二年(1069),系施主曹氏为完成亡祖亡父心愿而造,雕刻有上下五代家族供养人像,是宋人重视孝道与家族观念的产物,此龛像是川东文氏石匠早期造像遗存。

中国常熟现代“讲经”表演传统中的《西瓜宝卷》

《西瓜宝卷》(目前已知最早的写本为1867年)是19世纪以来苏南地区宝卷宣唱活动中所使用的叙述性文本的典型代表。《西瓜宝卷》利用了一个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母题来宣传对观音菩萨的信仰,从而实现了用说教、娱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化。以常熟的“讲经”为例,对《西瓜宝卷》的几个版本(时间为1867年至1989年间)进行比较,可以说明该宝卷在现代讲唱中的功能及文化意义的演变。

敦煌石窟经变组合与佛教体相用观念的关联——以莫高窟第76窟南北壁的观音题材经变为中心

隋唐以后,佛教经变盛行于寺院、石窟中,由于此期寺院壁画几乎没有留存于世,敦煌石窟保存下来的丰富经变显得弥足珍贵,也为探讨经变创作、组合及其中蕴藏的佛教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资料。近百年来,学术界对于敦煌石窟经变展开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在题材辨识、样式分析、断代分期乃至义理思想、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比较丰硕的学术成果。

西夏玄奘取经图像之研究——以东千佛洞第2窟图像为中心

在敦煌石窟群及周边石窟中,遗存有至少6幅西夏时代的玄奘取经图。1这些图像并非单独绘制,而是绝大多数画在观音壁画中,尤其与水月观音关系更为密切。本文将以东千佛洞第2窟(以下简称"东2窟")玄奘取经图像为中心,结合水月观音及整体窟室内容,对西夏玄奘取经图像进行考证。本文以下讨论将集中在三个重点:一是考证东2窟玄奘取经图像的来源及宗教意涵;二是分析西夏取经图像的兴盛,所反映的西夏人将玄奘取经图像视为佛经灵验记,以佐证在道场法事中使用的经典为观音亲传给玄奘的真经。

淺論觀音信仰與儒家“孝”之結合——以孝女故事《沈清傳》爲中心

我們皆知宋代有加深儒佛融合的現象,与此相聯繫的是,中韓日三國均有相似的孝女故事,即《妙善》(中)、《沈清》(韓)、《小夜姬》(日),其内容主要表現了女兒對嚴父之恩的回報,至孝感天。三國孝女故事每當關鍵時刻都發生奇異轉折,最終得到佛教所説的靈異,特别是在民間以觀音靈異爲代表的法華功德。這一點令人不禁想到东北亚所信仰的佛教的靈異性與儒家以“孝”为萬行之本的思想結合。本文以韓文小説《沈清傳》爲例,簡要分析在孝道倫理上所表現出的儒佛融合現象之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