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藏敦煌藏文本P.T.99号《正说圣妙吉祥名》相关问题研究

文章将敦煌藏文写本P.T.99号中的写本《正说圣妙吉祥名》与《甘珠尔》中所收规范本进行比较,论述二者的异同和相互间的关系。对该经的最初传授者和翻译者,经考证认为是密宗大师无垢友和吐蕃译师聂.杂那。提出释智的汉译本应属西夏时期的译本,依据类似敦煌本的藏文本翻译,认为该经在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由文殊信仰的互动看佛教中国化进程

中国佛教信仰中,菩萨信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文殊信仰是菩萨信仰的一个典型。文殊信仰是随着大乘经典的传入而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并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文殊信仰缘起于敦煌,兴盛于五台;五台文殊信仰又反过来影响了敦煌。在这一过程中,敦煌与五台山作为文殊信仰之缘起与中心的互动生动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轨迹。

五台山--一张世界文化名片

五台山位居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是世界著名的文殊道场,2009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五台山以山地自然环境与佛教“祖庭”灵鹫峰相似而种下佛缘,从东晋开始逐渐形成佛教活动中心。后经历代皇帝扶持、推崇,出现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相携发展的局面,并以佛教怀柔天下,借助政治辅助力量而更加发达兴盛,遂有佛教“首府”之称,且有了“五台归来不看庙”的美誉。五台山从清凉胜境演化为佛教文化圣地,又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使僧俗共同经历战火洗礼凝结出红色文化,华丽转变为革命圣地,成为多种形态的世界文化遗产地。新时代既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山西故事,更要让五台山作为一张世界文化名片,发挥其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走向世界。

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传承管窥

文殊信仰,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悲大行大愿,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及美德。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按照文殊菩萨的启示,努力探索"第一义谛"之究竟,于佛法之微妙精深处上下求索,并将诸佛菩萨之教诲切实运用于实践之中,在修身律己中对治无始以来之习气,在知行合一中将身心予以净化,在正知正见中提升自我的生命层次,在自觉觉他中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这是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价值所在,更是其应被传承之精髓所在。

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

文章通过观音和文殊这两种菩萨信仰来分析中国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特色和实践趋向,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本质与发展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实践中的价值。

清代国家治理中作为菩萨化身的帝王

乾隆皇帝被蒙藏佛教尊为文殊菩萨化身,这种传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清代,"菩萨—皇帝"的身份在宗教仪式乃至民族治理中被有效运用。这体现了两种传统的混合:一种是西藏将世间真实的统治者视为传播佛法的菩萨,一种是五台山的文殊信仰。并且"菩萨—皇帝"还谨慎周密地表达了"天命""君主"的内涵。

敦煌唐代的文殊菩萨图像试析

透过对现存敦煌文殊作品的观察,考量其所在位置,归纳作品构成形式与图像元素的发展概况。初唐时,除第220窟外,都见有法华经变作品,说明与法华经关系较密切。盛唐时,狮子图像与初唐一样是最明确的特征,也见有一组后来常见的大菩萨与俗装众随侍以及昆仑奴,但未形成固定模式。昆仑奴的出现,说明佛教造像除以佛经为文本外,亦纳入社会流行的题材。中唐时,与法华经变同时出现的情形减少,见有五台山图的文殊或在背景中加入更多山水云彩表现,应与五台山文殊信仰有关。晚唐时,无论其所在位置或作品组合要素,皆延续中唐发展。五代宋时,增加于阗王驾狮子与善财童子,或佛陀波利与大圣老人的形象。依敦煌写本资料,可知是与中原往来密切有关。

从牵狮人、骑狮人到驭狮人——敦煌文殊菩萨“新样”溯源新探

唐开元廿五年(737)贞顺皇后石槨线刻画所体现的希腊化艺术“拂菻画”,其不追求狮与人的写实性,而是体现人狮共存的神圣性,图画展露出英雄勇士、须髯老头、卷发青年与狮同行的场景,提供了牵狮、骑狮、驭狮的图像源流。从盛唐牵狮人、骑狮人、驭狮人的开创性图画中,经过与中晚唐敦煌绢画、纸画、壁画上昆仑奴牵狮、文殊菩萨骑狮、于阗王驭狮等相比鉴,可见从长安到敦煌的艺术图像脉动十分密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传世之作,通过希腊艺术到佛教艺术、皇家画师到地方画匠、京师长安到州县敦煌的逐渐“华化”中,揭示了文殊菩萨“蕃胡牵狮”传播背后的原因,破解了长达千年来“文殊菩萨新样”经典艺术的来龙去脉,展示了盛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卓异风采。

乾隆与文殊菩萨——梵宗楼供奉陈设探析

本文通过清宫档案,分析了梵宗楼佛堂的供奉特点,认为梵宗楼所供之文殊菩萨及其教令轮身大威德。从“了义”和“不了义”两个方面揭示了乾隆即文殊菩萨在世间的转轮君王,其目的是借助宗教力量安定边疆,巩固统治。

马蹄寺千佛洞第8窟法华造像观世音菩萨图像考

张掖马蹄寺石窟群千佛洞第8窟现存法华造像一铺,释迦佛、多宝佛以及右胁侍文殊菩萨皆有榜题,唯独左胁侍菩萨题记漶灭不清。此文根据其他石窟材料,将这身造像考订为观世音菩萨,并就图像模式来源和成立的义理基础做进一步论证。

礼仪与权威认知:乾隆帝画像与瞻礼、金瓶掣签制度的改革

乾隆年间,清廷曾分别向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班禅额尔德尼的扎什伦布寺赠送了两幅描绘乾隆帝身着佛装、扮演文殊菩萨形象的画像。但在不同的语言文献中,关于这两幅画像于何时、因何事由被送到西藏的问题,竟然出现了完全迥异的记载。本文根据与画像有关的满文档案和藏语文献,梳理乾隆帝画像入藏的经过以及画像与瞻礼、金瓶掣签制度改革的关系,进而分析清廷试图透过画像所传达的政治话语以及藏传佛教世界的成员如何感知、回应皇帝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