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隋至初唐洞窟西壁所绘图像的功能

敦煌莫高窟第57窟是唐前期第一期的代表洞窟。外层龛正面左右下部绘有树下两脚合并坐式菩萨像和树下坐于藤座上呈半跏思惟姿势的菩萨像。这种菩萨坐像的组合以及与其类似的组合,在隋代第二期洞窟中就已出现,它们与弥勒像密切相关。但在第57窟中,与隋代第二期洞窟有所不同的是人们憧憬的往生净土画在窟顶。阿弥陀如来作为过去佛,由阿弥陀、释迦、弥勒构成的新三世佛在唐前期第一期完成了转变。重要的是南北壁所表现的树下说法图不仅仅表现了三世佛,还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往生世界的情景。另外,唐前期第一期出现了将弥勒以如来表现且坐于宝池中。但是,初唐第一期末期的第322窟仅北壁阿弥陀如来坐在宝池中,南壁的弥勒如来未见宝池,这是因为弥勒净土本来就没有宝池。这种阿弥陀如来和弥勒如来都拥有配备宝池的净土的模糊印象,也显示了净土之间的不同。第57窟与第322窟一样,北壁如来坐像坐于宝池中伸出的莲花座上、南壁如来坐像周围未见表现其坐于宝池中的莲花和荷叶,那么第57窟南壁主尊虽然不是如来倚坐像,但下意识地作为弥勒如来而绘制的可能性很高。

从“文殊信仰”到“文殊智慧”——关于“文殊师利”的研究方法反思

文殊师利身份重重,但一般从其作为菩萨的身份来称呼,对这种身份的辨析需借助于经典记载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针对文殊菩萨,有不同的学术概念"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文殊信仰"一词运用广泛,传统上也多用文献学方法展开研究,但要回答"文殊信仰是什么"的问题或研究"文殊信仰的民间化或社会化"课题时,宗教学方法和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显得更加有力;而"文殊智慧"是因为肖黎民先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即哲学诠释学而在近来才被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思想史研究和哲学诠释学的方法主要用于总结研究文殊法门,系统梳理文殊智慧,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涵。通过研究方法之反思,最后探讨"文殊信仰"和"文殊智慧"的联系和区别。

西夏时期敦煌的五台山文殊信仰

西夏时期敦煌地区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极为兴盛,主要体现在《华严经》在敦煌广泛流传、敦煌石窟中有大量的文殊变、普贤变的绘制。建于五代的莫高窟第61窟,作为敦煌地区五台山文殊信仰的重要活动中心,在西夏时期继续发挥其作用,吸引了西夏其它地区的高僧来敦煌观摩学习或交流文殊菩萨的礼忏仪式。

遵义“红军菩萨”民间信仰文化生成的文化人类学考察

遵义"红军菩萨"的历史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的历史事件。通过田野调查和史料分析等方式,对遵义"红军坟"及"红军菩萨"的民间信仰现状进行调查研究,诠释和解读"红军菩萨"信仰在时空背景中生成流传的合力过程。

大乘佛教的悲智精神

文章通过观音和文殊这两种菩萨信仰来分析中国大乘佛教"悲智双运"这一理念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这一分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理论特色和实践趋向,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大乘佛教菩萨信仰的本质与发展走向,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它在佛教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佛教修行实践中的价值。

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传承管窥

文殊信仰,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的大智大悲大行大愿,信仰的是文殊菩萨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及美德。我们在生活中,应该按照文殊菩萨的启示,努力探索"第一义谛"之究竟,于佛法之微妙精深处上下求索,并将诸佛菩萨之教诲切实运用于实践之中,在修身律己中对治无始以来之习气,在知行合一中将身心予以净化,在正知正见中提升自我的生命层次,在自觉觉他中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这是文殊信仰在当代的价值所在,更是其应被传承之精髓所在。

川东北木雕“牛王菩萨”的文化意蕴

牛成为民间的保护神,渊源于远古的动物图腾信仰,后来演变为动物神。秦代已有祭牛神的风俗。川东北地区有供奉"牛王菩萨"的习俗,大多为20-40公分左右的木雕造像,木雕作品的菩萨和牛,形象生动、姿态各异。造像把对牛的图腾崇拜和佛教菩萨信仰结合在一起,其文化意蕴已经不是单一的宗教祭祀,是农耕文化的体现。是道教、佛教、原始图腾崇拜的综合体,充分传达出中国民俗文化的特点,具有表达农耕文化的符号意义。迄今为止川北的南部县每年都有牛王会。

清中期黟县民众的信仰世界及所蕴涵的文化意义——以《菩萨谱》所载祭祀科仪为中心展开的讨论

新近发现的清中期黟县钞本《菩萨谱》包含了大量民间信仰信息,所收信仰以家庭祭祀为主,广涉各路神众,反映出当时徽州民众生活在一个由多种祭祀仪式构成的民间信仰世界之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的每一重要方面都与民间信仰息息相关。同时《菩萨谱》中反映出的信仰世界带有鲜明的小传统特色,揭示出了民间信仰世界中三教融合的真实情况。

日莲主义影响下宫泽贤治的法华信仰

宫泽贤治作为日本近代的文学巨匠,在其生平履历、个人宗教思想、菩萨行的践行等宗教色彩世界观和生命观的关照下,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贯穿着佛教法华信仰的思想底色,并最终构建了后世广为传唱的"法华文学"。贤治与《法华经》和如来寿量品由于家庭影响和个人缘际的关系,终其一生缘念不解。其作品中关于大乘佛教的一乘思想,如来藏乃至本觉思想都有具体体现。在国柱会期间,受到佛教日莲主义的影响后,贤治更是完成了天台性法华经观向日莲性法华经观的重大转变,并在《立正安国论》和田中智学"国土成佛"的影响下,在后期的罗须地人"农民讲义"社会活动中,一直践行"菩萨行",构建了自己独特的法华信仰佛教主义世界观。

“引路菩萨”与“莲花手”——汉藏持莲花观音像比较

敦煌藏经洞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幡画,其中有的注明为“引路菩萨”。通过图像特征,可以确定这种“引路菩萨”属于观音菩萨的一种身形,其宗教功能是作为阿弥陀佛的助手,引导死者往生西方净土。同时,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广泛流行的“莲花手”观音,虽然在造型、名号上与前者并不相同,但经过笔者的考察,证明汉传佛教中的“引路菩萨”与藏传佛教中的“莲花手”在宗教功能上是一致的,是观音菩萨在不同的宗教系统中所呈现的不同图像样式。

大理白族观音形象变化背后的信仰变迁研究

大理地区观音信仰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观音的形象出现了很多变化,有阿嵯耶观音、梵僧观音、观音老母、观音老爹等。解析这些不同形象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思潮风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的变化,促成了信仰的变迁,这些不同的形象则是不同的信仰的外化表现。通过形象研究,进一步解析促成这些形象变化的各种因素,并揭开形象背后尘封已久的信仰之谜。

论堕民的老郎菩萨信仰

堕民乃宋以来江浙沪地区的区域性贱民,堕民艺人将老郎菩萨奉为祖师爷。堕民聚居区均建有老郎庙,堕民于老郎菩萨生日均举行隆重祭祀仪式,以演剧酬神。堕民艺人演出时,携带老郎菩萨,恭奉有加。堕民艺人有违规行为,也以老郎菩萨的名义予以处罚。老郎菩萨之所以被附会为唐明皇或翼宿星君,是因为堕民欲假借帝王乃至天神以自重。

唐宋长寿王菩萨像及相关问题

长寿王菩萨像最早出现于晚唐,流行至北宋,是唐宋时期新出现的题材,以四川安岳石窟发现数量最多。该菩萨具有愿民长寿的本质,晚唐五代时期,受延寿信仰的影响被直接附加“延寿命”的功能。宋初《佛说受生经》出现后,被赋予更多新功能,图像粉本源于成都。长寿王菩萨最初的图像创作具有观音的特征,反映出观音信仰对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进程影响之甚。

明定陵出土佛菩萨像发簪研究

本文详细论证了北京定陵出土五件佛菩萨像发簪的造型特征,并揭示了其所反映的思想内涵和历史背景。这五件发簪不仅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折射出明万历年间宫廷佛教信仰的状况。孝端皇后的佛像簪(D112:41),传递出人世间的美好心愿,是佛教世俗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孝靖皇后的两件立佛簪(J124:18、J124:2)应为阿弥陀佛接引像;另外两件鱼篮观音簪(J124:17、J125:14)和立佛簪(J124:18)的设计理念及组合方式相同,四件发簪均体现了往生西方净土世界的思想内涵。它们是孝靖皇后生前净土信仰的真实写照,这成为本文最主要的创新点。

从授记到结构化——佛菩萨信仰的演化——以于阗佛菩萨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于阗佛教中佛菩萨崇拜的分析,指出早期的菩萨崇拜是未与佛崇拜结合并未经体系化,体现的是佛菩萨对王权的护佑、对国祚的振隆之意义。这种模式建构了佛教菩萨与名山的关系;随着佛教理论的传播和体系化,菩萨崇拜与佛结合起来,进入结构化组合模式。由于其理论受不同经典体系的影响,这种组合模式在石窟和殿堂中运用较多。

敦煌吐蕃晚期《普贤行愿图》、《普贤并万菩萨化现图》与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在考证敦煌吐蕃晚期237、231、159窟《普贤行愿图》,吐蕃晚期361窟、吐蕃至张氏归义军时期144窟《普贤并万菩萨化现图》的基础上,探讨了普贤信仰与五台山信仰之间的关系,以及礼忏佛事对普贤像的流行所起的推动作用。

龟兹石窟壁画中菩萨信仰及其流行

龟兹佛教长期流行小乘佛教,龟兹石窟壁画中有很多表现释迦牟尼行菩萨道时的内容,其中以本生、因缘故事画的“誓愿画”形式表现“轮回时代”的释迦菩萨,是宣扬释迦菩萨过去的光辉事迹。龟兹石窟壁画还以释迦牟尼传记的形式来表现“最后身”菩萨,龟兹地区出土的反映菩萨信仰的吐火罗语、梵语文献也佐证了当时的龟兹僧侣追求“菩萨道”的实践活动,反映了菩萨信仰在龟兹地区的流行情况。

《千佛堂碑》与民俗文化

中国佛教造像碑表现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题材的极为罕见。此碑选取了唐僧取经的民间神话传说作为雕刻题材,表现了明清时期民俗文化对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碑中观音、文殊、普贤和地藏四大菩萨及弥勒佛的化身布袋和尚同时出现,反映了明清时期佛教信仰的主流意识和佛教中国化与世俗化的进程。

淺論觀音信仰與儒家“孝”之結合——以孝女故事《沈清傳》爲中心

我們皆知宋代有加深儒佛融合的現象,与此相聯繫的是,中韓日三國均有相似的孝女故事,即《妙善》(中)、《沈清》(韓)、《小夜姬》(日),其内容主要表現了女兒對嚴父之恩的回報,至孝感天。三國孝女故事每當關鍵時刻都發生奇異轉折,最終得到佛教所説的靈異,特别是在民間以觀音靈異爲代表的法華功德。這一點令人不禁想到东北亚所信仰的佛教的靈異性與儒家以“孝”为萬行之本的思想結合。本文以韓文小説《沈清傳》爲例,簡要分析在孝道倫理上所表現出的儒佛融合現象之特點。

龙门石窟第1231窟

本文对龙门西山第1231窟进行了介绍,认为该窟开凿于唐高宗后期至唐玄宗时期,其造像题材应是华严信仰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