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丹对混合政体学说的批评

博丹对古典混合政体学说的批评是现代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首先,博丹政体学说颠覆了古典最佳政体学说的前提。在他那里,以主权为中心的政体理论建立在一个"最高的建构性权威"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整合。他的混合政体批判是他的这种政体建构的逻辑后果。其次,博丹的混合政体批判还建立在他对status civitatis和ratio gubernandi区分的基础之上,后者则从根本上颠覆了古代的政体概念。

博丹与加尔文的历史对决

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自1541年的法文版问世后开始"风靡一时",此书"行文清通优雅","叙事清晰、包罗万象却又井然有序",史称"法兰西民族的一大文学瑰宝"。然而,这部写给大众的读物看似与政治不相干,却给法兰西王国带来分裂性内战。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在此25年后问世,为法兰西王国克制国家分裂殚精竭虑,显得有意针对加尔文的《要义》。晚近350年来,对世界政治产生影响的是加尔文的《要义》,而不是博丹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解释当今全球化激进政治的源头。

布丹的主权论刍议

让-布丹(J.Bodin)希望建立一种绝对的权力以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为此,他根据历史理性的方法系统地阐释了国家的起源以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问题,第一次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提出和使用主权概念来标示国家的性质,为近代西方国家主权学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属人的对立与属神的对立:博丹的主权哲学

博丹将最高权威定义为绝对、永久的主权,且不可分割;主权的最重要识别标志是立法权。博丹以主权的归属为依据,划分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他认为施行法治的世袭君主制是最好的制度。博丹的政治哲学理论在塑造最高权威时又为其加上限制,且无法解释这种限制的尺度,也无法解释最高权威的来源,透露出其思想的矛盾性。

主权与例外状态

早在博丹那里,主权与例外状态的亲缘性就已经体现了出来。施米特敏锐地抓住了这点,重构了一个以例外状态为核心的主权定义。尽管博丹与施米特主权定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在二人笔下,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都是共同体政治秩序的根本依托,决断例外状态则是主权者克定祸乱的有力手段。从施米特的主权定义出发,阿甘本考察了罗马法中的法外人和例外状态制度,但在这个过程中,阿甘本抹杀了敌友之分对于政治决断的根本性意义,并将例外状态描绘成一个无从进行法律评价的法外空间,由此就走上了一条与博丹和施米特完全相反的道路。

博丹宪政思想刍议

处在16世纪历史拐点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让.博丹,在阐述其经典理论主权论并宣扬王权君主制的国家形式和政制的同时,承袭自然法理论,对绝对主权和王权君主制作了具有相对意义的限制。这种体现着威权信仰要求,以私有财产权为基点,萌发制衡、契约和维护个体权利的理念,无疑闪烁着宪政思想的光芒。

西方近代以来的“强力政治观”探析

强力政治观崇尚实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保证国家的秩序与和平。本文就梳理了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亨廷顿思想中的强力政治观,这种政治观主要有三个特点。

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方法论:普遍历史与抽象建构

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霍布斯在分享了博丹主权国家理论中某些关键思想的同时,如何又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学说。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但博丹的国家始终是具体的历史国家,而霍布斯的国家则具有非历史性与抽象性质。为解释二人学说间的根本差别,本文首先考察了历史在博丹与霍布斯建构政治科学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分析了二人理论中作为国家质料的人的性质,最后展示了这两种国家理论模式如何影响现代西方世界对于政治的理解:博丹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可能基础,而霍布斯则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理论。

借得的坚固:论博丹主权学说的困难及其双重构成

本文在与“主权”这一现代关键政治概念相关的政治思想研究领域,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澄清了博丹学说中的“主权”概念,它具有两面性,既被视为是凌驾于政治体之上的绝对意志,又处于共同体构成部分的“法”和“约”之中。其次,本文在与对这一困难的不同解释进行对话的基础上,给出了以下判断:“主权”的绝对性及其内在于共同体中的规范性需要在主权者的最高立法行动(尤其是任命职官)的过程中得到统一的理解;借助博丹对财产权的强调,解释了贯彻主权之绝对意志和保有主权者之财产在博丹“国家”架构中的共存、联系与张力;从财产原则生发出的职官秩序入手,廓清了博丹由“主权”建立“国家”的理论逻辑。最后,这一解释有助于理解“主权”概念对现代“国家”作为绝对权力与法律共同体的同步塑造作用,也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现代“国家”统合人与物、权力与法权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