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远东中国高级列宁学校的建立及其影响

联共(布)为加速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和壮大,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在苏联海参崴建立了中国高级列宁学校。该校是联系联共(布)与中共关系的重要平台,其历史使命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知识、政治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其目标还包括提高远东地区华侨华人的文化素质,加强对华工的管理,进而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文化建设。

俄共(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1921—1949年党员吸收机制分析

党员吸收机制决定着一党党员的质量与数量,处理好质量和数量间的矛盾,决定着党组织的纯洁性、凝聚力和战斗力。俄共(布)的建党方式作为国共两党学习的模板,以“制度吸收为主,战时征收为辅”的方式党吸收党员,同时以进行“重新登记”的方式完成自我革新。中国国民党“改组”后,效仿俄共(布)的组织原则、组织结构等建立党员吸收机制,但存在要求不具体、实施不严格、泛滥式吸收党员、组织约束力不足等问题,蒋介石等右派发动的“清党”,使国民党遭受严重创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制度上、形式上借鉴俄共(布)的党员吸收机制,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对其进行完善,依据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来推进党的组织建设。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研究评析

俄共(布)在华革命委员会有关档案公布后,学术界围绕革命委员会的性质及其与中共早期组织的关系展开了热烈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中共早期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或其领导机构、隶属于俄共(布)组织系统、共产国际在华一级机关、维经斯基和陈独秀联络与协调方式等方面。这些观点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均值得商榷。革命委员会不同于中共早期组织,且与中共早期组织没有直接关系,它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为实现在中国建立一个隶属于俄共(布)系统、受俄共(布)领导或掌控的中国共产党而催生的组织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建党,厌恶或排斥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建党路线及实践,致使以革命委员会为基础的建党活动无疾而终。

张太雷首次赴俄身份再辨疑——与张劲教授商榷

1921年6月至7月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张太雷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但已有研究成果,包括张劲教授文章所引证之材料,大多带有演绎的成分,尚缺少令人信服的确切史料。相反,却有不少材料能够反证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且有的材料史料价值极高。实际上,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中提到的共产主义组织与中共早期组织并不是一回事,却与维经斯基等俄共(布)党员在华组织的革命委员会高度契合。张太雷极有可能是柏烈伟领导的天津或北京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并加入俄共(布),后经柏烈伟介绍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并被远东书记处委派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由于张太雷不是中共早期组织成员,严格来说他当然不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资格;又由于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且青年团是党的一个事业机构,自然属于中共早期组织体系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说或者宽泛地说,张太雷是具有代表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资格的。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的宪政思想探源--“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主权视角

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红色革命政权"时起,就受到了"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的直接影响,也开启了探索分权制衡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与实践。列宁根据布尔什维克党与社会民主党共存于苏维埃政权之内的特殊国情,创设了"布尔什维克党团—苏维埃"政制,后来演变为"俄共(布)党团—苏维埃"政制,它发挥了巩固俄共(布)执政地位的政治作用。由于一党制条件下缺乏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导致了苏俄国家政治生活中曾反复出现"党""国"不分、"以党治国"等严重后果。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一经执政就开始了分权制衡一国之内最高政治统治权威——国家主权——的宪政思考,试图对政治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展开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并集中体现于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政制设计与实践中,但由于斯大林主义的泛起而半途而废。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执政中,独立自主地展开一党制条件下分权制衡的宪政探索;它是列宁提出的调整党与苏维埃权力关系的宪政思想的继续与发展,并对当下改革党的执政方式、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论列宁时期苏联共产党执政体制

在分析考察列宁时期苏共执政体制确立及运行的情况后,得出以下结论:布尔什维克党在建立执政体制的过程中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列宁时期确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执政体制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互矛盾的产物,具有过渡的色彩;列宁从来没有把"一党制"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规律。

列宁政治文化思想述评

列宁晚年偏重于从习惯、习俗、民族心理层面思考政治文化的一般属性,认为由历史上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特点所决定,俄罗斯旧政治文化突出表现为农民性与东方专制主义的结合;在政治文化与现实生活关系问题上重视俄共(布)自身文化落后现象,提出了著名的共产党执政目标与俄罗斯实际文化水平"脱节"说,并从四个方面具体分析旧政治文化如何通过共产党员特别是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行为而形成深刻的执政制约;列宁预见到旧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制约有可能导致俄共(布)执政失败,逝世前以政治文化现代化为着眼点,就如何加强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布列斯特和约质疑

关于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立场 ,史学界向无争议 ,实际上通过对一战中东线的战略地位及德国在十月革命后面临的战略选择 ,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签约问题所展的三方争论和布列斯特和约所造成的实际后果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

抗战期间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援助再研究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共两党都给予了相当大的援助,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基于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共产国际、联共(布)更倚重国民党的抗战实力,因而把武器和贷款等基本上都给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援助是多方位的,除了军事之外,对中共在经费、医疗、书籍资料及其他方面提出的要求都尽量满足,有时还主动帮助解决中共面临的一些困难。抗战后期,中共主要是通过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来解决自身困难的。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联共(布)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重视中国农民问题,并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付诸实施了这一思想,推动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由于共产国际、联共(布)把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最后导致了农民运动的失败。究其原因,在于共产国际、联共(布)过高估计了国民党,轻视了共产党。

俄共(布)的建设与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和俄共(布)在苏俄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和约的问题上反对"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空谈,指出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一是主观脱离实际,二是教条主义,不恰当地乱套革命理论。经过思想工作和思想斗争,党端正了思想路线,通过了赞成苏俄同德国签订和约的决议,从而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和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1921年春,苏俄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这一时期,俄共(布)强调党的统一,反对派别活动,使党能够正确地制定并顺利地实施新经济政策;俄共(布)还强调党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的实践,促进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说明,俄共(布)把党的建设与经济政策的转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同源异流:中共中央局建制源起及其与共产国际关系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其组织设置不能不受到俄共(布)—联共(布)及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就是参照和借鉴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局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在组织名称、设立目的、性质与职责、领导体制等方面有同质性,但同中有异,在是否设中央分局、立废存续情况、组织序列关系、实级还是虚级、副书记设置等方面又有别于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区域局。此外,中共中央局与中央分局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工作得到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导和帮助。

中共七大党章的历史地位再审视

中共七大党章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的领导集体,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经过充分准备,集中全党智慧,独立自主制定的,因此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点。一是首次在组织章程之前增加党的纲领,二是首次将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三是首次以党章修改报告的形式对修改的党章做了系统详细的权威解释,四是首次集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义务和权利,五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了有关奖励方面的规定,六是首次设立了"党的地下组织"一章。虽说中共七大党章是民主革命时期最完备的党章,但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

评联共(布)若干领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

列宁逝世以后,联共(布)领袖斯大林、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向国外学习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党的学说、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政治遗嘱",有正确的理解和阐释,但夸大了列宁主义的国际性质和国际意义,在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说了过头话,曲解了列宁关于落后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思想等等。

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与共产国际

俄罗斯学者以"中国苏维埃运动"概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27年至1937年10年历史,但"苏维埃革命"更触及事物本质,以其命名更为适宜。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兴起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革命三阶段论为指导,从宣传苏维埃到建立苏维埃,从不退出国民党的内部联合到外部联合再到抛弃国民党旗帜,从认同直接革命形势到承认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从以城市暴动夺取政权为中心到逐步重视农村革命根据地,从俄国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的模式转到中国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中的调适和结合。中国革命苏维埃方略的系统确立,有利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三阶段论的重大缺陷,造成"左"的错误发生,并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1918年俄国立宪会议解散动机分析

俄国立宪会议是布尔什维克政权在不能得到立宪会议支持的条件下解散的。布尔什维克的做法源于它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在战争条件下群众利益需要超越了宪政需要的结果。布尔什维克重视立宪形式,但更重视人民的实际创造。与其说布尔什维克出于政党的利益拒绝了宪政,不如说升华了传统俄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融合了传统集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成分。

话语建构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中心的考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知识的百科全书,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典文本之一。该文本的编撰,彰显了联共(布)"为政治而党史"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期待,其鲜明的话语艺术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经验大众化的重要前提,而该文本独具时代特点的话语风格与话语"陷阱",则为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话语构建提供了有益镜鉴。

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启示——苏联解体的政治文化缘由

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普列汉诺夫十月革命后不久便离开人世。但他在留给后人的《政治遗嘱》中对布尔什维克党及苏维埃政权的分析、评价及对它们未来走向的预测,与后来的事实惊人的一致。普列汉诺夫的历史洞察力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十月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总体把握,更是基于他对俄国特有的亚细亚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结构的深入考察。从这种意义上讲,苏联解体的深层根源在于俄罗斯特有的政治文化。

试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共土地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联共(布)注重从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在苏维埃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政策及时作出指导,逐步确立了平分土地的原则。尽管如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平分土地的口号始终持谨慎态度,担心这一口号执行中的扩大化会影响到对中农的阶级联盟策略。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中国富农问题上基本认定必须消灭富农经济基础,为此要求中共中央坚决贯彻以反对富农为主旨的革命的阶级路线。

试论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

关于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探讨。但往往陷入某种误区,即把大清洗的原因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仅仅将30年代的大清洗归结为斯大林个人品质所致是不客观的。30年代大清洗不但与苏联20年代的党内斗争、30年代新反对派的挑战密不可分,而且还必须将其与30年代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联系起来综合考察。造成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原因是深层次的、多侧面、多视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