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研究——以《藏四茹兵册》为考察中心

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是研究西藏地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重要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典型代表有《藏四茹兵册》。本文从历史军事档案角度解读《藏四茹兵册》,考察其表征、主旨和制度,探讨其在西藏地方档案发展史上的成就。旨在以清初西藏地方军事档案为凭据,考量清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治理,阐释西藏地方各民族军事制度之间存在多元“互鉴”,以证明西藏地方档案是中华多民族历史档案的有机构成部分,进而阐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粉碎西方反华势力和十四世达赖集团企图分裂中国的图谋。

文本断代与文献环境:《史记》对《天子游猎赋》成篇过程的重构

《天子游猎赋》成篇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对已有研究进行考辨,发现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奏赋为郎”时间等同于赋成时间的研究思路存在问题。《天子游猎赋》实际写作时间应在司马相如为郎之后,且后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动态修改过程“。奏赋为郎”是司马迁出于叙史连贯而作出的史料剪裁与重构。司马迁如此处理,一方面与著史目的及编史体例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史时所面临的文献环境有关。由于《天子游猎赋》动态成篇,定稿时间未被强化,故年代信息本就失载。司马迁参考口碑史料,安排与作赋渊源最深的“征召为郎”作为赋作出场契机,并简化赋作成篇过程,进而前置与“为郎”合并,最终虚构了“奏赋为郎”情节。这一调整既保证了行文连贯,又表现出接近历史实情的一面,且不悖全篇主旨,从而实现了司马迁心中特定的“真实”。

《三国志·吴书》“沤口”地望再探——兼论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

在新近整理公布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伍]》中,出现了“南郡作唐县(界)沤口丘”的记载,通过考证可知,这应当就是《三国志·吴书》所载“沤口”,进而可以据此订正《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沤口”的定位。综合吴简与传世文献,可复原出孙吴黄龙、嘉禾年间潘濬征讨五溪蛮的战略部署。澧水沤口屯营与资水“五溪山营”、湘水临湘屯营共同构成了外围警戒防线,潘濬则率主力沿沅水深入五溪腹地,显示出这是一次筹备周密的军事行动。复原潘濬征讨五溪蛮的军事地理,也可为观察孙吴国家在南方山地的控制与扩张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新时代《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与展望

现行语文课程标准是在党的十九大方针指引下制订的,全面贯彻了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其中“整本书阅读与研讨”位居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十八个学习任务群之首。新时代开展《史记》“整本书阅读与研讨”,有其深厚的内在历史基础、科学政策依据和学科理论指导。实施《史记》整本书阅读是新时代基础教育立德树人的现实需要。新时代以来,《史记》整本书阅读研究在读法、评价及《史记》技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对《史记》文化源头认识不清、所选教本非“《史记》整本书”、对《史记》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新时代在基础教育中继续推进《史记》整本书阅读,应记取司马迁以来《史记》传承与研究的来时之路,铭记语文前辈《史记》研究的成功之路,更要走好守正创新之路。

周以诗乐化性

周以诗乐化性,实现了礼乐由崇德向治心的重大转变,注重通过乐歌对表演者、接受者实施多层次、多角度的礼乐教化,使人和敬、和顺、和亲,最终达到万民亲附,天下大治的效果。诗乐可以明心见性,使人感知自己情绪的变化,再实施积极的干预、调节与提升,培植百姓的善心,快速、大量养成人们和平、中庸、稳定的德性。周诗乐的表演者必须自觉优化情性,不断提升德性,以与歌诗相适用。周诗乐对接受者进行化性,实现深入、持久的教化功能,维护核心价值观。《周颂》化性以中和,《商颂》《齐颂》化性以勇义,培养君子之德,提倡君子之风,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大雅》铺张事业。《小雅》维系着君臣、兄弟、朋友间的和谐关系,弘扬忠信、孝友、廉耻等人伦价值。《乐记》将以风化性分为六种情况,好的风教化人民养成康乐、刚毅、肃静、慈爱的德性,差的风则使人民养成忧虑、淫乱的德性。周以诗乐化性,进而化俗,构建立体的教化体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从《晋书》看《史记》在两晋时期的传播与接受

两晋时期随着史学脱离经学而逐渐走向独立,《史记》的史学地位明显得以提高,《史记》越来越受到当时人们的重视,学习评论司马迁与《史记》初步形成一种社会风尚。纵观两晋时期《史记》传播与接受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对《史记》进行考证注释,是两晋学者孜孜以求的事业;对司马迁与《史记》有关问题的研究探讨,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深入;学习研究《史记》人群的扩大,是两晋《史记》传播与接受的特色;《史记》鉴戒功用与史学地位的提高,是两晋《史记》身价获得提升的主要原因。

《史记》之《礼》《乐》二书来源问题论衡

学界关于《史记》中《礼书》与《乐书》的来源有三种主流观点:一是认为两书有录无书;二是认为两书皆书亡序存,今文是后人补作;三是认为两书皆为司马迁草创未就之文。在梳理相关研究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礼书》与《乐书》在司马迁草创之时皆已成书,两书的序文皆是司马迁原笔;结合褚少孙的学术背景及补书风格,可知两书绝非褚少孙所补;今存的《礼》《乐》两书之正文应为同一人所补,且内容或许是根据司马迁整理的文献资料残稿摘抄而来,而这位补书之人有可能是后世任职于国家秘藏图籍场所的人员。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中国史志目录研究综述(1949—2000年)

史志目录始创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它的价值在于记书籍之存佚,考学术之源流,可“备为政为学之参考”。随着史志目录编撰体例的不断完善,历代图书的编撰、传刻、聚散及学者们的品评等更多信息被著录其中,悠久而恢宏的古代图书事业与学术考据的发展历程因此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国关于史志目录的研究从未间断,该文检索并整理了1949—2000年期间相关研究成果,以期了解其研究特点与不足。据粗略统计,这一时期约出版研究专著19部,编撰或收录史志目录丛书11部,发表期刊论文185篇,相比20世纪前半叶,该时期的研究更加侧重对历代艺文志的考证订补,总的来说,路径更广,成果更加丰富,为后学的专精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饮食文献在中国正史史志目录中的位置与流变

饮食知识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目录学视角下,通过分析从《汉书·艺文志》到《清史稿·艺文志》各个时期饮食文献在正史史志目录中的类目设置与演变,进而了解饮食知识的演变以及中华饮食文化的发展。历史上官方组织以及个人对书目编纂作出了较大贡献,总体上饮食文献在中国古代正史史志目录中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分属道、农、医到集中于农、医之下再到独立成类的过程。

《续资治通鉴长编》注引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考述

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在李焘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吐蕃文献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李焘不仅在编纂《续资治通鉴长编》正文时大量取材于宋代笔记吐蕃文献,而且在注文中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正文予以补充,同时李焘还充分利用宋代笔记吐蕃文献对官修史书予以校勘,从而确保《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实的准确性和权威性。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乐经》探秘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先秦已有"六经"之说,《乐经》即其一。然而,自汉文帝立《诗》学博士,至武帝时《诗》《书》《礼》《易》《春秋》五经皆立博士,独《乐经》未立。汉平帝时王莽奏立《乐经》博士,后人多以为其伪造经典,《乐经》遂成经学之秘。有人认为《乐经》亡于秦火。有人认为"乐经"仅口耳相传。更多人认为《乐经》仍存世,但意见不一:或说《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或说《礼记·乐记》即《乐经》,或说《诗经》即《乐经》,或说《乐经》散存于众经之中。通过考察相关文献,汲取历代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得出《周礼》的《大司乐》章是《乐经》的结论。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不仅指称音乐,凡使人快乐者均可称之为"乐"。作为主管学校教育的大司乐,其"乐教"也不单是音乐教育,而是艺术教育、语言教育、文学教育、行为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儒家"乐教"继承的正是大司乐教育传统,其要旨在引导弟子理解礼乐文化的快乐精神,养成君子人格。《大司乐》章所述"乐教"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环境下"乐教"的内容,而不是汉代君主集权制度下的音乐教育。说《大司乐》即先秦儒教《乐经》,是符合儒家"乐教"的历史实际的。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人是历史的存在,所以人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要受其“前理解”的制约。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宇宙论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凡稍有成就的思想家,都对人所生存的这个世界有一形而上学的设想,而这些对世界形而上学的设想,又大都是建立在“天”(大宇宙)、“人”(小宇宙)合一,并统一于“数”的宇宙论的思想框架的基础上。受社会一般知识和思想世界的制约,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当时所流行的神秘数字的绰约身影,其中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史记》体例各部的数。

《汉书·礼乐志》的著书内容与音乐史观

《史记·乐书》建立了中国古代官修史书的乐志体例,但给后世留下乐志范本的却是《汉书·礼乐志》。《汉书·礼乐志》是以记述宫廷雅乐的历史和歌词为主,"郑卫之音"的史实虽也有提及,但它是以一种被贬抑、被批判的地位得到记述的。《汉书·礼乐志》的音乐史观是一种雅乐音乐史观,它是西汉以来儒学文化思想在音乐史学领域中的体现,它对而后的官修史书乐志以及其他音乐史文献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史记》编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贡献

西汉是我国古代图书档案与文献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以西汉时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文化政策以及图书文献事业体系化建设为背景,系统阐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西汉图书分类学、目录学、文献学发展以及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历史贡献。认为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两汉及后世图书文献事业发展有重要的起承之功,对于当代图书馆倡导专业思维、维护学科传统价值和话语体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史记·礼书》中的礼仪思想及其启示

《史记》中的礼仪思想在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中都有体现,在八书中的《礼书》《乐书》中更多一些。其中《礼书》对礼学思想做了系统阐述。文章重点分析了《礼书》中司马迁关于礼仪的产生、礼仪的内容、礼仪的特点和礼仪的功能,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礼仪文化自信、提升民族礼仪形象、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

清华简与《荀子》语言文字关联研究

清华简与《荀子》在傅说之状、生活哲理、召与招字义、"中"的传承、日不足惟宿不详等语言文字比读,发现清华简某些篇什与《荀子》在语言特征、思想观念、文本传承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关联性。两者互读不仅有助于解决一些遗留的历史、学术问题,也有益于加深对其著作时代的早晚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流情况的认识。《荀子》可以作为清华简释读与研究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司马迁音乐批评思想初探

司马迁的音乐批评思想大多通过《史记》对大量音乐史料的记载而呈现出来。这种以人物批评为主的间接式音乐批评包含对音乐发展历史的批评、对历代制乐者的批评、对一般历史人物音乐活动的批评、对乐人及其音乐活动的批评等等。在批评的标准问题上除了坚持儒家一贯的批评原则,司马迁对"发愤著书"式的音乐创作及表演也是极为欣赏的。这使其音乐批评思想一方面坚持了政治道德的批判立场,另一方面也有所突破而肯定了情感在音乐中的个性抒发。藉此,司马迁通过《史记》树立了正史音乐批评的典范形态。

创造性阐释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优秀史著不仅记载了丰富详确的史实,寓含着高度的民族智慧,而且体现了精深的构思和编纂技巧,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宝贵价值。史书体例精心安排,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发掘和总结的重要课题。体例精当是为了更加恰当地再现客观历史,是古代杰出史家编纂思想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的史学名著在体例上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体现了史家的创新精神;精当运用体例又催生出史书在布局和结构上的协调、和谐之美。因此,体例精当具有思想性、创新性和审美价值的意义,对此进行专题探讨是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值得重视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