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词在《礼记》中的三重内涵阐释

对“大学”一词的不同理解,是造成《大学》解释不同的原因之一。“大学”一词的含义应上溯到《礼记》。在《礼记》中,“大学”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教学机构,与“小学”对举,是对接近成人的王公贵族和国中俊秀之士,围绕诗、书、礼、乐等内容,进行的崇善、黜恶教育;二是作为养老场所,主要是针对有德行的从政退休者,即国老而非庶老、乡老,天子以礼待之,向社会申明孝悌之义,达到国家教化的目的;三是与教学相关的义理内涵,此即“大学之道”“大学之教”“大学之法”“大学之礼”。《大学》篇则是专言“大学之道”。“大学”在《礼记》中的不同含义,既受《礼记》跨时代性的成书过程影响,又取决于作者以礼治重构社会秩序的需要。这些不同含义奠定了“大学”一词与《大学》文本解释的基调,而解释的纷争亦于此初见肇端。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党”也者,万物之公性情也——清末民初《大学》诠释史中的社会公德之建构

对封建礼教意识形态的批判是晚清至民国时期文化思想变革的一个核心,而这个核心,实则演变自以《大学》“八目”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基本结构的儒家道德政治学说,更确切地说,演变自由道德以说政治的基本进路。由此,在晚清“明道救世”背景下,人们对《大学》纲目的诠释由清中叶凌廷堪所谓“以礼代理”走向晚清时期的“礼理合流”;进而引起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之个人“私德”如何转化为现代社会之“公德”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以“党”为中介的思想观念,为新的社会公共空间的诞生建构了一个道德与政治的双重思想背景。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

《诗经》在先秦时期差不多可比拟今日之“教材”,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在古代社会,礼设定了各阶层成员的行为规范,子曰“不学礼,无以立”;从“十有五”志学于“诗”“礼”,到学“乐”以“成和”,达到“礼乐人和”的天命境界,进而走向“诚”“明”,最终“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礼乐的“中庸”,这便是孔子的礼乐人生模式。这一“范式”渊源有自,并非遥不可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敏以求之”的“志学”路径达到。

朱熹对《大学》中《诗经》引文的阐释

《诗经》成书年代较早,其诗内容大多为咏叹、记事、叙史。《大学》成书晚于《诗经》,其中引用了较多诗来阐发儒家的思想主张。儒学发展至宋明时期,朱熹著《大学章句》对其义理进行了系统完善的发展。朱熹在“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中对“新”“德”二字进行了细致的挖掘,体现出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主张。对“止”的讨论,在原本停止、居住意思的基础上发挥出“至于”“不迁”两层含义,并深入讨论了何为至善,以及至善的分殊性。通过对絜矩之道的论述,朱熹指出平天下应以百姓之心为心,告诫统治者注意言行并以史为鉴,最后用“心”将絜矩之道拔高到本体的层面。相比较《诗经》而言,朱熹的阐发或多或少改变了其原意,但其为《诗经》贯入了儒家思想,焕发了《诗经》新的活力。

絜矩:一个已消亡的文化概念

“絜矩之道”是《礼记·大学》篇所提出的一个思想文化概念,后经朱熹的重新阐发,在宋元明清时代有重要影响。其基本含义有君子应重视对人民大众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恕道、均平思想等。但是,这个文化概念在近代以后则湮灭不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内涵被消解在已有的更成熟的也更为深刻的文化概念中,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另一种解说,而缺乏一个文化概念所应具有的独立性品格。思想的历史证明,思想概念的生命力,永远属于那些新生的富有活力的东西。

“四库馆”与明清四书学转型

四库馆臣认为明代四书学多是讲章之学,学无根柢,考证不精,义理阐释上阳儒阴释,好为异说。四库馆"取"、"舍"四书类著述的标准,以程、朱之学为依据,同时,还要考证精审,昭示着清代四书学的新方向。就《大学》而言,乾嘉时期出现了由《四书》之学向《礼记》之学转变的新取向,重视古本和汉、唐注疏,《大学》成为经学研究的一部分。除了官方承认的程、朱四书学外,清代经学家对以四书学为代表的宋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反映了清代学术的特点。

从《礼记·学记》看为师之道

《礼记.学记》作为先贤圣哲们阐述为师之道的经典之作,把教育作为“建国君民”之本;把教师作为教育、教学之本;把了解和把握教育教学规律、掌握并运用教学方法和艺术作为教师必备的素质,把爱生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作为师德的基本要求。《礼记.学记》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大学之师应为“经师”、“人师”、仁爱之师、善教之师。

《大学》在《四书》序列中的位置

与《礼记》本相比,《四书》本《大学》并非惟古是尚,乃以据理崇圣为原则。在《四书》中,它与《孟子》、《中庸》一起,共同构成《论语》之辅翼;它为《论语》或整个《四书》底定一种义理规模,从而使《四书》达成一种经的完满结撰。而其中格物致知的思想,对于理会《论语》之下学上达、博文约礼、克己复礼,《孟子》之尽心知性等等学说的含义,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样子"。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喻”三维在创新性人才培养中的当代意义

怀特海的观点和《学记》的“善喻”思想形塑了作者的博士生指导风格。咬定启发式、放飞想象力、追求创造性,是作者指导博士生的基本理念。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三维”,构建起指导博士生活动的主体框架,它们在不同的时段分别承担起了各自的“承重墙”作用:题目选择时段,注重道而弗牵;论文撰写时段,遵循强而弗抑;论点凝练时段,提倡开而弗达。咬定启发式、放飞想象力、追求创造性,集中地体现在论点凝练阶段,但又有机地“嵌入”在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之中。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论经学对陈子昂诗文及诗论的影响

陈子昂的文本与经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更与《毛诗正义》话语系统一脉相承,这种关系反映出陈子昂在经学经世的影响下以文学经世的人文品格。

大小传统互证互释:以“三礼”匕箸进食礼仪为中心

匕箸是中国从古至今最主要的进食用具,也是中国饮食文化传统和进食礼仪的重要物化符号。尽管迄今为止考古发掘报告正式公布的匕、箸实物分别在距今七千年和六千年前,然而由于认知等级和材质易腐性等主客观因素,在钟鸣鼎食器物序列研究中相对薄弱,几千年来匕箸进食礼仪细节究竟如何亦是渺茫无知。考古实物和典籍记载的对读无疑是可行的研究方式之一。文章即通过系统梳理"三礼"文本所载进食礼仪及其用具,参照考古发现,重构早期中国匕箸进食礼仪的细节及其关乎"彝伦攸序"的社会意义,揭示文化大传统和文字书写小传统遥相呼应、互为阐释的方法论意义。

《礼经》观念与“五经”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成为汉王朝政治文化的基础,其《礼经》是指《仪礼》。东汉末年,“三《礼》”的概念产生。到了唐朝,“五经”体系由五种文本扩展成九种文本,《礼记》《周礼》与《仪礼》共同构成了《礼经》的概念。到了宋代,本经概念出现,本经是相对于《论语》《孟子》而言的,指唐代形成的九经,在科举考试中,《礼记》《周礼》的地位明显高于《仪礼》。同时,《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逐渐独立。元、明、清三代,《礼记》成为《礼经》,《周礼》《仪礼》则被排除在科举考试的“五经”之外,《大学》和《中庸》彻底独立,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由此也形成了新的五经体系。

《大学》研究现状及未来研究旨向

《大学》自宋儒尊信表彰以来,解说纷纭,莫衷一是。学界对《大学》研究的分歧主要围绕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篇名含义等问题展开。目前学界对《大学》的研究呈现两种态势:一是围绕某一个或某几个人物或某个历史时期对《大学》展开的研究;二是将对《大学》的研究置于四书学之中,缺乏像对《论语》《孟子》那样所进行的学术史的梳理。未来《大学》研究旨向有三:经典互释、同词异义、解在史中。

天德王道:论刘古愚《大学古义》的诠释特点

刘古愚是清末关学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儒家经典《大学》是"天德王道"之学的命题,主张将《大学》升入《仪礼》,不同于宋明理学家的"《四书》之《大学》",也异于清代以《礼记》解《大学》的学者,反映出今文经学家以《大学》为政治哲学纲领,开掘《大学》微言大义的努力。刘古愚对《大学》"天德王道"的概括在历代《大学》诠释文献中,是对《大学》性质与内容比较精当的论述,十分契合《大学》作为伦理政治纲领出现的历史背景和思想传统,在众多《大学》诠释文本中独树一帜,值得关注。

论《学记》中的教学思想

《学记》中包含丰富的教学思想,至今对我们的教学实践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学记》重点论述了如何使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都能取得成效,而《学记》在论述教之应当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教师的引导、启发作用,《学记》当中包含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学记》认为教与学是可以相长的,并主要从教师应当怎样"教"和学生应当怎样"学"两个方面来论述教和学的具体方式、方法,以实现教学目标。

魏源《大学》诠释的特色

魏源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他认同《大学》古本,用程、朱理学思想为注解,穷源及流,爬梳理学原著,全面梳理了二程、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大学》诠释思想,指出了理学末流的误读,论证了程、朱之学诠解《大学》古本在义理上的精妙与圆融。在《大学》概念范畴的诠释上,魏源以程、朱理学为主,也不废陆、王之学,同时开出新义理,突出伦常重要性,强调践履实行,可谓返本开新,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