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乐记》“心物”关系论的美学思想

《乐记》是中国音乐美学和艺术哲学的开山纲领 ,其系统、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 ,对后世始终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乐记》有关“心物”关系论中的音乐艺术创造、接受和再创造三个紧密联系方面的论述 ,迄今对我们仍具有启发意义和作用 ,尤其是对于建立、发展和充实今天的音乐美学理论 ,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乐记》的英语译介研究:动机与多样性

《乐记》为中国最早的文艺理论著述,是中国传统思想典籍与专业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译介对象。本文以现有的三个《乐记》英译版本为对象,考量译本样态、译者翻译与诠释策略的特点及风格,挖掘不同译本对《乐记》文本形象塑造的不同,指出译者身份与翻译动机的差异是造成《乐记》译本风格差异的主要原因,最后得出结论《乐记》的后继翻译活动应译释结合,以凸显其作为专业音乐典籍的特殊性,强调其音乐思想内涵的丰富性。

“艺理学”的学理建构——以解析《乐记》中的艺术形态理论为例

儒家艺术文献《乐记》,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的重要本土资源。艺术学理论("艺理学")强调综合、整体、宏观研究艺术,先秦的综合艺术——乐无疑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乐记》如何认识乐的艺术形态?包括如何认识乐的整体形态,如何看待下位艺术的音乐、舞蹈?以往研究虽有注意却未曾在学理层面深入探讨。文章从"音乐形态""舞蹈形态""乐形态"三个层面把握《乐记》的艺术形态认知,为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建构提供借鉴和参考。以此为基础,该文认为《乐记》中的乐形态论析,属于艺术学理论的探讨,与美学研究和音乐形态学的分析不同;乐文化的整体研究应该以乐形态的整体存在为前提;艺术学理论是一种视野,也是一种方法,其意义和价值不光体现在广度上,更应该在研究的深度上彰显。

论白居易对儒家乐教思想的复归

《礼记·乐记》是儒家音乐思想的集成之作,它系统论述了音乐导引民心,补察时政的乐教理论主张。汉魏以降,乐教思想逐渐被淡化,直到中唐才重受重视,其中以白居易为代表。白居易通过对"乐与政通"、"礼乐相济"的论证,阐发了崇雅抑俗,力主恢复"正始之音"的音乐主张,并最终形成以疏越清缓为正宗的审美范式,表现出他对儒家乐教思想的复归。

《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探究

《乐记》奠定了中国音乐美学的基石，其系统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有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试图对其中的“声”、“音”、“乐”三个概念进行思辨，尤其对“乐”的审美特征进行深入的探讨，并结合前人的研究对《乐记》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给以客观评价。

儒家乐教中的感应原理——以《乐记》与《周易·咸卦》为中心

关于感应思想的研究近年已经拓深到中国哲学和宗教学学科的建构领域,但儒家乐教中蕴含的感应原理却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彰显。立足《乐记》文本,并藉以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中的“体相用”概念框架,可以体系性地呈现儒家的乐教思想:乐教之体为天地之和,乐教之相为礼乐之文,乐教之用为天下皆宁。在与《周易》咸卦义理相比照的视域下,儒家乐教体相用的三个维度分别彰显了感应原理的必然性、运行机制及气化功能等多重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