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蒋悌生《毛诗序》接受的汉学取向及其学术史意义

作为汉儒通过对儒家经典《诗经》的阐释构建的政教性诗学话语体系,《毛诗序》正式确立了儒家诗学的相关原则,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汉代至清代的《诗序》存废之争接受史,实际上乃为不同时期士人为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所依从或构建的汉学与宋学之经典解释范式之争。作为明初学者,蒋悌生对汉宋学派《诗序》存废之争所涉及的《诗序》作者、内容等问题加以裁断,表现出偏于《诗序》的汉学倾向。蒋悌生在朱子学独尊的明初学风下力倡《诗序》,为明中后期汉学复兴之先声,在经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献丰富,义理淹洽,经集互证之典范——评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

王思豪《义尚光大:汉赋与诗经学互证研究》一书,深刻分析了汉赋与诗经学之间的复杂关系,论证扎实,文献详赡,合理利用量化统计,充分挖掘文字表述背后的丰富意蕴,具有辩证思维,且注重还原文学生态,剥离层累积淀,揭橥了理论范畴的原始涵义与时代新变,对赋学、诗经学、乃至古代文论、文体学研究皆极具启迪意义。

韩愈对子夏作《毛诗序》的否定及其理论意义

中唐以前,《毛诗序》获得了学术话语的至高权威。这主要是因为前人相信子夏曾参与作《序》,使《毛诗序》获得了传授圣人之意的权威地位。而韩愈则提出三点理由否定子夏作《序》:一是《诗序》中的内容存在谬误疏陋之处;二是《毛诗序》中记载了诸侯的丑乱之迹、帷薄之私,这既不合六经旨意,也不被《春秋》所记载;三是《序》中的讽谏内容并不避讳尚在人世的诸侯及其后代,这不符合常理。韩愈否定子夏作《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其一,动摇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系统的权威性;其二,改变了传统的释《诗》方式;其三,开启了《诗经》宋学的新格局,有着不容忽视的转折作用。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及其变动

汉代《诗经》学人才的地理分布受历史遗风、都城所在地和经师传授等因素影响,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汉初《诗经》学人才集中于鲁、东海、琅邪、山阳等郡国,徐州、兖州、豫州和青州等刺史部可谓学术中心。西汉中后期,京兆尹和右扶风所在的司隶成为新的中心。东汉时,司隶的右扶风和京兆尹、荆州的南阳、扬州的会稽和豫州的汝南等郡国都出现较多《诗经》学人才,而东海和琅邪所在的徐州、平原和齐所在的青州等渐趋衰落。在秦汉、汉代/汉朝/两汉等叙事语境下,东汉与西汉的差别容易被忽略,而东汉与西汉相比已经发生巨变,《诗经》学人才地理分布的变动即是例证。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唐人稱引《周易》王、韓注側證——以《文選》李善注爲中心

唐宋間《周易》文本經歷了最爲重要的一次遞嬗,即從寫本切换至刻本。本文以《文選》李善注所引《周易》王、韓注爲中心,參照約略同時的《後漠書》李賢注,以及稍晚出的官修類書《初學記》引文,同時參校宋刻《周易》經注本,以及敦煌唐寫本、陸德明《經典釋文·周易音義》、魏徵《群書治要》、李鼎祚《周易集解》、郭京《周易舉正》等唐代或唐前文本或異文資料,從而揭示唐人引文的特徵,並由此回溯唐代文本樣貌,進而探求唐宋《周易》文本遞嬗的規律性。唐人注解及類書引文大體上忠實於原文,基本上可以反映其所從出之底本的原始樣貌,雖然具有個性化和不穩定性的特徵,甚或經過一定程度的主觀改造。總體而言,唐宋《周易》文本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在從寫本時代進入刻本時代的遞嬗過程中大體保持統一,並未發生大的變易。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

韩愈、李翱的经学思想透析

《论语笔解》是韩愈、李翱对《论语》的新解,今人研究甚少,忽视了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韩、李以心解经、神化孔子和改动经文的经学思想标志着真正开启了宋学,也表明了中国解释学的转向。二者的经学思想的建构对今天理论上的综合创新,复兴民族文化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论汉水流域民歌与《诗经》的文化传承关系

口耳相传的汉水流域民歌以其婉转的曲调、朴实的情思、贴切的比拟为人乐道。汉水流域民歌的题材、情感共鸣和艺术表达手法等方面都能从《诗经》中找到契合点。发掘汉水流域流传民歌的美学内涵,以弘扬陕南民歌特色,促进其更广泛的文化传承。

汉至唐代的诗经图

历代有不少以《诗经》为题材的绘画,或传藏于世,或记载于文献,其中宋代以前的诗经图现仅见于文献记载,而通过参照画史及诗经学史,分析相关文献,可勾勒出汉代至唐代诗经图的发展脉络。诗经图之缘起,可以追溯到左图右书,但据文献记载,汉代绘画因重视政教偏重经史故事画,《诗经》作为六经之一,才开始成为绘画的题材,及至魏晋南北朝,因绘画题材文学化和《诗经》名物学的发展,《诗经》成为画家最喜爱的题材之一,到唐代,诗经图发展减缓,只有成伯玙与程修己创作诗经图。

应县木塔秘藏中的辽代卜筮书刻本

应县木塔秘藏中,发现辽代卜筮书刻本一件,书名和撰者不详,从仅存文字内容看,系用宫、商、角、徵、羽五音及木奴、天牛、玉犬、星象和时辰等占卜凶吉,俱与丧葬有关,为葬事的吉凶选择,属于葬书。其风格与同出的《蒙求》相同。《蒙求》成书于唐时,辽代阴阳学并不发达,该卜筮书成书也当在辽代以前,甚至可能在唐代以前。书中的木奴歌、天牛吼等不见于现存其他著录,作为考订歌吼日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汉书》版本史考述

《汉书》因其成书年代久远,经过历代传抄翻刻,形成了复杂的版本体系。版本研究是《汉书》文献学研究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运用历史文献学的基本知识,以传统版本学的研究为基础,考述《汉书》版本源流及其相互间的承继关系,较为客观地揭示了《汉书》的版本体系,对《汉书》研究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宋人汉史学述论

为配合官方校书活动而展开的北宋汉史学,其著述以校订辩误为主。但自北宋后期开始,尤其到了南宋,考、论结合,专门评议,以及注重研究两汉典制的宋人汉史著述则明显占据主流。宋人的汉史研究实开明清补史派和考史派之先河,又开评论《史记》的风气之先。

汉儒经学、纬学诗论述要

汉儒诗学源于春秋诸子诗学,主要是围绕着《诗经》经典化解读而展开。四家诗在诗学上具有同源的关系。毛诗之外,齐、鲁、韩三家诗中,鲁诗之传承,最为渊源有自,流行并取重于世似乎也早于齐、韩两家。三家诗齐诗近玄,鲁诗与韩诗近史。齐诗与毛诗都以性情论诗,但宗旨不同。四家诗都以言志为基本宗旨,以分别美刺为基本的说诗方法,对于具体诗篇的美刺,看法上有同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