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安大简《诗经》“侯”风及文本性质析论

安大简《诗经》的篇次排序问题主要集中在“侯”风之上,研究者或以为“侯”风为《王风》;或以为《魏》与《唐》产生置误;或以为《侯》为晋诗;或以为《侯》与魏文侯有关等。文本性质方面,既有将其看作战国时期乐歌的歌辞选本的,也有将其视为书写本的。梳理以上各种观点,并结合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具体辨析,认为无论是“侯”风问题,还是文本性质问题,每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难以形成定论,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开展讨论研究。

两汉《诗经》流传问题略论——以阜阳汉简《诗经》为中心

通过对阜阳汉简《诗经》的整治及抄写情形的研究,可以推断阜阳汉简《诗经》当为抄写本,其篇次也很可能与今传本有异;结合阜阳汉简《诗经》及其他涉《诗》材料,可以断定汉初有完整的《诗》本存世,其时应当并不存在一种在字形上具有定本意义的《诗经》文本;从字形上看,汉代《诗经》流传呈现出一种民间与官方、分化与统一并行的双轨制状态。

清华简组诗为子夏所造魏国歌诗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周初作品,为孔子所删之"《周颂》佚篇"。但组诗未见传世上古经典,内容与周初史实严重不合。《耆夜》组诗抬升魏文侯初祖毕公高地位,并赋予其《唐风·蟋蟀》的著作权;《周公之琴舞》取材"周公致政,成王嗣位"这一史实而创作的魏国歌诗,为战国魏文侯僭位大造舆论。近来面世的"安大简"《诗经》,为时为魏文侯师的子夏在孔子所传《诗三百》基础上所编选,弦歌"六风"以媚附魏斯始侯之年(前446)制礼作乐的需要。"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与"安大简"《诗经》体现了子夏之流在魏文侯支持下的礼乐实践。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比较视域下的安大简《诗经》章次互易异文产生原因和价值探析

安徽大学藏战国楚简《诗经》中有8篇因章次互易形成的异文。通过对8篇异文与今本《诗经》相应诗篇的比较可以发现,互易的章次均发生在使用了复沓章法的诗篇中;异文章次的文学表现力多逊于今本《诗经》。进一步考辨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8篇异文的产生首先与《诗经》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有关,其次与抄手的疏漏有关,还与人们对诗篇内在逻辑的修正有关;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认识传世文献、补充传世文献的宝贵资料,但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传世文献依然是最优文本,其可信度和价值不容否定。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是研究、传承包括《诗经》在内的早期典籍的最佳途径。

上博简《诗论》在诗经学史上的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

新材料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促进新学问的涌现。对于《诗经》学史而言,近年面世的以上博简《诗论》为代表的简帛资料,不仅大大促进了对于诗三百篇的研究,而且促进了《诗经》学史的研究。在上博简研究的带动下,近些年关于《诗经》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如果说上博简《诗论》补充了《诗经》学史源头的话,那么,上博简《诗论》面世以后十几年的研究成果则是一部《诗经》学史的尾,这个一首一尾的形成与联贯对于"重写学术史"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

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二题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是最新发现的先秦珍贵文献,其中《诗经》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战国抄本。与传世《毛诗》相比较,安大简本《诗经》异文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这些新材料对《诗经》文本的理解、语言学和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根据初步整理研究情况,分析简本《诗经》两条异文材料,充分显示简本《诗经》异文对古文字考释和上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也说《诗经》“硕鼠”

关于《诗经·魏风·硕鼠》之“硕鼠”,历来注诗多解为大老鼠或田鼠。其实鼠类吃黍、麦类粮食,可以解读“无食我黍”“无食我麦”,但不吃庄稼“苗”,无法解释“无食我苗”。而对“硕鼠”(鼫鼠)另一种解释:农业害虫蝼蛄,则可以顺利无碍地通解该诗。对于“鼫鼠五技而穷”来说,鼠类不具备这些特征,而蝼蛄却符合条件。新近公布的安大简中的《诗经·硕鼠》作“石鼠”,则是“鼫鼠”的一种异体写法。蝼蛄在古代也有“石鼠”“鼫鼠”的别称,所以《诗经》“硕鼠”应该是指昆虫蝼蛄。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邦风》释文订补

《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内容十分重要，其中《邦风》部分的竹简编次和注释都有不当之处。本文是在订补的基础上对孔子论诗的体例及部分内容作了新的诠释。

简论安大简《诗经》抄本中的讹误等问题

安大简《诗经》的发现,让我们有幸看到了战国时代《诗经》传抄的一个选本的原本面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但安大简《诗经》的抄写存在不少的问题,如同篇同字的异体、抄写篇目和文字的遗漏、随意的误书、因声因形的讹写等。这说明它只是有幸传承下来的战国时代众多《诗经》抄本中的一种,我们在研究和使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采取比较客观冷静的态度,不要为其中的问题所误导。

《诗经》“言”字说——基于安大简《诗经》的考察

《诗经》中"言"字的用法非常复杂,尤其是部分"言"字能否当"我"讲,聚讼纷纭。将安大《诗经》简与《毛诗》对读可以发现,简本中"言"字已经大量使用,《葛覃》《芣苢》《汉广》《草虫》《汾沮洳》《墙有茨》诸篇简本"言"字的句式、用法与《毛诗》一致,但有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却为我们解决这一争议提供了契机。安大《诗经》简45、46、47、48号四只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秦风·小戎》对读,内容高度一致。《毛诗》该篇共三章,章十句,每章第七句皆作"言念君子",而简本三章该句皆作"我念君子"。《毛诗》三处"言"字,简本皆作"我"。另外安大《诗经》简74、75、76号简正好可以与《毛诗》中的《魏风·园有桃》对读,内容高度一致。其中《毛诗》中的"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简本作"心之忧,言歌且谣",今本"我"字,简本作"言"。这四处重要的异文信息说明毛传和郑笺把"言"解作"我"是有所本的。《诗经》中"言"可当"我"讲可能是方言成分的遗留。

上博《诗论》的论诗特点与《毛序》的作期

上博《诗论》与《毛序》相比,《诗论》的论诗具有明显的两个特点,既注重诗篇的一般性的政治内容,也重视诗篇所体现出的某种共通的道理;而《毛序》的解诗则表现出不同的倾向,即对诗的解释更加具体、更重视史实、更强调政治性。从《诗》学接受史考察,认为《毛序》是经累积而成的、以《诗》为载体体现自春秋以来的儒家思想的一部经典。《毛序》由秦、汉间人编纂而成。

从安大简看《诗经·权舆》之“於我乎”

文章在梳理"於"词义演变的基础上,结合其在《诗经》中居于句首的用例,指出"於"多用作叹词,且多出现在"雅""颂"之中。另外,大多数注家均将毛诗《权舆》"於我乎"之"於"解为叹词,但结合丰富的古注材料及"於我"在句中的位置,文章认为把"於"看作介词更为合理。最后,结合《权舆》两章各自的前后意义看有明显的今昔对比,而传世本缺少相应的时间词语,安大简《权舆》首句"始也於我"全面地呈现了诗意,"始也"居句首也合乎汉语表达规律,合乎诗歌韵律,其更优于传世本"於我乎"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