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三史”看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及其成因

司马迁与班固一前一后分别在各自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中为西汉酷吏做传,突出表现了酷吏为政尚威、执法冷酷的形象特质。随后范晔又将东汉一朝的重要酷吏写进《后汉书》中,其笔下的东汉酷吏形象除具有执法严苛等所有酷吏的共有特质外,较之司马迁、班固笔下的西汉酷吏形象在为政风格和个人操守等方面还呈现出较多的变易性。汉代酷吏形象的历史演变与两汉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东汉儒学的兴盛、统治者的好尚以及史学家的吏治思想有密切关系。

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透析西南夷的社会生活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是研究西南夷的重要史料,对西南夷的7个主要部族地区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为我们透析当时的西南夷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从衣食住行、社会生产、礼俗文教三个方面对当时西南夷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考察。

《续汉书·郡国志》永昌郡人口辨

晋人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所载顺帝永和五年(140年)永昌郡的户口数,以永昌郡处地之偏远而户口之繁盛却远超绝大部分内郡,以及口户比的失于常理,近代以来遭到了不少质疑。但若把当时民族人口增长的特殊情况和华夏人口的一般情况区别开来审视,并联系当时汉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对南方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推动,以及在此背景下永昌郡的开发程度,又不难发现其实《郡国志》所载永昌郡户口数其实是值得起信赖和推敲的。对历史时期民族人口的估计,不能轻易否定史籍的记载,而也应关注其特殊时期的特殊性。

关于《后汉书》及后汉历史的评述

该文首先对宋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进行了概述，然后结合书中内容，从政治、军事、外交、人事、经学及道德等七个方面，对后汉历史进行了综合评论。

晚清学人的《后汉书》阅读史——基于时人日记的考察

晚清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的重要时期,世变时变并没有降低近代学人对史学经典《后汉书》的阅读兴趣。阅读《后汉书》的读者群体较广泛,既有儒官、学养深厚的学者,也有一般的知识阶层。他们阅读目的各异,但都在阅读中呈现出他们对《后汉书》的反应和思考。更有一些人以研究的眼光阅读《后汉书》,晚清史评家对《后汉书》的阅读与批评,接续前人历史评论、史学评论的优长之处,对《后汉书》所叙述的东汉历史及其《后汉书》自身的体例、笔法、结构、叙述技巧、编纂思想等,皆在通读文本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敢于纠谬补偏,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学人日记中呈现的阅读实态和史学批评话语,展现了这一时期《后汉书》接受和批评的独特风采。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治理、边缘与交融:东汉时期羌人研究的几个问题

羌人是历史十分久远的族群,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二十四史中《后汉书》专为羌人立传,即《西羌传》,与东汉时期羌人的发展、汉羌关系成为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等历史背景相关。然而《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羌人“出自三苗”记述,受司马迁“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的影响,而该传中有关羌为“姜姓之别”的记述,实际上否定了羌源于三苗说。羌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由其所居青藏高原东部地理环境决定。羌人不断向外发展,特别是东、西、南向发展,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发展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