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及朝廷处置方略

明初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立了诸多土司,形成“三宣六慰”格局。明朝在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失信于缅甸和木邦等土司,成为明中后期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的导火索。天顺以后,明朝西南边疆治策变化,且处置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失误频频,致纷争愈演愈烈,部分土司脱离明朝统治,云南边地土司政治归属发生分化,不仅影响明朝西南边疆军政设置,也导致缅甸土司灭亡,客观上促成缅甸东吁王朝的统一和北扩。云南边地土司辖域纷争,重新界定了明朝与周边之关系,奠定了明末清初西南疆域空间转型的基础,构建了新西南疆域空间,深刻影响了清朝的版图意识,改变了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文化润边:清朝西南边境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国家视野

清朝视西南边境的土司为国之藩篱,令其戍守边陲,但土司争为雄长,不利于边疆稳定。清朝政府基于对文化治理功能的认知,在西南边境土司地区施行文化润边理念,以增强土司的服从意识与国家认同。清朝西南边境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政策经历了从宽到严的发展变化,虽然期间受到土司的抵制,但仍取得较好的成效。清末西南边疆危机四伏,清朝政府为巩固边防,在西南边境土司地区拟重振儒学来润化边陲,因时日太短,随着清朝覆亡而成为具文。

论元明清时期西南边疆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

通过对元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制度的执行、明朝中央政府对土司承袭的控制和清朝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与土司消失等方面考察而认为,元朝不仅承袭制度比较粗放而且土官承袭方式相对灵活,明朝土司承袭制度无论是自下而上按程序运行还是自上而下跨越程序运行均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清朝土司承袭制度仅在提供材料证实该土司承袭的真实性方面沿袭前朝传统,其它方面如皇帝恩准仪式均已省略,推行降等分袭制度,改由各府县管理各土司。这一改变,强化土司承袭权力的地方化趋势,并为民国时期的土司承袭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20世纪初叶红河南岸开发治理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20世纪初,云南建水纳楼普氏土司招募建水、元阳、石屏、曲靖、通海等地汉族向“江外三猛屯方”移民,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开发和治理红河南岸地区。作为地方政治精英,纳楼普氏土司实施了一系列的“兴边政策”——开街互市、马帮商贸、征收银粮等,同时联合西南民族部酋共同开发和治理“江外三猛屯方”,实现其“以市治边”的政治目的,继而维护西南边疆社会的稳定,保卫祖国领土。因此,红河南岸领土的开拓与守卫过程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宝贵历史。红河南岸地区各民族百年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以此实现西南边疆社会稳定。这对当下民族地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积极意义。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与边疆安全

影响清朝西南边疆安全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位:一是境外,二是境内。对来自境外的威胁,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防御邻国的入侵和动乱;对于来自境内的威胁,西南边境的土司负有边境管理之责,维护边境秩序,缉拿不法之徒,搜集边境情报,镇压边疆起事等。为保障边疆安全,清朝政府还通过革职、安插、改流等手段对不利于边疆稳定的获罪土司予以惩处。清朝政府以土司驻守西南边境,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维护边疆安全的手段,从投入与产出的效果进行对比,投入最少,收益却是最佳,在维护边疆安全稳定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边境土司社会跨境互动与国家认同——以广西龙州县域为例

龙州位于广西西南,与越南接壤。龙州县城土司社会的跨境互动是常态体现:土司与越南豪强出境寻求庇护,越南朝贡和土司阻贡,土司与越南的疆土纠纷,土司与越南的武装冲突。土司与土民的国家认同在跨境互动中自主地表达了出来。在跨境互动和国家认同关系中,宗藩互动培育国家认同,跨境冲突强化国家认同。

土官纷争、边疆治理与社会变迁——以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家族为中心

经过历代经营,岑氏家族于明代成了广西势力最大的土官世家。明代中期,广西岑氏土官家族纷争频繁,共爆发了四次大规模武装冲突。随着纷争的逐渐加剧,国家应对政策也随之不断转型,经历了以调停为主到剿抚并用,再到武力平叛,最后回到招抚的转变。土官频发的纷争和国家的治理对边疆社会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土司控制力的下降、土司权力格局的演变、土司社会的长期动荡以及经济发展迟滞等方面。

明清时期连城鲁土司家国认同研究——兼与播州杨土司央地关系之比较

土司制是明清中央政府为治理西北、西南多民族地区而实施的一种职官制度,为维护边疆稳定和巩固王朝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和土司制度的日趋完善,以连城鲁氏为代表的西北土司与以播州杨氏为代表的西南土司的家国认同之路却迥然有别。前者通过家谱撰修、王朝赐姓的方式确立起了自身的"家"认同,又以政治归附、经济贡附、军事随附、文化依附等"四附"形式建构着家族的"国"认同,表现出"世笃忠贞"的特点;后者于明初尚能忠顺于朝廷,中后期则走向反叛,表现出"叛服不常"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两地区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和中央对两地治边政策的不同。比较分析二者,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处理家国关系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流土同官 共戍边陲:清朝西南边境边吏管理概议

清朝对西南边境的管理是通过边吏来执行的,因此清朝对西南边境边吏的管理尤为重要。清初西南边境的边吏以土司为主,在雍正朝改土归流以后,西南边境流土共戍边陲的格局日益明显。清朝通过土司制度与流官对西南边境的土司进行双重管理,进一步加强了政府对边境土司的政治控驭,而清朝对西南边境流官则推行提前晋升等优惠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南边境流官的缺员问题,保证了西南边境管理活动与边防工作的正常开展。

论清政府对土司的限制与土司权力的剥夺

清政府严格限制土司的权力,如严禁土司越境、土司私自延幕等,这些限制措施是土司制度的一部分。清政府还剥夺土司承审命盗案件的司法权、征收钱粮的财政权等土司的核心权力。通过对土司的限制与对土司权力的剥夺,清政府强化了对土司地区的控制,土司地区与内地逐步一体化。土司制度日趋衰落,到清末,广西、贵州等地土司"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许多地区的土司已名存实亡。

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初探

土司制度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一种特有的统治方式。它是在统一的国家内,由于边疆地区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而对其采用的一种符合本民族地区实际的管理模式。自古以来,每一个王朝在草创时期,对整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以"羁縻政策"为主。待到大局已定、国力殷实之后,便从稳定边疆局势的实际出发,设法推行边疆与内地一致的政治体制。清末川边改土归流,就是清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对四川边地的统治力度所采取的一种政治体制改革,它是国家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所采取的非常手段,带有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元明两朝对南方土司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

从元代开始,中原王朝进入积极经营南方民族地区的时期。元、明两朝经营南方民族地区,虽以一脉相承的土官制度、土司制度为凭借,但有不同的目标、方略与施政效果,存在的问题以及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

清末(1904—1911)川边改土归流问题探析

土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已久,清朝末年西南地区仍残留这一落后的地方治理制度。由于川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和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川边改土归流成为维护清廷统治的必然选择,这对于加强清朝对川边地区及西藏的统治,抵制帝国主义侵略,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边疆内地化与历史整体性:论江应樑的民族学与边政实践

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政治结构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巨大挑战,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现代性政治的要求下实现多民族整合。江应樑的边疆内地化及其历史动力学的研究致力于探索出一条消除边疆特殊性并规避民族分离主义危机的现代化方案。通过与民族主义的辩论,江应樑转向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以期解决传统政治结构与现代性要求之间的张力,并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这对于当下思考边疆民族问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边防视阈下清朝西南边境土司的情报职能

清朝西南边境的土司作为国之藩篱,负有边境管理及国家边防之责,搜集边防情报是西南边境土司的一项重要的边防职能,但西南边境土司参与情报活动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约在乾隆二十年前后,西南边境土司才开始为清朝政府频繁搜集情报,并在乾隆中后期参与了密集、持久、激烈的情报战和反情报战。从整个清代来看,清朝西南边境的情报活动,以乾隆时期最为精彩,其中又以乾隆中后期清缅边境最为出色。此外,清朝政府对西南边境土司获取的情报进行研判,但情报研判时间过于漫长,影响情报使用者的及时决策。因为西南边境土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所以表现出对清朝的高度认同,积极为清朝政府搜集情报,为守护西南边境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鸦片种植抗铲事件探析

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一面采取鸦片禁种、禁运、禁吸的措施,另一方面又允许甚至鼓励地方民众种植大烟,以收烟亩罚金、产烟税与公卖烟等手段,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查铲烟苗的各级官吏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聚敛财物。云南边疆土司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策动地方民众武力抗铲,抗铲事件频发。

土司与边地社会的抗战动员——从“远东”对边疆宣慰团的评论说起

为了对滇边土司民众进行抗战动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组建了边疆宣慰团。该团于1942年7月2日从昆明出发,年底完成对滇越边境土司民众的宣慰。1943年春,又奉令转赴思茅、普洱,沿滇缅边境一带宣慰,到1944年结束。因人才问题,该团在宣慰中未使用夷文夷语,还存在收取大烟、银元半开,勒索、骗取边民财物,向边民摊派款项,团长高玉柱抽鸦片等现象,但宣慰滇边以土司为主要对象,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犬牙相制”与明代西南土司治理

明统治者在西南土司治理中秉持了“犬牙相制”的治理方略。主要表现在将同一地域诸府州县、卫所、土司分隶不同行省管辖,从而形成西南诸省毗邻地区府州县、卫所、土司“犬牙相制”的政区地理格局。这一治理方略在明前期对于强化土司控制、维护地区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亦出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军民夷矛盾激化、省际矛盾突显、土司桀骜日甚等弊端。为此,明统治者欲通过邻省兼制、设立总督予以补救,然终因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部分官员提出的政区改隶建议亦因遭到反对而未能实施。“犬牙相制”遂成为影响整个明王朝西南土司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