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州南部彝族地区三产跨界综合发展研究

调研分析发现,泸南彝族地区发展一产和三产(旅游)的条件较好,而发展二产的条件较差。因此,建议着力发展特色第一产业,配套、节制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通过一产做特做好做强旅游潜力,三产做灵做活做厚乡土风味,精心设计“两产”跨界发展、协调发展,促进泸南彝族地区乡村振兴。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边疆少数民族彝族人群rs1333049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冠心病的联系

目的探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世居彝族人群染色体9p21上rs1333049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与冠心病的联系。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随机选取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各县市2018年4月至2020年12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住院的120例年龄>18岁,3代以内均居住在边疆本地的世居彝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56.83+10.29)岁,根据临床资料、冠状动脉造影及相关辅助检查分为冠心病组和对照组,每组各60例。收集个人资料及相关辅助检查指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rs1333049 SNP并分析基因型。结果冠心病组和对照组人群平均年龄分别为(58.62±9.05)岁、(55.05±11.19)岁;男性占比分别为58.3%、50.0%;冠心病组和对照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空腹血糖(FBG)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性别、不同年龄(≤45岁、>45~65岁、>65岁)人群rs1333049基因型(CC、CG、GG)频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心病组rs1333049的CG基因型频率(58.3%)高于对照组(3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了高血压、糖尿病、吸烟、饮酒后,年龄(OR=1.054,95%CI:1.009~1.101)、FBG(OR=1.741,95%CI:1.156~2.623)、rs1333049的CG基因型(OR=4.160,95%CI:1.399~12.370)为彝族冠心病的影响因素(P<0.05);年龄>61.5岁,FBG>6.06 mmol/L预测彝族人群患冠心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15、0.644,其灵敏度分别为45.0%、41.7%,特异度分别为87.3%、89.9%。结论rs1333049 CG基因型为彝族冠心病的易感基因型,结合年龄、入院FBG水平及rs1333049基因检测可评估彝族人群患冠心病的风险。

雪寒天山下的一曲剑舞——李益边塞诗的研究综述

近40年来学界对李益边塞诗的研究逐渐深入,主要围绕“豪”与“怨”两大主题、侠义精神和人文关怀两大文化内涵以及意象和审美价值两大美学视角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同时,李益边塞诗研究也存在着部分领域涉及较少、部分研究浮于表面等问题。在新时代下,李益边塞诗研究仍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深层的历史文学价值,有待于学者去挖掘和探索。

民国时期云南省立边地学校的办学过程及意义探析——以圭山省小为个案的考察

在1935年至1949年间,为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云南省政府在云南边疆创办多所边地学校,着力推行边地教育。省立圭山小学为其中之一。近十年来,相关历史得到研究,但未能深入。以圭山省小为个案,运用档案文献法和口述史法,全面、深入揭示边地学校萌芽、筹建、开学上课、发展及终结的历史过程。边地学校对边疆少数民族学生的升学深造、增进对国家的认识及了解、国家意识的形塑、革命思想的启蒙及建国初期的国家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陈毅改编湘赣边游击队地点与意义考论

关于1937年陈毅同志奉命上山改编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的地点,多年来党史学界存在“模糊处理说”、永新“铁镜山说”以及莲花“棋盘山说”等观点分歧,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铁镜山说”。但深入研究发现,永新“铁镜山说”存在史料来源单一、个人回忆叙事冲突和有违地理常识等问题;而莲花“棋盘山说”则有着多元化的且最为翔实可信的史料支撑,并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史家认同和论著采用。确认陈毅上山改编湘赣边游击队地点系莲花县境内的棋盘山,有助于发掘和认识莲花县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历史地位。

基督教与川康民族地区疾病研究——以边疆服务部所作医疗卫生研究为例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府西迁,大批学者和学术团体随之西移,加之国民政府对后方建设的需要,研究边疆成为一时之风气。在此背景下,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边疆服务部,在深入川、康地区服务边民的同时,联合当时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八所大学就地方特殊疾病展开调查研究。这些调查研究工作不仅具有医学研究的价值,对于边部的医疗卫生工作有直接的帮助,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边部整个工作的发展,与边部从事的其他服务工作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

“丧羊于易”考释

《易》之大壮卦六五爻曰:"丧羊于易,无悔。"此句解读异议颇多,各个注家的注解差异较大。对"丧羊于易"解读的关键在于对其中的"易"字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解读:郑玄、王弼和程颐等人的"交易""平易""和易"说,朱熹所开启的"疆埸"说,以及顾颉刚所主张的"有易国"说。经过考察,郑玄等人的解读不太可取,而朱子和顾颉刚的解读较为可取。

论贾谊御边策的文学与文献价值

贾谊以《新书.匈奴》篇为代表的御边策写于他任长沙王和梁怀王太傅期间,体现出他在离开中央朝廷之后仍然关注国家安危,积极参与现实的精神。这些作品善于营造声势,往往运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道理,进行对比时极力夸张。贾谊的御边策渗透的是儒家理念,在宣扬这种理念时多用生动的叙述和形象的描绘,使说理文具有叙事文的特征。其中分类铺陈的手法上继《楚辞.招魂》的传统,下开汉代散体赋的风气之先。这些作品有关乐府、角抵戏的叙述,对于研究汉代文学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

"华夷秩序"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一种国际秩序,其根基是中原王朝发达的经济和高度的文明。"华夷秩序"下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本文从古代中国边界的范围入手,循着古代中国边界的特点,分析古代中国边防的性质,进而探寻古代中国边防对当代边防的启示,以期从边防视角对"华夷秩序"下古代中国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间的关系进行新的解读。

中越彝族边民互市中的族群互动与国家认同研究

中越边民互市,带动边境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依托边境市场缓解越南北部山区的贫困,提高了边民生活水平。中越边境地区的彝族边民参与到边民互市的场域,通过互市彝族边民搭建了更为稳定交易网络,双方彝族边民的接触,促进边界彝族文化交流和碰撞,促进彝族边民的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也增强了彝族边民的国家归属意识,有利于两国彝族边民的国家认同构建。

不安的边缘:羌人南迁与“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递变

在秦汉政权强势威迫之下,原本活动在西北地区的部分羌民向蜀郡、广汉郡"徼外"地区迁徙,引起了这一地区民族社会的一系列反应。在此过程中,大量羌民"内属"。羌人南下引起原居地的"蛮夷"社会发生剧烈振动,羌、夷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大量夷民内属,同时也不断向南迁徙。"蜀汉徼外"民族关系的这种递变深刻地影响了西南民族关系史的格局变化,值得研究者深入思考。

论韩国现代主义文学旗手李箱对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受容

被誉为韩国现代主义文学旗手的李箱最初仿拟欧美和日本的现代主义诗歌,此后受到横光利一等当时知名作家的直接影响,作品向描写内心潜意识的心理主义倾斜。本文以其代表作《翅膀》为切入点,复原当时殖民地京城的历史,指出李箱的文学特殊性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历史产物,深刻反映出日本殖民统治带来的近代化及其影响。

漂泊于都市的流浪者——从《身体上的国境线》论当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失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影响力逐步渗透到文学研究领域,在这样的市场语境中,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遭遇严峻的挑战,精神堡垒也不断地蜕变与妥协。贺奕的《身体上的国境线》是以当代知识分子熟悉的环境作为考察对象和写作资源而创作的小说,是作为精神贵族的知识分子逐步向世俗解构自我的过程。

中越边境彝族边民分布特点及迁徙原因探析

彝族是中越跨境民族之一,但在越南被识别为两个民族,并根据中国民族识别标准,越南彝族可分为倮倮、濮拉、尼苏三个支系,文化大同小异,主要生活在越南北部与中国毗邻的省份,人口1.5万人。因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及彝族内部的军事活动,由滇池腹地迁徙而来,最远可以上溯到三国孟获时代,迁徙形成彝族边民的分布格局,也形成彝族边民文化特色和回归性的民族心理。

先秦边防外交思想的萌芽及嬗递

随着先秦时期华夏民族的形成,华夷之间文化上的差异趋向突出,最终导致传统华夷观的确立。从而促进了传统边防外交思想萌芽,而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纷杂,对传统边防外交思想的嬗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论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程及其历史意义

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人民军队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时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项英和中央分局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突围到以江西信丰油山为中心的赣粤边游击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领导和指挥三年游击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大致上可分为"红军和游击队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红军和游击队粉碎国民党‘清剿’"和"国共谈判,改编为新四军"三个阶段。红军和游击队用鲜血和生命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和创造的宝贵历史经验,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塘子边村彝族祭祀文化的变迁与传承

塘子边村彝族的祭祀文化从历史的纵向分析,亦随着地理生存空间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着变迁,主要表现出具有鲜明区域性特征的祭祀文化多样性生存逐步消解,传统祭祀风俗习惯不断被现代文化所遮蔽,凝结民族智慧的祭祀礼仪后继乏人,现代人类文化的普同性逐渐取代传统祭祀文化的多样性的特点,其间国家力量、群体互动、理性选择等因素成为祭祀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存续祭祀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抛除不合理理念,才能顺应时代发展。

庄学本藏彝走廊人文探访的回顾与价值

庄学本在国家边疆危机和民族学学科发展之际,投身于民族考察事业具有重要价值。先后三次进入藏彝走廊做人文探访,取得丰富成果,使其成为社会大众与藏彝走廊部分民族相互认识的媒介;是从个人角度对国家西部边疆开发战略的回应;庄学本对藏区坚持不懈地探索,使之成为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先驱;为藏彝走廊民族文明的记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清一统志》中的“大一统”书写

清前期康熙、乾隆、嘉庆三部《大清一统志》的纂修昭示了“大一统”之盛,且采用“分野”与“暑度”两种方式书写“大一统”的疆域。康熙初修《一统志》使用“分野”来书写传统“诸夏”以外的边疆地区,突破了传统的九州中国观。乾隆朝续修《一统志》,特设“西域新疆统部”,成为昭示“大一统”的鲜明标识。但就书写方式而言,受这一时期分野到馨度转变的影响,乾隆《一统志》并未把分野使用在“西域新疆统部”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清朝已不再满足于模糊的天下观,而是注重追求清晰的疆域实体。嘉庆《一统志》绘制出“皇舆全图”,并使用馨度书写“新疆统部”和“乌里雅苏台统部”,其他省区仍沿用分野,共同完成了对整个国家疆域版图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