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仰到权力——静寂主义问题的升级与博絮埃、费内隆之争的开始

1693至1695年,静寂主义问题在法国从原本并不起眼的争端演变为博絮埃和费内隆这两位王位继承人老师之间的矛盾。费内隆试图利用博絮埃在教会中的声望证明居荣夫人的主张并未偏离正统。而博絮埃却在看准风向之后通过谴责居荣夫人投入了曼特农夫人的阵营。两人的特殊身份必然导致政治势力趁机介入,更使得一场关于神学问题的争论逐渐显露出权力斗争的端倪。由于双方均站在道德制高点自我标榜,并立诸说之间无法调和,不仅让后来的研究者深感困惑,更致使两人关系恶化的原因和具体过程模糊不清。因此,探究静寂主义问题升级为博絮埃与费内隆之争的过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法国政教两界上层人物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揭示路易十四执政后期意识形态之争与政治权力斗争之间微妙而复杂的联系。

试论通史与普世史的区别——以王夫之和鲍修哀的史学著作为对象

鲍修哀是17世纪法国重要的神学家、史学家,Discourse on Universal History是他在历史学方面的代表著作。自20世纪初以来,国内不少译著和研究论著都将鲍修哀这部书的书名译作《通史论》或《世界通史》等,这是不太合适的。刘家和曾指出,中西之间有着重通史与重普世史的特点之不同。普世史固然必须以时间为经,但其重点却在共时性的普世的空间之纬;通史固然必须以空间为纬,但其重点却在历时性的时间之经。也就是说,西方思想中的Universal history(普世史或普遍史)与中国的“通史”概念在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通史”思想其核心在于“穷变通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以王夫之为例,其史学著作虽属史论体,但特别注重对古今之变以及历史变化的辩证发展和深层原因的揭示,尤其是对变与常关系的深刻把握,使其成为继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通史精神”的又一典型代表。作为与王夫之大体同时的鲍修哀,他的史学著作虽然在内容上涵盖古今广泛的时间,但指导思想却是基督教普世史的神学观念,把历史变化归于神意,未能体现出“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这是中西传统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区别。

略论伏尔泰的历史观——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基督教神学史观的批判为讨论

伏尔泰 (Voltaire)是理性主义史学家 ,博絮埃 (J .B .Bossuet)是最后一位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在启蒙运动中 ,理性主义史学和基督教史学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较量 ,此次较量以伏尔泰对博絮埃的批判为代表 ,以理性主义进步史观的胜利为结局 ,集中反映了伏尔泰理性主义历史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