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遏制与融合:《新唐书·吐蕃传》中唐朝与吐蕃关系述论

在《新唐书·吐蕃传》中,可见吐蕃向东扩展的战略及唐朝以遏制为主的策略,吐蕃一方面请求与唐朝建立和亲关系或者与唐朝结盟,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断进攻唐朝,因此唐朝与吐蕃的关系便在战与和的关系中交错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吐蕃的发展为吐蕃融入统一多民族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内容。

论唐宪宗、穆宗时期的唐蕃关系

唐宪宗、穆宗时期,吐蕃在经过德宗贞元年间唐朝、回鹘、南诏的联合抗击之后,国势渐衰,已不能再对唐朝构成严重的威胁,至穆宗长庆初年,最终与唐朝举行了罢战言和的长庆会盟。而唐、蕃关系的改善,又为唐朝剪除关东叛镇、重树中央权威创造了相对稳定的边疆局势。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的撰修及其反映的早期吐蕃史

敦煌古藏文历史文献《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的主修应该是在松赞干布后期至噶尔·东赞域宋主政时期,之后续记内容不多,为当时吐蕃政权的官方行为,具有档案的性质。《小邦邦伯与家臣》为吐蕃政权完成统一之前青藏高原存在的诸小邦及其家臣名。从《赞普世系表》可知,吐蕃政权的历史早在唐代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国、北朝早期已经开始;《赞普传记》大部分内容反映的是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统一高原的历史,主体应该也为噶尔家族当政时期撰写;《大事纪年》为唐初受中原王朝实录影响创制,开头有反映贞观九年唐灭吐谷浑以后,吐蕃与唐朝争夺吐谷浑故地的内容,还有部分内容分别涉及吐蕃废立泥婆罗王的具体时间与松赞干布灭象雄的时间。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唐代吐蕃与泥婆罗关系研究述论

由于缺乏直接历史记录文献和第一手考古出土文物证据,历史上隐约可见又具有十分重要研究价值的唐代吐蕃与泥婆罗关系的研究,始终难以取得关键性的突破,大多停留在基于零星史料的设想建构阶段。不过,在国内外学者的辛勤探索下,已经大体梳理出了唐代吐蕃与泥婆罗关系的几条脉络。

敦煌文书P.3885号中的“敌礼之恩”问题

敦煌文书P.3885号《前大斗军使将军康太和书与赞普》虽主要记载开元二十九年唐蕃双方军队对峙之事,但其中却提到了"吐蕃国大,早为敌礼之恩"一句。文书虽提及"敌礼之恩",却未说明"敌礼之恩"授予的具体时间。此外,"敌礼之恩"的授予是否就意味着唐朝开始平等对待吐蕃,也有待考证。事实上,"敌礼之恩"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含义应当结合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来看待。

王朝疆域诠解视角下的“清水议界”

清水议界,是建中四年(783)唐蕃之间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重要活动,唐廷为争取外部稳定环境优先解决内忧而主动提出,吐蕃在窘于军事开拓的困境下积极响应。文章认为,基于双方军事实力的脆弱平衡,会盟后唐蕃之间的和平未能得到长久维持,但根据山川险隘、气候物俗所勘定的边界,不仅为此后长庆会盟顺利达成奠定基础,更是在疆界形态上呈现出“点、线、带、面”多样化结合的特征。如此多样化疆界形态的出现,尤其是部分清晰化疆界的出现,并非是其具备近代主权国家边界的雏形,而是基于唐蕃攻守易势下的持久对峙,以及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在面临理想疆域与现实困境博弈下的理性实践。

建中会盟所定唐蕃疆界考

建中四年唐蕃通过会盟划定双方疆界,是中古时期中原政权与相邻政权之间会盟定界的代表。就疆界形态而言,在黄河以北、剑南及其以南区域,唐蕃疆界以自然山川为限隔,略呈线形;黄河以南、剑南以北,则是由"唐方守界-闲田-蕃方守界"组成的疆界,为带状。二者皆可基本考实。此外,盟文还以若干补充条款,规定了这一疆界尚未涉及之区域的管辖问题等。建中会盟仪式完成后,唐蕃于边境竖立界碑,并将双方盟好之事历告边州,以此确定"疆埸",这项事宜持续了数月才告完成。